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很长的货车在这个小火车站上已经停了很久。火车头闷声不响，仿佛熄了火似的。火车附近和小车站的门里没有一个人影。

　　从一节车皮射出一道苍白的光，爬过一条备用线的铁轨。在那节车皮里，有两个人坐在一件铺开的毡斗篷上：一个是老人，有一把挺大的白胡子，穿一件羊皮袄，戴一顶高高的羔皮帽，有点像高加索一带那种羊皮高帽。另一个是没生胡子的青年，穿一件破旧的厚呢上衣，脚上是一双沾了烂泥的高统靴。他们是货物的托运人。老人坐着，脚向前伸出去，沉默不语，在思索什么事。青年半躺半坐，拉着一个便宜的手风琴吱哩吱哩响，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有一盏灯挂在他们附近的墙上，灯里点一支牛油烛。

　　这节车皮装得满满的。谁要是在昏暗的灯光中瞧一瞧货物，那么最初他的眼睛就会看出这儿有一种不定形的怪东西，一种肯定活着的东西，像是大螃蟹，活动着螯和须，挤在一块儿，悄悄地沿着光滑的墙向车顶上爬过去。不过，人若是凝神看一看，那么在昏暗里就开始清楚地现出犄角和犄角的影子，然后现出精瘦的长背、肮脏的皮毛、尾巴、眼睛。原来那是牛和牛的影子。这节车皮里一共有八头牛。有的牛扭转身来，瞧着这两个人摇尾巴，有的极力要躺下去，或者站得舒服点。它们很挤。要是有一头牛躺下去，别的牛就得站着，挤在一块儿。这儿没有牲口槽，没有拴牛桩，没有草垫，没有一根干草……

　　经过长久的沉默以后，老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银表，瞧一瞧现在是什么时间：两点一刻。

　　“我们在这儿停靠差不多有两个钟头了，”他说，打了个呵欠，“还是去催一催他们的好，要不然我们就会在这儿熬到天亮。他们睡着了，或者上帝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

　　老人站起来，跟他的长影子一块儿小心地下了货车，走进黑暗里。他沿着这列火车向火车头走去，经过大约二十节货车，看见一个开了炉门的红火炉。有个人一动也不动地对着炉子坐着，他那鸭舌帽、鼻子、膝头，染着紫红的火光，其余的部分是黑的，跟黑暗的夜色混在一起分不大清了。

　　“我们还要在这儿停很久吗？”老人问。

　　没有回答。那个不动的人分明睡着了。老人烦躁地嗽了嗽喉咙，由于天气阴潮而缩起脖子，绕过火车头走去。这时候，火车头的两道明晃晃的灯光一刹那间照着他的眼睛，他觉得夜色越发黑了。他向火车站走去。

　　车站的月台和台阶是湿的。这儿那儿，有一摊摊不久以前落下来的白雪在融化。火车站里却又亮又热，跟浴室里一样。有煤油的气味。这儿除了一架磅秤和一张不大的黄色长沙发，长沙发上有一个穿着列车员制服的人躺着睡觉以外，根本什么摆设也没有。左边有两扇敞开的门。从一个门口望进去，可以看见一架电报机和一盏安着绿罩子的灯。从另一个门口可以看见一个不大的房间，倒有一半给黑色的食器橱占去了。在这个房间里，列车长和火车司机坐在窗台上。他俩一面揉搓着手中的一顶帽子，一面在争论。

　　“这不是真的海龙皮，是冒牌货，”司机说，“真正的海龙皮不是这个样子。不怕您见怪，这顶帽子至多值五卢布！”

　　“您倒懂得不少……”列车长说，不高兴了，“五卢布！我们马上来问问这个商人就是。马拉欣先生，”他对老人说，“您说说看：这是假海龙还是真海龙？”

　　老马拉欣用手接过帽子来，带着内行的神气摸了摸皮子，吹一吹，再凑到鼻子上闻一闻，他那气愤的脸上忽然现出轻蔑的笑容。

　　“这一定是假货！”他高兴地说，“这是假货。”

　　他们吵起来了。列车长硬说帽子上的海龙皮是真货，司机和马拉欣极力想说服他，说这不是真货。吵到半中腰，老人忽然想起他上这儿来的目的了。

　　“海龙归海龙，帽子归帽子，可是火车却停着没走啊，诸位先生！”他说，“怎么啦？在等什么人呀？开车吧！”

　　“开车吧，”列车长同意，“我们再抽一支烟就开车吧。不过也不必着急……反正到了下一站我们还是得等着！”

　　“为什么呢？”

