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搜求明代雕版畫已十餘年。初僅留意小說戲曲的插圖，後更推及於畫譜及他書之有插圖者。所得未及百種。前年冬，因偶然的機緣，一時獲得宋、元及明初刊印的出相佛道經二百餘種。於是宋、元以來的版畫史，粗可蹤跡。間亦以餘力，旁騖清代木刻畫籍。然不甚重視之。像《萬壽盛典圖》、《避暑山莊圖》、《泛槎槎圖》、《百美新詠》一類的畫，雖亦精工，然頗嫌其匠氣過重。至於流行的箋紙，則初未加以注意。爲的是十年來，久和毛筆絕緣。雖未嘗不欣賞《十竹齋箋譜》、《蘿軒變古箋譜》，卻視之無殊於諸畫譜。

　　約在六年前，偶於上海有正書局得詩箋數十幅，頗爲之心動；想不到今日的刻工，尚能有那樣精麗細膩的成績。彷彿記得那時所得的箋畫，刻的是羅西峯的小幅山水，和若干從《十竹齋畫譜》描摹下來的折枝花卉和蔬果。這些箋紙，終於捨不得用，都分贈給友人們，當做案頭清供了。

　　這也許便是訪箋的一個開始。然上海的忙碌生活，壓得我透不過氣來，哪裏會有什麼閒情逸趣，來蒐集什麼。

　　1931年9月，我到北平教書。琉璃廠的書店，斷不了我的足跡。有一天，偶過清祕閣，選購得箋紙若干種，頗高興，覺得較在上海所得的，刻工、色彩都高明得多了。仍只是作爲禮物送人。

　　引起我對於詩箋發生更大的興趣的是魯迅先生。我們對於木刻畫有同嗜。但魯迅先生所搜求的範圍卻比我廣泛得多了；他嘗斥資重印《士敏土》之圖數百部——後來這部書竟鼓動了中國現代木刻畫的創作的風氣。他很早的便在搜訪箋紙，而尤注意於北平所刻的。今年春天，我們在上海見到了。他認爲北平的箋紙是值得搜訪而成爲專書的。再過幾時，這工作恐怕要不易進行。我答應一到北平，立即便開始工作。預定只印五十部，分贈友人們。

　　我回平後，便設法進行刷印箋譜的工作。第一着還是先到清祕閣，在那裏又購得好些箋樣。和他們談起刷印箋譜之事時，掌櫃的卻斬釘截鐵的回絕了，說是五十部絕對不能開印。他們有種種理由：板片太多，拼合不易，刷印時調色過難；印數少，板剛拼好，調色尚未順手，便已竣工；損失未免過甚。他們自己每次開印都是五千一萬的。

　　“那麼印一百部呢？”我道。

　　他們答道：“且等印的時候再商量吧。”

　　這場交涉雖是沒有什麼結果，但看他們口氣很鬆動，我想，印一百部也許不成問題。正要再向別的南紙店進行，而熱河的戰事開始了；接着發生喜峯口、冷口、古北口的爭奪戰。沿長城線上的炮聲、炸彈聲，震撼得這古城的人們寢食不安，坐立不寧。哪裏還有心緒來繼續這“可憐無補費精神”的事呢？一擱置便是一年。

　　9月初，戰事告一段落，我又回到上海。和魯迅先生相見時，帶着說不出的悽惋的感情，我們又提到印這箋譜的事。這場可怖可恥的大戰，刺激我們有立刻進行這工作的必要。也許將來便不再有機會給我們或他人做這工作！

　　“便印一百部，總不會沒人要的。”魯迅先生道。

　　“回去便進行。”我道。

　　工作便又開始進行。第一步自然是搜訪箋樣。清祕閣不必再去。由清祕閣向西走，路北第一家是淳菁閣，在那裏，很驚奇的發現了許多清雋絕倫的詩箋，特別是陳師曾氏所作的；雖僅寥寥數筆，而筆觸卻是那樣的瀟灑不俗。轉以十竹齋，蘿軒諸箋爲煩瑣，爲做作。像這樣的一片園地，前人尚未之涉及呢！我捨不得放棄了一幅。吳待秋、金拱北諸氏所作和姚茫文氏的《唐畫壁磚箋》、《西域古蹟箋》等，也都使我喜歡。流連到三小時以上。天色漸漸的黑暗下來，朦朦朧朧的有些辨色不清。黃豆似的燈火，遠遠近近的次第放射出光芒來。我不能不走。那麼一大包箋紙，狼狽不堪地從琉璃廠抱到南池子，又抱到了家。心裏是裝載着過分的喜悅與滿意。那一個黃昏便消磨在這些詩箋的整理與欣賞上。

