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吃过饭后，他跑进厢房里来，喘着气说：

　　“走，你姐姐来了。”

　　我就去了。果然那所大房子的门廊前面停着一辆城里的敞篷马车。我姐姐来了，安纽达·布拉戈沃也跟她一块儿来了，另外还有一位穿着军装的先生。等到走近了，我才认出这个军人就是安纽达的哥哥，他是医师。

　　“我们是到您这儿来野餐的，”他说，“还好吗？”

　　姐姐和安纽达想问我在这儿生活得怎样，可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光是瞧着我。我也没有说话。她们明白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姐姐眼睛里出现了泪水，安纽达·布拉戈沃开始脸红了。大家往花园里走去。医师走在大家前头，快活地说：

　　“多好的空气！圣母啊，多好的空气！”

　　从外表看来，他还完全是个大学生。他说话和走路都像个大学生，他那对灰色眼睛的眼光那么活泼，朴实，坦率，像一个很好的大学生。他跟他那又高又美的妹妹站在一起却显得虚弱，显得单薄，他的胡子稀疏，他的嗓音也是那种不洪亮的男高音，不过十分好听。他在某地一个军团里服务，现在休假，回来探望亲人。他说今年秋天要到彼得堡去参加医学博士考试。他已经成了家，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女，他结婚很早，那是在他念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现在城里人说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他已经不跟妻子住在一块儿了。

　　“现在几点钟了？”姐姐不安地问道，“我们得早点回去才好，爸爸放我出来看弟弟，说定了要我六点钟回去！”

　　“唉，您的爸爸真是严！”医师叹道。

　　我端来了茶炊。在大房子的露台前面铺了一张地毯，我们就坐在那上面喝茶，医师跪在地毯上，用碟子喝茶，说他体验到了幸福。后来切普拉科夫回去取钥匙，开了玻璃门，我们大家就走进了那所房子。房子里阴暗，神秘，有蘑菇的气味，我们的脚步发出很响的声音，仿佛地板底下是个地窖似的。医师站在那儿按钢琴的键，钢琴就用微弱的、颤抖的、嘶哑的、然而仍旧和谐的琴音回答他，他就试了试嗓子，唱起一支抒情歌来，等到有个琴键不出声了，他就皱起眉头，急得跺脚。我姐姐不再张罗回家，在房间里兴奋地走来走去，说：

　　“我快活啊！我快活得很，快活得很啊！”

　　从她的声调里可以听出惊奇的意味，倒好像她信不过自己也能心绪很好似的。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她这么快活。她甚至变得好看了。她的相貌本来不美，她的鼻子和嘴有点向前翘起来，显出一种神情，好像她在吹气似的。可是她那对黑眼睛好看，她那张脸白得娇嫩，脸上总有善良和悲哀的动人神情，因此，她讲话的时候就显得妩媚，甚至美丽。她和我，我们两个人，都长得像我们的母亲，肩膀宽，身体壮，刻苦耐劳，可是她脸上的苍白却像有病的样子。她常常咳嗽，我有时候在她眼睛里看出凡是身患重病，而又因为某种缘故瞒住不说的人所常有的那种神情。眼前，她的快活却有点孩子气，有点天真，倒好像我们小时候，被严厉的教育压制和扑灭的那种欢乐，现在突然在她灵魂里醒过来，要爆发出来似的。

　　可是等到黄昏到来，马车准备好，姐姐就消沉下来，在那辆敞篷马车上坐下，变得憔悴了，从她的神色看来仿佛这辆马车是被告席上的凳子似的。

　　他们都走了，热闹收场了……我想起安纽达·布拉戈沃始终没有跟我交谈一句话。

　　“这真是个怪姑娘！”我想，“这真是个怪姑娘！”

　　圣彼得节前的斋期到了，从此我们就天天吃素。我闲着没事做，职位又不固定，因此那种生理上的烦闷折磨着我，我不满意自己，无精打采，肚子又饿，一味在这庄园上蹓跶，只等生出一种适当的心情，那就可以动身离开此地了。

　　有一天将近黄昏，萝卜正坐在我们的厢房里，忽然多尔日科夫走进来，他给太阳晒得挺黑，浑身扑满尘土，变成灰色了。他在自己的工段上待了三天，现在坐机车到杜别奇尼亚，从车站步行到我们这里来。他在等马车，而马车大概要从城里来，他就趁这工夫带着总管在这个庄园上巡查一遍，大声地发命令，然后在我们这个厢房里坐了整整一个钟头，写了一些信。就在这段时间，来了一些电报，是打给他的，他就亲自在电报机上回了电报。我们三个笔直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响。

　　“简直乱七八糟！”他厌恶地瞧着表报说，“过两个星期我就要把这办公处移到车站上去了，我真不知道该拿你们怎么办才好，先生们。”

　　“我尽了力了，大人。”切普拉科夫说。

　　“当然，当然，我看得出来您在怎样尽力。您只会拿薪水，”工程师瞧着我，接着说，“您老是指望托人情，只求快一点，便当一点地faire la carrière。哼，我才顾不得什么人情不人情。以前从来就没有人为我张罗过，先生。在人家叫我修铁路以前，我当过机车司机，在比利时做过普通的加油工人，先生。还有你，潘捷列，你在这儿干什么？”他回过身去问萝卜，“是跟他们一块儿灌酒吧？”

　　不知什么缘故，他把一切普通人都叫做潘捷列，他看不起像我和切普拉科夫这样的人，背地里骂我们是酒鬼，畜生，下流胚。总之，他对小职员很苛，常常罚他们钱，冷冰冰地把他们革职，而且连一句解释的话也不说。

　　最后马车来接他了。他临走说定，过两个星期把我们一股脑儿革职，骂总管是个笨蛋，随后在马车上大模大样地坐好，进城去了。

　　“安德烈·伊万内奇，”我对萝卜说，“收我做个工人吧。”

　　“哦，那有什么不行的！”

　　我们就一块儿往城里走去。等到车站和庄园远远地落在我们后面，我就问：

　　“安德烈·伊万内奇，为什么您刚才到杜别奇尼亚来？”

　　“第一，我的那些小伙子在铁路线上做工；第二，我来付将军夫人的利息。去年我在她那儿借了五十个卢布，现在我每月付给她一个卢布的利息。”

　　这个油漆工人站住，抓住我的纽扣。

　　“米萨伊尔·阿列克谢伊奇，我的天使。”他接着说，“我是这样看事情的：要是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位先生，哪怕拿很小很小的一点利钱，那他就是一个坏人。这种人心里不会有真理。”

　　清瘦苍白、样子可怕的萝卜闭上眼睛，摇着头，用哲学家的口气说：

　　“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主啊，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