　　“哦……我们误点太多了……要是在一个车站上误了点，那到了下一站就不能不耽搁，先放对面来的列车过去。现在开车也好，明天早晨开车也好，反正我们已经不能算是第十四次车了。我们大概要改成第二十三次车了。”

　　“您怎么算出来的？”

　　“哦，就是这么算的。”

　　马拉欣带着探询的神情瞧了瞧列车长，思忖一下，随口嘟哝着，仿佛在自言自语似的：

　　“上帝作证，我已经算了一下，甚至记在一个本子上了。我们一路上光是停车就耗掉了三十四个钟头。先生们，如果你们照这样下去，结果就会这样：要么我的这些牛都死掉，要么就算我到了那边，牛肉也卖不上两卢布了。这不是赶路，这简直是倾家荡产！”

　　列车长拧起眉毛，叹口气，那神情好像想说：“这话不幸是实在的！”司机一声不响，瞧着帽子发呆。凭他们两个人的脸色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怀着同样隐秘的思想，他们不说出来倒不是因为他们想掩盖，而是因为这样的思想用沉默比用话语更能传达。老人明白了。他伸手到口袋里拿出一张十卢布的票子，既没有说几句开场白，也没有改变声调和脸色，而是带着大概只有俄罗斯人在授受贿赂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信心和爽快，把票子递给列车长。列车长接过来，一句话也没说，把它叠成四折，不慌不忙地放进口袋里。这以后他们三个人走出房间，在路上叫醒列车员，到站台上去了。

　　“什么天气啊！”列车长抱怨道，耸了耸肩膀，“黑得要命！”

　　“是啊，这天气真糟糕。……”

　　从窗口可以看见电报员的亚麻色脑袋在绿灯和电报机旁边出现。没过多久，在电报员脑袋旁边又出现一个脑袋，此人一脸胡子，戴着红帽子，那一定是站长。站长低下头凑着桌子，正在读一张蓝色公文纸上的字，用烟卷顺着一行行字很快地画下去……马拉欣向他的货车走去。

　　他的旅伴，那个青年，仍旧半躺半坐，拉着手风琴，声音低得听不清。他比孩子大不了多少，还没有长出唇髭。他那颧骨高高的丰满的白脸现出孩子气的沉思神情。他的眼神不像大人，显得忧郁而温顺，可是他肩宽背厚，身体强壮、笨重、粗鲁，跟老人一样。他不动，也不变换姿势，好像搬不动自己那粗大的身躯似的。仿佛他只要动一动，身上就会有什么地方裂开，或者发出一片响声，弄得他自己和那些牛惊吓起来。他那又肥又大的手指头笨拙地按着手风琴的琴键，从这些手指头下面连绵不断地传出一种微弱细小的响声，合成一个朴素单调的旋律。他听着，分明很满意自己的手法。

　　铃声响了，可是声音那么含混，好像不是从近处，而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跟着又来了急促的第二遍铃声，然后是第三遍，列车长吹哨子了。在深深的寂静中过了一分钟，货车仍旧停在原地不动，可是车底下传来一种含混的声音，像是雪橇的滑铁辗雪的声音。紧跟着货车摇动一下，那声音就停了。接着又是一片沉寂。可是马上来了缓冲器的碰撞声，货车受到猛烈的碰撞而颠动一下，好像往前跳跃了一步。牛都摔下去，倒在彼此的身上。

　　“只求你到下一个世界也吃这样的苦头才好！”老人嘟哝着，摆正他的高帽子，刚才火车一颠，帽子已经滑到后脑勺上去了，“照这样，他要把我的牲口都弄得受伤了！”

　　亚沙一句话也没说，站起身来，抓住一头倒下去的牛的犄角，扶它站立起来……这一颠以后又没有动静了。辗雪的声音又从货车底下传来，仿佛货车稍稍倒退了一下。

　　“马上又要震动了。”老人说。

　　果然，那种痉挛穿过整列火车，碰撞声传来，火车颠动一下，牛又摔下去，倒在彼此的身上。

　　“真费劲啊！”亚沙留神听着，说，“火车一定很重。它好像动不得了。”

　　“以前它并不重，可是现在忽然重起来了。不对，我的孩子，这是说，列车长没有把钱分给他。去，给他送点钱去，要不然，他就会把我们一直颠到明天早晨的。”

　　亚沙从老人手里接过一张三卢布的票子，跳下货车。他那笨重的脚步声在货车外面低沉地响起来，接着，渐渐消失了。随后是沉静……隔壁的一节货车里，一头公牛发出一声悠长而低沉的叫声，仿佛在唱歌似的。

