又过了好几年。斯达尔采夫长得越发肥胖，满身脂肪，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走路脑袋往后仰了。每逢他肥肥胖胖、满面红光地坐上铃声叮当、由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出门，同时那个也是肥肥胖胖、满面红光的潘捷列伊蒙挺直长满了肉的后脑壳，坐上车夫座位，两条胳膊向前平伸，仿佛是木头做的一样，而且向过路的行人嚷着：“靠右，右边走！”那真是一幅动人的图画，别人会觉得这坐车的不是人，却是一个异教的神。在城里，他的生意忙得很，连歇气的工夫也没有。他已经有一个田庄、两所城里的房子，正看中第三所合算的房子。每逢他在互相信用公司里听说有一所房子正在出卖，他就不客气地走进那所房子，走遍各个房间，也不管那些没穿好衣服的妇女和孩子惊愕张皇地瞧着他，用手杖戳遍各处的房门，说：

　　“这是书房？这是寝室？那么这是什么房间？”

　　他一面走着说着，一面喘吁吁，擦掉额头上的汗珠。

　　他有许多事要办，可是仍旧不放弃地方自治局的职务。他贪钱，恨不得这儿那儿都跑到才好。在嘉里日也好，在城里也好，人家已经简单地称呼他“约内奇”：“这个约内奇要上哪儿去？”或者，“要不要请约内奇来会诊？”

　　大概因为他的喉咙那儿叠着好几层肥油吧，他的声调变了，他的语声又细又尖。他的性情也变了，他变得又凶又暴。他给病人看病，总是发脾气。他急躁地用手杖敲地板，用他那种不入耳的声音嚷道：

　　“请您光是回答我问的话！别说废话！”

　　他单身一个人。他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他对什么事也不发生兴趣。

　　他在嘉里日前后所住的那些年间，只有对科契克的爱情算是他唯一的快活事，恐怕也要算是最后一回的快活事。到傍晚，他总上俱乐部去玩“文特”，然后独自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吃晚饭。伊万，服务员当中年纪顶大也顶有规矩的一个，伺候他，给他送去“第十七号拉菲特”酒。俱乐部里每一个人，主任也好，厨师也好，服务员也好，都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想尽方法极力迎合他，要不然，说不定他就会忽然大发脾气，拿起手杖来敲地板。

　　他吃晚饭的时候，偶尔回转身去，在别人的谈话当中插嘴：

　　“你们在说什么？啊？说谁？”

　　遇到邻桌有人提到图尔金家，他就问：

　　“你们说的是哪个图尔金家？你们是说有个女儿会弹钢琴的那一家吗？”

　　关于他，可以述说的，都在这儿了。

　　图尔金家呢？伊万·彼得罗维奇没有变老，一丁点儿都没变，仍旧爱说俏皮话，讲掌故。薇拉·约瑟福芙娜也仍旧兴致勃勃地朗诵她的小说给客人听，念得动人而朴实。科契克呢，天天弹钢琴，一连弹四个钟头。她明显地见老了，常生病，年年秋天跟母亲一块儿上克里米亚去。伊万·彼得罗维奇送她们上车站，车一开，他就擦眼泪，嚷道：

　　“再会啰！”

　　他挥动他的手绢。

　　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