　　過了五六天，又進城到琉璃廠去——自然還是爲了訪箋。由淳菁閣再往西走，第一家是鬆華齋；鬆華齋的對門，在路南的，是鬆古齋。由鬆華齋再往西，在路北的，是懿文齋。再西，便是廠西門，沒有別的南紙店了。

　　先進鬆華齋，在他們的箋樣簿裏，又見到陳師曾所作的八幅花果箋，說它們“清秀”是不夠的、“神采之筆”的話也有些空洞。只是讚賞，無心批判。陳半丁、齊白石二氏所作，其筆觸和色調，和師曾有些同流，唯較爲繁稠燠暖。他們的大膽的塗抹，頗足以代表中國現代文人畫的傾向；自吳昌碩以下，無不是這樣的粗枝大葉的不屑屑於形似的。我很滿意的得到不少的收穫。

　　帶着未消逝的快慰，過街而到鬆古齋。古舊的門面，老店的規模，卻不料售的倒是洋式箋。所謂洋式箋，便是把中國紙染了礬水，可以用鋼筆寫；而箋上所繪的大都是迎親、擡轎、舞燈、拉車一類的本地風光；筆法粗劣，且慣喜以濃紅大綠塗抹之。其少數，還保存着舊式的圖版畫。然以柔和的線條、溫茜的色調，刷印在又澀又糙的礬水拖過的人造紙面上，卻格外的顯得不調和。那一片一塊的浮出的彩光，大損中國畫的秀麗的情緒。

　　我的高興的情緒爲之冰結，隨意的問道：“都是這一類的麼？”

　　“印了舊樣的銷不出去，所以這幾年來，都印的是這一類的。”

　　我不能再說什麼，只揀選了比較還保有舊觀的三盒詩箋而出。

　　懿文齋沒有什麼新式樣的畫箋，所有的都是光、宣時所流行的李伯霖、劉錫玲、戴伯和、李毓如諸人之作，只是諧俗的應市的通用箋而已。故所畫不離吉祥、喜慶之景物，以至通俗的着色花鳥的一類東西。但我仍選購了不少。

　　第三次到琉璃廠，已是9月底；那一天狂激怒號，飛沙蔽天；天色是那樣慘館可憐；頂頭的風和塵吹得人連呼吸都透不過來。一陣的風沙，撲臉而來，趕緊閉了眼，已被細塵潛人，眯着眼，急速的睜不開來看見什麼。本想退回去。爲了像這樣閒空的時間不可多得，便只得冒風而進了城。這一次是由清祕閣向東走。偏東路北，是榮寶齋，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箋肆，仿古和新箋，他們都刻得不少。我們在那裏，見到林琴南的山水箋、齊白石的花果箋、吳待秋的梅花箋，以及齊、王諸人合作的壬申箋、癸酉箋等等，刻工較清祕爲精。仿成親王的拱花箋，尤爲諸肆所見這一類箋的白眉。

　　半個下午便完全耗在榮寶齋，外面仍是卷塵撼窗的狂風。但我一點都沒有想到將怎樣艱苦地冒了頂頭風而歸去。和他們談到印竹箋譜的事，他們也有難色，覺得連印一百部都不易動工。但仍是那麼遊移其詞地回答道：“等到要印的時候再商量罷。”

　　我開始感到刷印箋譜的事，不像預想那麼順利無阻。

　　歸來的時候，已是風平塵靜。地上薄薄地敷上了一層黃色的細泥，破紙枯枝，隨地亂擲，顯示着風力的破壞的成績。

　　從榮寶齋東行，過廠甸的十字路口，便是海王村。過海王村東行，路北，有靜文齋，也是很火的一家箋肆。當我一天走進靜文的時候，已在午後。太陽光淡淡地射在罩了藍布套的桌上。我帶着怡悅的心情在翻箋樣簿。很高興地發見了齊白石的人物箋四幅。說是仿八大山人的，神情色調都臻上乘。吳待秋、湯定之等二十家合作的梅花箋也富於繁賾的趣味。清道人、姚茫父、王夢白諸人的羅漢箋、古佛箋等，都還不壞，古色斑斕的彝器箋，也靜雅足備一格。又是到上燈時候才歸去。

