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过了两天她就打发我到杜别奇尼亚去，我说不出的高兴。我到车站去的时候，后来坐在火车里的时候，老是无缘无故地发笑，人们瞧着我，把我看成醉汉了。天在下雪，早晨很冷，可是道路已经变黑，乌鸦在那上面飞来飞去，呱呱地叫。

　　起初我打算在切普拉科娃太太家对面那个厢房里给我们两个人，我和玛霞，布置住处，可是那里原来早已住下许多鸽子和鸭子，要收拾干净就不能不毁掉许多鸟巢。无可奈何，我们只好搬进那所下着百叶窗的大房子，住在那些不舒适的房间里。农民们把这所大房子叫做宫殿。那里面有二十多个房间，摆设却只有一架钢琴和一个给孩子坐的、如今放在阁楼上的小圈椅，即使玛霞把自己的全部家具都从城里运来，我们也仍旧不能消除这种阴森的空虚和寒冷的印象。我选出三个不大的房间，它们的窗户都对着花园。我从早到晚收拾这几个房间，安上新玻璃，糊好壁纸，填塞地板上的隙缝和小洞。这是轻松愉快的劳动。我不止一次跑到河边去，看冰流走没有，老是觉着好像椋鸟飞来了。晚上我想着玛霞，带着说不出的甜蜜感觉，带着满腔的快乐，听耗子吵闹，听风在天花板上呜呜地叫，不住敲打。好像有个老家神在阁楼上咳嗽似的。

　　雪很深，到三月末还下了很大的雪，不过，仿佛谁使了魔法似的，雪很快就融化，春天的洪水汹涌而来，于是四月初椋鸟就嘁嘁喳喳地叫，黄色蝴蝶飞进花园里来了。天气好极了。每天黄昏以前我总要走到城里去跟玛霞见面，在那渐渐干燥、至今还发软的道路上光着脚走路是多么痛快啊！我走到半路上坐下来，瞧着那座城，下不了决心再往前走了。一看见那座城，我就心慌意乱。我不住地想：我的熟人听到我的恋爱以后会怎样对待我呢？父亲会说什么呢？特别使我心慌的，是我想到我的生活复杂起来，我完全失去纠正它的能力，它像气球似的把我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我不再想怎样挣来每天的食物，不再想怎样生活，而只是想，说真的，我不记得我想什么了。

　　玛霞坐着马车来了。我就在她旁边坐下，我们一块儿高高兴兴，自由自在地到杜别奇尼亚去。或者我等到太阳下山，独自一个人烦闷无聊，满腔不满意地走回家来，不明白玛霞为什么没有来，不料在庄园门口或者在花园里，出人意外，有个可爱的影子迎着我走来，那就是她！原来她是坐火车来的，她出了火车站就步行到这儿来了。这是什么样的喜庆啊！她穿一件朴素的毛料连衣裙，围一条三角围巾，拿一把平常的阳伞，然而腰身束紧，身段苗条，穿着外国的贵重皮靴，这是一个有才能的女演员在扮演一个小市民姑娘。我们就在我们的庄园上巡视一遍，决定谁的房间应该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应该是我们的林荫道、菜园、养蜂场。我们已经有了鸡、鸭、鹅，我们喜爱这些东西，因为它们是属于我们的。它们已经为播种准备下燕麦、三叶草、猫尾草、荞麦、蔬菜种子，我们每一回都要把这些东西检查一遍，花很多的工夫讨论收成会怎样，凡是玛霞对我说的话依我看来都非常聪明美妙。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期。

　　圣多马周过后不久，我们在距离杜别奇尼亚三俄里远的库里洛夫卡村我们教区的教堂里结了婚。玛霞希望一切都安排得平平常常，按照她的心意，我们的傧相是农村里的青年，唱歌的只有教堂诵经士一个人，我们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坐着一辆不大的、颠簸的马车，由她亲自赶车。从城里来的客人只有我姐姐克丽奥佩特拉一个人，玛霞在举行婚礼的前三天写给她一封信。姐姐穿着白色连衣裙，戴着手套。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她由于感动和快乐而轻声哭着，她脸上的表情像是慈母，无限的善良。她由于我们的幸福而陶醉，微微笑着，仿佛吸进一种甜美的空气似的。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我瞧着她，这才明白对她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爱情，人间的爱情更高尚的东西，她正在渴望这种爱情，这渴望虽是暗藏着的，胆怯的，然而它持久而且热烈。她搂住玛霞，吻她，不知道怎样表白她的快乐才好，就对她讲到我：

　　“他好！他好得很！”

　　在她动身离开我们以前，她换上平时的衣服，把我带到花园里去好跟我单独谈一谈。

　　“父亲很伤心，因为你没有写信告诉他，”她说，“应当请求他给你的婚礼祝福才对。不过实际上他很满意。他说在整个社会的眼睛里这段婚事把你抬高了，又说在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的影响下你会比较严肃地对待生活了。现在我们一到傍晚就只谈你的事，昨天他甚至这样说：‘我们的米萨伊尔。’这真叫我高兴。看起来，他正在暗自盘算什么，我觉着他仿佛打算对你做出宽宏大量的榜样，先跟你讲和。很可能过几天他会亲自到这儿来看你。”