　　亚沙回来了。一股又潮又冷的风扑进货车里来。

　　“关上门，亚沙，我们睡吧，”老人说，“何必白白点着蜡烛呢？”

　　亚沙拉动沉重的门。火车头的汽笛鸣响，列车开动了。

　　“好冷！”老人嘟哝着，在毡斗篷上躺下，把脑袋枕在一个包袱上，“在家里多好啊！那儿又温暖，又干净，又软和，有地方可以祷告，在这儿我们却比猪还苦。我已经有四天四夜没脱过靴子了。”

　　亚沙的身子由于火车震动而摇摇晃晃，他打开挂灯的小门，用湿手指头掐掉烛心。烛火闪烁了一下，像炒锅一样嘶嘶响，随后就灭了。

　　“对了，我的孩子……”马拉欣接着说，听见亚沙在他身边躺下，觉得那年轻的阔大的背贴着他自己的背了，“这儿很冷。每条缝里都不住地吹进风来。要是你妈妈或者妹妹在这儿睡上一夜，那么到第二天早晨准保冻死了。就是这么的，我的孩子，你不肯像你哥哥那样念书，进中学，那你只好跟你爸爸一块儿运这些牛了。这是你自己不好，你只能怨自己……现在你哥哥正在床上睡觉，盖着被子，可是你呢，吊儿郎当，懒懒散散，只好跟牛待在一块儿……是啊……”

　　在火车的隆隆声中，老人的话听不清楚了，可是他仍旧唠叨很久，叹气，嗽喉咙。这辆货车的冷空气渐渐变得越来越稠密、闷人。新粪和蜡烛的焦气发出刺鼻的气味，弄得空气难闻，酸臭，亚沙在昏睡中嗓子和胸膛发痒。他嗽喉咙，打喷嚏；老人却习惯了，仿佛没什么不合适似的，用整个胸膛呼吸着，只是偶尔咳几声罢了。

　　凭火车的摇晃和车轮的隆隆声来判断，火车开得很快，可是不稳。火车头大声地喘息，它喷气的声音跟火车的隆隆声合不上拍子，它们合起来成了一种沸腾的声音。那些牛不安地挤在一块儿，它们的犄角撞击着车壁。

　　老人醒来的时候，清晨的深蓝色天空从车壁的裂缝和敞开的小窗口钻进来。他觉得冷得难受，特别是背脊和两只脚。火车停住了。亚沙带着睡意，一脸的不高兴，正在那些牛旁边忙碌着。

　　老人醒来，心绪不好。他皱起眉头，沉下脸，生气地嗽一嗽喉咙，从眉毛底下瞧着亚沙，亚沙正用强壮的肩膀顶住一条牛的胸脯，微微把它举起来，极力解开它腿上的绳子。

　　“昨天晚上我就跟你说过绳子太长，”老人叨唠着说，“可是没用，‘不算太长，爸爸！’叫你做点事，你总是不听，什么事你都由着自己的性子干……蠢货。”

　　他生气地拉开门，亮光涌进货车里来了。一列客车正好停在门对面，那列客车的后面是一所有遮阳的红房子，这是个大火车站，设有食堂。车顶和车台、土地、枕木上都铺着薄薄的一层新落下来的松软的雪。可以看见乘客们在客车车厢中间的平台上来来往往。有一个红头发、红脸膛的宪兵在来回踱步。有一个仆役穿着礼服和雪白的胸衣，没有睡足，现出怕冷的样子，大概很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正在月台上跑着，手里托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一杯茶和两块面包干。

　　老人起来，开始面向东方念祷告词。亚沙安顿好那条公牛，把铲子放在角落里，也站到他旁边来念祷告词。他光是动着嘴唇，在胸前画十字。父亲却大声念出来，把每段祷告词的末尾念得又响又清楚。

　　“……以及来世的生活。阿门！”老人大声念着，吸一口气，立刻又念另一段祷告词，一念到末尾声调就清楚而坚定，“……而且把你的小牛献到祭坛上！”

　　念完祷告词，亚沙急急忙忙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

　　“请您给我五戈比。”

　　一拿到五戈比的硬币，他就提起一把红的铜茶壶，跑到车站上去买开水。他大步跳过铁轨的枕木，在羽毛样的白雪上留下大脚印，一路上把茶壶里昨天的剩茶倒干净，往食堂那边走去，同时拿那五戈比的硬币敲得茶壶叮当响。从货车里可以看见食堂老板推开那把大茶壶，不肯为五戈比卖掉差不多半个茶炊的开水，可是亚沙自己拧开了龙头，张开胳膊肘不让人家来干涉，给他的茶壶斟满了开水。

