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样一句话来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就过去，对现在的和将来的生活来说我们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是有意义的。

　　我所经历的一切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的巨大的不幸和我的耐性感动了市民们的心，现在他们不再叫我小利钱，不再嘲笑我，每当我走过市场，也不再往我身上泼水了。关于我做工人这件事，他们已经看惯，虽然我这个贵族提着油漆桶，安装玻璃，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可奇怪的了。他们反而乐意给我活儿干，我已经被人看做高明的手艺人和继萝卜之后的最好的包工头了。萝卜虽然病后复元，虽然仍旧不搭脚手架就能够油漆钟楼的圆顶，可是已经没有力量再管工人的事。现在我就代替他在城里跑来跑去找活儿干。我雇来工人，付清工资，再解雇他们。我也借高利的债。现在我做了包工头，才明白为什么为了一个小钱的活往往会在全城跑三天以便找到铺房顶的工人。大家对我很客气，对我称呼“您”了。在我做工的房子里，房主人请我喝茶，打发人来问我要不要就在这儿吃饭。孩子们和姑娘们常常走过来，带着好奇和忧虑的神情瞧着我。

　　有一天我在省长的花园里做工，把那儿的一座凉亭漆成像是用大理石造出来的。省长出来散步，信步走进凉亭，由于闲着没事，就跟我攀谈起来。我提醒他说，从前有一天他怎样请我到他那儿去听训。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我的脸，然后把嘴努成字母“O”的样子，两手一摊，说：

　　“我记不得了！”

　　我老了，变得不爱说话，严肃起来，甚至严厉起来，不大发笑。据说我变得像萝卜了，而且跟他那样常常说些无益的训诫，弄得工人们听着乏味。

　　我原先的妻子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如今在国外生活。她父亲，那个工程师，在东部省份一个什么地方修铁路，在那儿买产业。布拉戈沃医师也在国外。杜别奇尼亚又转到切普拉科娃太太手里，她从工程师那儿打了八折把它买回来了。莫伊谢伊已经戴上圆顶礼帽。他常常坐着轻快的马车进城办事，在银行旁边停下来。据说他自己也买下一份被抵押过的田产，经常在银行里打听关于杜别奇尼亚的情形，那份田产他也打算买下来。可怜的伊万·切普拉科夫在城里漂泊很久，不做事，喝得醉醺醺的。我本来打算要他来做我们的活儿，有一个时期他跟我们一块儿油漆房顶，安装玻璃，甚至干得很有味，跟真正的油漆工人那样偷干油，要赏钱，酗酒了，可是这工作很快就使他厌倦，他想家，回到杜别奇尼亚去了，后来工人们告诉我说，他曾经挑唆他们挑一天夜里跟他一块儿去害死莫伊谢伊，抢劫将军夫人的财产。

　　父亲老多了，背驼了，每到傍晚就在自己家门附近散步。我没有到他那儿去过。

　　普罗科菲在霍乱流行时期用胡椒酒和焦油给小店主治病赚钱。我在报纸上看到，他坐在自己的肉铺里，把医师恶意批评一番，被官府用树条抽打了一顿。他的店员尼科尔卡害霍乱死了。卡尔波芙娜还活着，仍旧爱她的普罗科菲，怕他。她每次看见我，总要悲伤地摇头，叹口气说：

　　“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

　　在工作日，我总是一天到晚地忙。到了假日，遇上好天气，我就抱着我那很小的外甥女（姐姐原来料着是男孩，可是生下来一个女孩），不慌不忙地走到墓园去。到了那儿我站着或者坐着，久久地看着那个我所珍爱的坟墓，告诉小女孩说那里面躺着她的妈妈。

　　有时候我在墓地上碰见安纽达·布拉戈沃。我们打个招呼，默默地站在那儿，或者谈起克丽奥佩特拉，谈起她的女儿，谈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多么可悲。后来我们走出墓园，沉默地走着。她放慢了脚步，这是故意的，为的是跟我并排多走一会儿。那个小女孩快活，幸福，因为阳光太亮而眯起眼睛，她笑着，对她伸出手去，我们就站住，逗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玩一阵。

　　等到进了城，安纽达·布拉戈沃就心神不定，满脸通红，跟我告别，一个人继续走路了。她稳重而严峻……路上的行人看见她，再也想不到刚才她跟我并排走过路，甚至逗过小女孩。

　　18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