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歷史上，有了好幾次的大規模的“燒書”之舉。秦始皇帝統一六國後，便來了一次燒書。“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這是最徹底的燒書，最徹底的愚民之計，和一般殖民地政府，不設立大學而只開設些職業、工藝學校者，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後，燒書的事，無代無之。有的燒歷史文獻，以泯篡奪之跡；有的燒佛教、道教的書，以謀宗教上的統一；有的燒淫穢的書，以維持道德的純潔。近三百年，則有清代諸帝的大舉燒書。我們讀了好幾本的所謂“全毀”、“抽毀”書目，不禁凜然生畏；至今尚覺得在異族鐵蹄下的文化生活的如何窒塞難堪！

　　“八一三”後，古書、新書之被毀於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個人而論，我寄藏於虹口開明書店裏的一百多箱古書，就在8月14日那一天被燒，燒得片紙不存、我看見東邊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煙雲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後隨風而四散，隨風而淡薄，被燒的東西的焦渣，到處的飄墜。其中就有許多有字跡的焦紙片。我曾經在天井裏拾到好幾張，一觸手便粉碎；但還可以辨識得出些字跡，大約是教科書之類居多。我想，我的書能否撿得到一二張燒焦了的呢？——那時，我已經知道開明書店被燒的情形——當然，這想頭是很可笑的。就撿得到了又有什麼意義，還不是徒增忉怛與憤激麼？

　　這是兵火之劫，未被劫的還安全的被保存着，所遭劫的還只是些不幸的一二隅之地。但到了“一二·八”敵兵佔領了舊租界後，那情形卻大是不同了。

　　我們聽到要按家搜查的消息，聽到爲了一二本書報而逮捕人的消息，還聽到無數的可怖的怪事、奇事、慘事。

　　許多人心裏都很着急起來，特別是有“書”的人家。他們怕因“書”惹禍，卻又捨不得割愛，又不敢賣出去——賣出去也沒有人敢要。有好幾個友人，天天對書發愁。

　　“這部書會有問題麼？”

　　“這個雜誌留下來不要緊麼？”

　　“到底是什麼該留的，什麼不該留的？”

　　“被搜到了，有什麼麻煩沒有？”

　　個個人在互相的詢問着，打聽着。但有誰能夠說明哪幾部書是有問題的，或那些東西是可留的呢？

　　我那時正忙於燒燬往來有關的信件、有關的記載和許多報紙、雜誌及抗日的書籍——連地圖也在內。

　　我硬了心腸在燒。自己在壁爐裏生了火，一包包，一本本，撕碎了，扔進去，眼看它們燒成了灰，一蓬蓬的黑煙從煙道里冒出來，燒焦了的紙片，飛揚到四鄰，連天井裏也有了不少。

　　心頭像什麼梗塞着，說不出的難過。但爲了特殊的原因，我不能不如此小心。

　　連秋白送給我的簽了名的幾部俄文書，我也不能不把它們送進壁爐裏去。

　　我覺得自己實在太殘忍了！我眼圈紅了不止一次，有淚水在落。是被煙燻的吧？

　　實在捨不得燒的許多書，卻也不能不燒。躊躇又躊躇，選擇又選擇，有的頭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三天又狠了心把它們燒了。有的，已經燒了，心平卻還在惋惜着，覺得很懊悔，不該把它們燒去。

　　但有了第一次淞滬戰爭時虹口、閘北一帶的經驗——有《徵倭論》一類的書而被殺，被捉的人不少——自然不能不小心。對於發了狂的獸類，有什麼理可講呢！

　　整整的燒了三天。我翻箱倒篋的搜查着，捧了出來，動員孩子們在撕在燒。

　　“爸爸，這本書很好玩，留下來給我吧。”孩子們在懇求着。

　　我難過極了！我也何嘗不想留下來呢？但只好搖搖頭，說道：“燒了吧，下回去買好一點的書給你。”

　　在這時候，就有好些住在附近的朋友們在問，什麼書該燒，什麼書不必燒。

　　我沒法回答他們，領了他們到壁爐邊去。

　　“你自己看吧！我在燒着呢，但我的情形不同，你自己斟酌着辦吧。”

　　這一場燒書的大劫，想起來還有餘慄與餘憾。

　　不燒，不是至今還無恙麼？

　　但誰能料得到呢？

　　把它們設法寄藏到別的地方去吧。

　　但爲什麼要“移禍”呢？這是我所絕對不肯做的事。

　　這是我不能不狠心動手燒的一個原因。

　　但也實在有些人把自認爲“不安全”的書寄藏到別人家裏去的。

　　這還是出於自動的燒，究竟自動燒書的人還不多，大量的“違礙”的書報還儲藏在許多人家裏。有許多人不肯燒，不想燒，也有人不知道燒，甚至有人壓根兒沒有想到這件事。

　　過了不久，敵人的文化統制的手腕加強了。他們通過了保甲的組織，挨戶按家的通知，說：凡有關抗日的書籍、雜誌、日報等等，必須在某天以前，自動燒燬或呈繳出來。否則嚴懲不貸。

　　同時，在各書店，各圖書館，搜查抗日書報，一車車的載運而去，不知運向何方，也不知它們的運命如何。

　　這一次燒書的規模大極了！差不多沒有一家不在忙着燒書的。他們不耐煩呈繳出去，只有出於燒之一途。最近若干年來的報紙、雜誌遭劫最甚，有許多人索性把報紙、雜誌全都燒燬了，免得惹起什麼麻煩。外間謠傳說，連包東西的報紙，上面有了什麼抗日的記載，也要追究、捕捉的。

　　因之，舊報紙連包東西的資格也被取消了。

　　最可憐的是，有的朋友已經到了內地去，他們的書籍還藏在家裏，或寄存在某友處。家裏的人到處打聽，問要緊不要緊，甚至去問保甲處的人。他們當然說要緊的，甚至還加上些恫嚇的話。

　　於是，不分青紅皁白的，他們把什麼書全都付之一炬；只要是有字的，無不投到了火爐裏去。

　　記得清初三令五申的搜求“禁書”的時候，有些藏書家的後人，爲了省得惹禍，也是將全部古書整批的燒了去。

　　這個書劫，實在比兵、比火、比水等等大劫更大得多，更普遍而深入得多了！

　　這樣紛擾了近一個多月，始終不曾見敵僞方面有什麼正式的文告。又有人說，這是出於誤會，日本人方面並沒有這個意思。

　　於是燒書的火漸漸的又滅了、冷了，終至不再有人提起這件事。

　　不燒的人，忘了燒的人，特地要小心保存這類抗日文獻的人，當然也有。

　　許多抗日文獻還保存得不少，像《文匯年刊》之類，我家裏便還保存着，忘記了燒。

　　書如何能燒得盡呢？“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以燒書爲統制的手法，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但願這種書劫，以後不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