　　“该死的坏蛋！”食堂老板眼看亚沙跑回货车，就对着他的后影嚷道。

　　到喝茶的时候，马拉欣那阴沉的脸才算开朗了一点儿。

　　“我们会吃会喝，可就是记不得正事，”他说，“昨天一天我们没干别的，光是吃啊喝的，大概就连花掉的钱都忘了记账。什么记性啊，我的天！”

　　老人一面回想，一面念出昨天的一笔笔开销，在一个破笔记本上记下他在什么地方给了列车长、司机、擦油工人多少钱……

　　这当儿客车早已开走了，一个值班的火车头在空铁道上驶来驶去，仿佛并没有什么一定的目的，纯粹因为自由自在而高兴似的。太阳已经升上来，照得白雪发亮；从车站的遮阳上和货车顶上落下一滴滴明亮的水珠。

　　喝完茶，老人走下货车，慢吞吞地溜达到车站去。在车站的头等车乘客候车室中央站着他认识的列车长和站长，站长是个青年人，留着一把好看的胡子，穿一件漂亮的粗呢大衣。这个青年大概不习惯站在一个地方不动，总是优雅地调换两只脚把身子的重心一会儿放在左脚上，一会儿移到右脚上，像是一匹善于长跑的骏马。他这边看看，那边望望，看见每个过路的人都把手伸到帽沿上行个礼，眯细眼睛，微微笑着……他脸颊绯红，身子结实，心情畅快。他的脸上洋溢着热诚，神采焕发，仿佛他刚从天上跟那些羽毛样的雪一块儿落下来似的。列车长看见马拉欣，就惭愧地叹口气，把两手一摊。

　　“我们不能走第十四次车了！”他说，“我们误点太多了。已经有另外一列车走第十四次车了。”

　　站长很快地翻看了几张公文纸，然后把他那热情的蓝眼睛掉过来瞧着马拉欣，微微笑着，向后者呼出清新的气息。他向马拉欣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您是马拉欣先生吗？您运牛吗？八车？现在怎么办呢？你们误点了，昨晚我已经让第十四次车开出去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青年人用两个粉红的手指头小心地捏着马拉欣的短皮袄上的毛，调换着脚，亲热而恳切地对他解释说，某次车已经开走，某次车正要开走，他愿意尽自己的能力为马拉欣做一切事情。凭他的脸色看得出来，他真的不但愿意做任何事情来使马拉欣高兴，甚至愿意尽力使全世界高兴。他是那么幸福，那么满意，那么快活！老人听着，虽然完全弄不懂火车复杂的车次制度，却还是赞许地点头，也伸出两个手指头去摸站长那件厚呢大衣上的软毛。他看着这个体面而殷勤的青年，听着他讲话，觉得很畅快。为了也表一表自己的好意，他就拿出一张十卢布票子，想了一想，又添上两张一卢布票子，递给站长。站长接过去，把手指头伸到帽沿那儿行个礼，然后优雅地把钱往口袋里一塞。

　　“听我说，诸位先生，我们不是可以照这样办吗？”他忽然想起一个刚刚来到他脑子里的新办法，就说，“军用列车误点了……你们看……它还没来……那么你们何不就算做军用列车呢？我让军用列车走第二十八次车好了。怎么样？”

　　“依您就是。”列车长同意。

　　“好极了！”站长高兴地说，“既是这样，那你们就用不着在这儿等了，马上就开车吧！我立刻去吩咐把你们这一列车放出去！好极了！”

　　他把手举到帽沿那儿向马拉欣行了个礼，就跑着回他的房间去了，一路上翻看着公文。老人对刚才的一番谈话很满意。他微笑着，瞧了瞧整个候车室，好像要找一找这儿还有什么称心的东西没有。

　　“我们不妨去喝一盅。”他拉住列车长的胳膊说。

　　“喝酒好像还太早一点吧。”

　　“不，您就让我做个东道吧。”

　　他俩就走到食堂去了。喝完一杯酒，列车长化了不少工夫挑选下酒的菜。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很胖的人，脸颊鼓起，可是没有血色。他胖得令人讨厌，皮肉松弛，脸色发黄，凡是喝酒太多和不按时睡觉的人都是那样。

　　“现在可以再喝一杯，”马拉欣说，“这会儿天冷，应该喝点酒。吃吧，请！这样看来，我可以仰仗您了，列车长先生，一路上不会再有麻烦或者不痛快的事了。因为您知道，讲到我们这种牲口生意，每个钟头都是宝贵的。今天肉是一个价钱，到明天，您瞧，又是另一个价钱了。要是耽误一两天，没卖上好价钱，那就没钱可赚，回家的时候——对不起，我要说句粗话——连裤子都没有了。请再喝点……我仰仗您了，讲到请您吃点什么，或者您想要点什么，那我是随时愿意表表自己的心意的。”