　　她有好几回匆匆忙忙在我胸前画十字，说：

　　“好，求上帝跟你同在，祝你幸福。安纽达·布拉戈沃是个很聪明的姑娘，她谈起你的婚事，说这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新的考验。可不是！在家庭生活里不光是有快乐，也有痛苦。不会没有痛苦的。”

　　我和玛霞陪着她步行三俄里光景，然后我们慢慢走回来，一句话也不说，仿佛在养神。玛霞挽住我的胳膊，我们心里轻飘飘的，不再想谈情说爱。举行婚礼以后，我们彼此之间变得更亲近更密切，我们觉得再也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把我们拆开了。

　　“你姐姐是个可爱的人，”玛霞说，“不过看上去她好像长时期在受苦似的。你父亲一定是个可怕的人。”

　　我就对她讲起我和姐姐一向受着什么样的教育，实际上我们的童年多么痛苦，多么荒唐。她听到不久以前父亲还打过我，就打了个冷颤，紧紧地依偎着我。

　　“别说下去了，”她说，“这真可怕。”

　　现在她再也不离开我了。我们住在那所大厦的三个房间里，每到傍晚就关紧那道通到这所房子里没有人住的地方去的门，仿佛那边住着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和害怕的人似的。我很早就起床，天一亮就起来，然后我立刻找点活儿干起来。我修理好大车，在花园里开辟道路，挖掘苗床，油漆房顶。临到播种燕麦的时候，我试着把地重耕一遍，耙一耙松，撒下种子，这些事我做得很认真，不下于雇工；我干得很累，受着雨淋，迎着刺骨的冷风，我的脸和腿长久地发烧，每天夜里我都梦见一片垦松的土地。可是田间工作不能吸引我。我不懂农业，也不喜欢它，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祖先不是农夫，我的血管里流着的纯粹是城里人的血。大自然我是深深喜爱的，我喜爱田野，喜爱草场，喜爱菜园，可是用犁耕地、吆喝着瘦马的农民却穿得破破烂烂，浑身湿透，伸长了脖子，依我看来他们是一种粗暴的、野蛮的、丑恶的力量的表现，每逢我瞧着他们的笨拙的动作，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早已成为过去的、人类还不会用火的时代的、传奇般的生活。常有一头凶猛的公牛跟农民的成群的牲口一块儿走着，或者一匹马在村子里跑来跑去，响起一片马蹄声，这种事总是弄得我满心害怕。凡是略略大一点、强壮一点、凶猛一点的东西，不管它是长着犄角的公羊也好，鹅也好，拴着链子的狗也好，总使我觉得就是那种粗暴野蛮的力量的表现。遇到恶劣的天气，在耕耘过的黑土上空悬挂着沉重的乌云，这种成见就特别强烈地在我心里抬头。尤其是我耕地或者播种的时候，总有两三个人站在一旁看我干活，我就体会不到这种劳动是无法避免，理所当做的，反而觉着自己好像在玩乐似的。我比较喜欢做院子里的工作，再也没有比油漆房顶更使我喜欢的工作了。

　　我常常穿过花园，穿过草场，到我们的磨坊去。这个磨坊已经由一个库里洛夫卡村的农民斯捷潘承租下来，他长得漂亮，皮肤发黑，留一把浓密的黑色大胡子，从外貌看来像是一个大力士。他不喜欢磨坊的生意，认为这种生意枯燥乏味，无利可图，他只是为了免得住在家里才到磨坊来住的。他是个马具匠，周围总有一股好闻的松香和皮革的气味。他不喜欢谈话，为人疲疲塌塌，不爱活动，老是坐在岸边或者门槛上，嘴里哼着“乌——溜——溜——溜”。有时候他妻子和岳母从库里洛夫卡村来找他，她俩都长着白白的脸，身子很瘦，性情温柔。她们对他深深地鞠躬，称呼他“您，斯捷潘·彼得罗维奇”。他呢，既不说一句话也不动一下来回答她们，反而躲到一旁去，在岸边上坐下，轻声哼着“乌——溜——溜——溜”。他的岳母和妻子在沉默中过了一两个钟头，然后交头接耳地说几句话，站起来，对他看一阵，等他回过头来，然后她们深深地鞠躬，用娇滴滴的唱歌声音说：

　　“再见，斯捷潘·彼得罗维奇！”

　　她们就走了。这以后，斯捷潘就把她们留下的包着小面包圈或者衬衫的包袱收拾起来，叹口气，对她们那边一下眼，说：

　　“娘们儿！”

　　这个有两盘磨的磨坊昼夜不停地工作。我帮斯捷潘做工，我喜欢这种活儿。每逢他因事出外，我总是很愿意留下来替他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