　　请列车长吃喝以后，马拉欣回到货车上。

　　“我刚才做了笔好买卖，我们这趟车改成军用列车了，”他对儿子说，“我们要走得快了。列车长说，要是我们一路走这趟车，明天傍晚八点钟就可以到了。要是不动脑筋，我的孩子，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就是这样的……你得留神学着点儿……”

　　第一遍铃声响过以后，一个脸孔沾满煤烟因而发黑的男子走到这节车皮的门前来。他穿着一件衬衫和一条肮脏的破裤子，裤腿没有塞在靴筒里。这人是擦油工人，他刚才爬到货车底下，用锤子敲击车轮。

　　“先生，这几节车皮装的是您的牛吗？”他问。

　　“是啊。怎么样？”

　　“是这样的，有两节车皮出了毛病。不能把它们开走，它们得留在这儿等待修理。”

　　“唉，得了，别瞎扯了！你不过要喝一盅酒，要我塞给你几个钱罢了……那你实话实说得了。”

　　“随您怎么说，可是我有责任马上把这件事报告上去。”

　　老人既没生气，也没分辩，却心平气和，几乎不由自主地从口袋里拿出两个二十戈比的硬币，递给擦油工人。那人也极其心平气和地接过去，好意地瞧着老人，和他攀谈起来：

　　“那么您是去卖牲口吧……这可是好买卖！”

　　马拉欣叹口气，心平气和地瞧着擦油工人的黑脸，告诉他说：做牲口生意，从前倒的确有钱可赚，不过现在却变成冒险的赔钱生意了。

　　“我这儿还有个伙伴，”擦油工人打断他的话，“您，商人先生，不妨也赏他几个钱吧……”

　　马拉欣就也给那伙伴一点钱……军用列车走得快，在各站停靠的时间比较短。老人满意了。那个穿厚呢大衣的青年留下的愉快印象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他喝下的那点白酒弄得他的头脑微微发晕。天气也真好，一切都好像很顺利。他讲个没完，每到一个停车的地方就赶到食堂去。他觉得需要一个人听他讲话，就时而带着列车长一块儿去，时而带着司机，并且不是光喝酒，而是消磨不少工夫，一面碰杯，一面讲话。

　　“你们有你们的行业，我们有我们的行业……”他带着亲热的笑容说，“求上帝保佑我们，也保佑你们，但愿按上帝的意思，而不是按我们的意思做……”

　　喝了白酒，他渐渐兴奋起来，一心想干正经事了。他想张罗一下，忙碌一下，打听打听，不断地讲话。他时而摸口袋，摸包袱，找什么单据，时而想起一件事，可又想不清楚，时而拿出钱夹子，无缘无故地把钱重新数一遍。他忙忙碌碌，唉声叹气，战战兢兢，合起手掌……他把京城里肉商寄来的信和打来的电报，账单，邮局和电报局的收据，公文纸以及自己的笔记本摊在面前，把他所想的说出来，硬逼着亚沙听他讲。

　　等到他看厌了表格，谈厌了市价，他就在火车停靠的时候在装牛的各节货车之间跑来跑去，什么事也不干，光是举起双手轻轻地一拍，惊恐地叫喊起来：

　　“哎呀，我的天啊！我的天啊！”他用凄苦的声调说，“神圣的殉教徒符拉西！虽然它们是公牛，虽然它们是畜生，可是它们也跟人一样要吃要喝啊。它们已经有四天四夜没吃没喝了。哎呀，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亚沙是个听话的儿子，他跟着父亲走，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老人常去食堂，他却不高兴。虽然他怕父亲，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说几句。

　　“瞧，您又来了！”他说，严厉地瞧着老人，“您干吗这么高兴？难道今天是您的命名日还是怎的？”

　　“不准你教训父亲。”

　　“瞧您养成了什么习气……”

　　每逢亚沙用不着跟随父亲奔走的时候，他就坐在毡斗篷上，拉手风琴。偶尔，他也走出货车，沿着列车懒洋洋地走动。他在火车头旁边站住，双目久久地紧盯着车轮，或者瞧着工人把一块块木头丢到煤水车上。烧热的火车头在喘气，木块一掉进去就发出新木料那种清脆、结实的爆裂声。司机和他的助手是十分冷漠、不动心的人，做出种种莫名其妙的动作，一点也不忙。亚沙在火车头旁边站了一会儿，就懒洋洋地溜达到火车站去。到了火车站，他看遍食堂里的吃食，出声读一张完全没趣味的布告，然后慢吞吞地回到货车上去。他的脸既没表现烦闷，也没表现欲望；仿佛不管在什么地方，在家里也好，在货车上也好，在火车头旁边也好，对他来说都一个样……

　　傍晚时分，这列火车停在一个大火车站附近。铁路线上的灯刚刚点亮；灯光衬着蓝色背景，在新鲜清澈的空气里，显得透明而苍白，跟星星一样；只有火车站天篷底下的那些灯才发红发亮，那儿已经黑下来了。所有的铁道上都有车辆，好像再开来一列火车就没处停了。亚沙跑到火车站买开水来冲晚茶。装束考究的上流女人和中学生正在月台上散步。要是从月台上往远处望，就可以看见车站两边，幽暗的暮色中有些遥远的灯火在闪亮。那是一座城。什么城呢？亚沙却没心思去管它。他只看见火车站外边那些昏暗的灯火和难看的房子，听见马车夫嚷叫，觉得刺骨的寒风吹到脸上来，心想那个城大概不好，不舒服，沉闷……

　　等到喝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墙上跟昨天傍晚一样又挂上了灯。忽然火车微微一震动，颤抖起来，轻轻地往后退去。退了一小段路，就停下来了。他们听见不清楚的嚷叫声，有人敲着缓冲器旁边的铁链，嚷道：“行了！”火车开动，往前驶去。大约十分钟以后，它又给拖回来了。

　　马拉欣走出货车，认不得他的这列火车了。他的八节牛车跟几节不高的敞篷货车排成一列，那些车辆原先并不属于这列火车，其中有两三节装着乱石，别的都空着。在这列火车旁边跑来跑去的列车员都是些生人。他问他们话，他们只勉强而含混地回答一句。他们没有心思理睬马拉欣，他们正在忙着把这列火车挂好，为的是赶快办完事，回到暖和的地方去。

　　“这是哪一次车？”马拉欣问。

　　“第十八次车！”

　　“可是军用列车在哪儿？为什么把我的车从军用列车里拆下来了？”

　　没有人答话，老人只好走到火车站去。他先找他认识的列车长，却没找到，就去找站长。站长坐在自己房间的桌子旁边，翻看一叠公文。他很忙，假装没看见走进来的人，他的相貌很威严：一头剪短的黑发，两只招风耳，一根钩子样的长鼻子，一张黝黑的脸。他脸色阴沉，仿佛在怄气似的。马拉欣开始对他冗长地诉说自己的要求。

　　“什么？”站长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往椅背上一靠，接着愤慨地问下去，“什么？为什么您不该走第十八次车？您说得清楚一点，我听不懂！怎么？您要我有分身法，样样事情同时抓吗？”

　　他向马拉欣提出一大串问题，不知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凶了。马拉欣已经在口袋里摸皮夹子，可是到头来，站长不知什么缘故感到受了委屈，十分生气，他从椅子上跳起来，离开了房间。马拉欣耸耸肩膀，走出去找别人说话去了。

　　要就是由于烦闷，要就是由于想给这忙碌的一天再添点忙，要就只是由于他的目光偶尔落到一扇印着“电报”两个字的小窗子上，总之，他走到窗口，说要打电报。他拿起一支钢笔，想了想，在一份蓝纸上写道：“加急电报。运输处长台鉴。八节车皮的活牲口。在各站受到留难。请即指定快车车次。复电费已付。马拉欣。”

　　打出电报以后，他又走到站长室去。在那儿，他发现在一个蒙着灰色呢套子的小长沙发上坐着一个上流人，仪表端庄，生着络腮胡子，戴着眼镜和一顶貉皮帽子。他穿的皮袄很特别，像是女人穿的，用皮子镶边，肩上有穗带，袖子开岔。他面前站着另一个上流人，长得很瘦，可是精壮，穿着铁路查票员的制服。

　　“您可再也想不到，”查票员对那个穿怪皮袄的上流人说，“我要跟您讲一件稀奇古怪的事！Z铁路不动声色，暗中偷走了N铁路的三百辆车皮。这是实在的事，先生！我敢当着上帝赌咒！他们把车皮弄走，重新涂一层油漆，写上他们自己的字母，于是万事大吉！N铁路派出密探到各处侦察，他们找了又找，后来，您瞧，他们偶然发现Z铁路的一辆破车皮。他们拉到自己的车房里去修理，忽然间，真是难以相信，他们在车轮和轮轴上看见了他们自己的印记。您看如何？啊？要是这事是我干的，他们就会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可是他们对铁路局却马马虎虎就算了！”

　　马拉欣喜欢跟有知识、有教养的人谈天。他摸摸胡子，尊严地参加了谈话。

　　“诸位先生，比方，拿这个例子来说，”他开口道，“我正在运牲口到X地。满满的八车。挺好……您猜怎么着，每一车皮牲口他们要收六百普特重的货物的运费。八头牛哪儿有六百普特重，那要轻得多，可是他们才不管呢……”

　　这当儿亚沙走进房间，找他的父亲来了。他听着，想在椅子上坐下来，可是大概想到自己的身子重，就走开，坐到窗台上。

　　“他们才不管呢，”马拉欣接着说，“而且硬要我跟我儿子出三等车的车票钱四十二卢布，因为我们要在货车里跟公牛待在一块儿。这是我儿子亚科夫。我家里还有两个儿子，可是他们上学念书去了。哼，这且不说，依我看呐，铁路把牲口商人弄得倾家荡产了。早先，人家赶着一群群牲口走路，生意倒好做得多。”

　　老人说话拖拖拉拉，长得很。每说完一句，他就瞧一瞧亚沙，好像要说：“瞧，我在怎样跟有学问的人谈话！”

　　“唉！”查票员打断他的话，“谁也不愤慨，谁也不批评一句！为什么？那很简单。可恶的事，只有在偶然发生的时候，在它破坏了秩序的时候，才会引人注意，惹人愤慨。而在此地，实在糟极了，这种事却已经是早已风行的常规，成为秩序本身的基础，每一条枕木都带着它的烙印，冒着它的气味，这种事很快就成了习惯！就是这么的，先生！”

　　第二遍铃声响了。穿怪皮袄的上流人站起来。查票员挽着他的胳膊，仍旧热烈地谈着，跟他一块儿到月台上去了。响过第三遍铃声，站长跑进房间里来，在他的桌子旁边坐下。

　　“请问，我跟哪一次车走？”马拉欣问。

　　站长瞧着一张公文纸，气愤地说：

　　“您是马拉欣吗？八节车皮？每节车皮您得付一卢布，此外您还得付六卢布二十戈比的印花费。您没有贴印花。那么一共付十四卢布二十戈比。”

　　他拿到钱，写了几个字，用沙土吸干墨水，生气地从桌子上抓起一卷表格，很快地走出房间去了。

　　傍晚十点钟，马拉欣接到运输处长的回电：“优先放行。”看完电报，老人意味深长地了眼睛，很满意自己，就把它塞进口袋。

　　“哪，”他对亚沙说，“瞧着，学着点。”

　　到半夜，他那列车开走了。夜色跟昨晚一样黑，天也一样冷。每站停留的时间长了。亚沙坐在毡斗篷上，心平气和地拉手风琴，老人仍然心不定，想干点什么。到了一个火车站，他起意要递个状子上去。有一个宪兵答应他的请求，坐下来写道：“一八八年十一月十日，N铁路局宪警处Z区军士伊里亚·切列德根据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九日法令第一款在X车站起草此项报告，内容如下……”

　　“底下写些什么呢？”宪兵问。

　　马拉欣在他面前摊开公文纸、邮件和电报收据、账单……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他要宪兵写些什么。在这报告里，他想写的不是哪一件单独的事情，而是整整这一趟旅行的经过，说明他所有的损失，跟站长们的谈话，而且要写得又冗长又刻薄才行。

　　“写下在Z站，”他说，“站长把我乘的几节车皮从军用列车上摘下来，是因为他不喜欢我的相貌。”

　　他要求宪兵一定要写到他的相貌。宪兵疲倦地听着，没听完他的话就接着写下去。他照这样结束他的报告：“军士切列德在此报告中陈报事项如上，此项报告送呈Z区区长，并将副本发给加夫里尔·马拉欣。”老人接过副本来，把它塞在他的里面口袋里装得满满的那些文件纸当中，十分满意，走回他的车皮去了。

　　早晨，马拉欣醒来，又心绪恶劣，可是他的怒气没有发泄在亚沙身上，却发泄到牛身上去了。

　　“这些牛完蛋了！”他抱怨道，“它们完蛋了！它们只剩最后一口气了！真遭罪，它们都要死了！呸！”

　　那些公牛有许多天没喝水了，渴得要命，就舔车壁上的霜，等到马拉欣走到它们面前，它们就开始舔他的凉冰冰的皮袄。凭它们那发亮的、含泪的眼睛看得出来，它们给口渴和颠簸折磨得筋疲力尽，又饥饿又痛苦。

　　“运你们这些该死的畜生真倒霉！”马拉欣嘟嘟哝哝地说，“你们快点死掉倒也罢了！瞧着你们我心里不好受啊。”

　　到中午，火车停在一个大火车站上，依照铁路规章，这火车站有清水供应活牲畜喝。马拉欣就给牛喝水，可是公牛不喝，水太凉了……

　　又过了两天两夜，京城终于在远处烟雾弥漫中出现了。旅程结束了。火车没有开到那座城就在一个货站附近停下来。公牛从货车里放出来。它们摇摇晃晃，绊绊跌跌，好像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

　　马拉欣和亚沙卸完牲口，办完兽医的检查手续，就在城郊一家肮脏、便宜的客店里歇脚，那边的广场正是做牲口生意的市场。他们的住处肮脏，吃食难于下咽，跟家里全不一样。他们在一个糟糕的音乐队的刺耳的乐声中睡觉，那种乐声一天到晚在这家客店下面的饭店里闹个不停。老人一清早就出去找买主，亚沙一连好几天坐在客店的房间里，或者出门上街去看一看这座京城。他看见畜粪狼藉的肮脏广场，看见饭馆的招牌，看见迷雾中修道院的齿状围墙……有时候他跑到街对面去，看杂货店的窗子，欣赏装着各色蜜糖饼干的罐子，打呵欠，懒洋洋地走回房间去。这座京城引不起他的兴趣。

　　临了，公牛卖给一个商人了。马拉欣雇了些赶牲口的人。所有的公牛分成每十头一群，给赶到城的另一头去了。那些公牛乏透了，耷拉着脑袋走过热闹的街道，冷淡地瞧着它们生平第一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的东西。衣服破烂的赶牛人跟在它们后面，也耷拉着脑袋。他们烦闷……偶尔有个赶牛人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想起他前面有些交托他经管的牛，为要表示他做事尽责，就捞起一根木棒使劲打在一头公牛的背上。公牛痛得摇摇晃晃，往前窜了十几步，向四下里瞧一眼，好像当着许多生人挨打很难为情似的。

　　马拉欣和亚沙卖掉牛，买了许多就是在家乡也买得到的东西，预备带回去送给家人，随后就打点着动身回家。在开车三个钟头以前，老人已经跟买主一块儿喝得颇有醉意，因此又坐立不安了，就带着亚沙下楼到饭店里坐下来喝茶。他跟所有的内地人一样，不能独自一个人吃喝，他总得找个跟他自己一样忙忙乱乱又爱扯淡的人做伴。

　　“把老板叫来！”他对仆役说，“告诉他说我请他喝茶。”

　　客店老板是一个保养得很好、对旅客十分冷淡的男子，他走过来，在桌子旁边坐下。

　　“嗯，我们的货物脱手了！”马拉欣笑着对他说，“我把我的山羊卖成了老鹰的价钱。当然啰，我们动身的时候，肉价是三卢布九十戈比，可是等我们到了此地，价钱已经落到三卢布二十五戈比。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得太迟，要是早来三天就好了，因为现在肉生意清淡，圣菲里普斋期到了……知道吗？简直是一团糟！这样一来，一头牛就要赔十四卢布。而且想想看，运这些牛花掉了多少钱！十五卢布的运费以外，还得为每头牛化六卢布，——诈骗啦、贿赂啦、请客啦，这样那样的……”

　　客店老板不得不敷衍一下，只好听着，勉强地喝茶。马拉欣唉声叹气，拍手，嘲笑自己不走运，可是一切都表明，他虽然遭到损失，却并不怎么伤心。只要有人听他讲话，眼前有事可做，而且误不了火车，那就赔钱也好，赚钱也好，他都不放在心上。

　　过了一个钟头，马拉欣和亚沙带着许多箱笼、包裹，从客店房间里走下楼来，出了大门，准备坐雪橇到车站去。客店主人、仆役、好几个女人出来送他们。老人感动了。他把十戈比钱币向四面八方丢出去，用唱歌样的声调说：

　　“再见啊，祝你们平安！求主保佑你们万事如意。要是上帝保佑我们平平安安，那我们到了大斋节还要上这儿来。再见！谢谢你们……求主保佑你们！”

　　老人坐上雪橇，脱掉帽子，面对着在雾中像一块黑斑似的修道院墙壁，在自己胸前画了好久的十字。亚沙坐在他身旁的座位边上，一条腿伸向一旁。他的脸跟先前一样，没有一点激动的样子，既没露出烦闷，也没表现欲望。他并不因为回家而高兴；至于没有来得及观赏京城里的景色，他也不觉得可惜。

　　“走吧！”

　　赶雪橇的就挥动鞭子抽马，扭转身去，开始骂那些笨重的行李。

　　18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