　　靜文齋的附近，路南，有榮祿堂，規模似很大，卻已衰頹不堪。不印箋，亦有箋樣簿，卻零星散亂，塵土封之，似久已無人顧問及之。循樣以求箋，十不得一。即得之，亦都暗敗變色。蓋擱置架上已不知若干年。紙都用舶來之薄而透明的一種，色彩偏重於濃紅深綠；似意在迎合光、宣時代市人們的口味，肆主人鬚髮皆白，年已七十餘，唯精神尚矍鑠。與談往事，娓娓可聽，但搜求將一小時，所得僅饅卿作的數箋。於暮色蒼茫中，和這古肆告別，情懷殊不勝其悽愴。

　　由榮祿更東行，近廠東門，路北，有寶晉齋。此肆詩箋，都爲光、宣時代的舊型，佳者殊鮮，僅選得朱良材作的數箋。

　　出廠東門，折而南，過一尺大街，即入楊梅竹斜街。東行數百步，路北，有成興齋。此肆有冷香女士作的月令箋，又有清末爲慈禧代筆的女畫家纓素鼓作的花鳥箋；在光、宣時代，似爲一當令的箋店。然箋樣多缺，月令箋僅存其七。

　　再東行，有彝寶齋，箋樣多陳列窗間，並樣簿而無之。選得王昭作的花鳥箋十餘幅，頗可觀，而亦零落不全。

　　以上數次的所得，都陸續地寄給魯迅先生，由他負最後選擇的責任。寄去的大約有五百數十種，由他選定的是三百三十餘幅，就是現在印出的樣式。

　　這部《北平箋譜》所以有現在的樣式，全都是魯迅先生的力量——由他倡始，也由他結束了這事。

　　說是訪箋的經過來，也並不是沒有失望與徒勞。我不單在廠甸一帶訪求。在別的地方，也嘗隨時隨地的留意過，卻都不曾給我以滿足。好幾個大市場裏，都沒有什麼好的箋樣被發現。有一次，曾從東單牌樓走到東四牌樓，經隆福寺街東口而更往北走。推門而入的南紙店不下十家，大多數只售洋紙筆墨和八行素箋。最高明的也只賣少數的拱花箋，卻是那麼的粗陋浮躁，竟不足以當一顧。

　　在廠甸，也不是不曾遇見同樣狼狽的事。廠甸中段的十字街頭，路南，有兩家規模不小的南紙店。一名崇文齋，在路東，有箋樣簿，多轉販自諸大肆者。一名中和豐，在路西，專售運動器具及紙墨。並詩箋而無之。由崇文東行數十步，路南，有豹文齋，專售故宮博物院出品，亦嘗翻刻黃癭瓢人物箋，然執以較清祕、榮寶所刻，則神情全非矣。

　　但北平地域甚廣，搜訪所未及者一定還有不少。即在琉璃廠，像倫池齋，因無箋樣簿，遂至失之交臂。他們所刻“思古人箋”，版已還之沈氏，故不可得；而其王雪濤花卉箋四幅，刻印俱精，色調亦柔和可愛。惜全書已成，不及加入。又北平諸文士私用之箋紙，每多設計奇詭，繪刻精麗的。唯訪求較爲不易。補所未備，當俟異日。

　　選箋已定，第二步便進行交涉刷印；淳菁、鬆華、鬆古三家，一說便無問題。榮寶、寶晉、靜文諸家，初亦堅執百部不能動工之說，然終亦答應下來。獨清祕最爲頑強，交涉了好幾次，他們不是說百部太少不能用，便是說人工不夠，沒有工夫印。再說下去，便給你個不理睬。任你說得舌疲脣焦，他們只是給你個不理睬！頗想抽出他們的一部分不印。終於割捨不下博心畲、江採諸家的二十餘幅作品。再三奉託了劉淑度女士和他們商量，方纔肯答應印。而色調轉繁的十餘幅蔬果箋，卻仍因無人擔任刷印而被剔出。蔬果箋刻印不精，去之亦未足惜。榮祿堂的箋紙，原只想印縵卿作的四幅。他們說，年代已久，不知板片還在否，找得出來便可開印，只怕殘缺不全。但後來究竟算是找全了。

　　最後到彝寶齋。一位彷彿湖南口音的掌櫃的，一開口便說：“不能印。現在已經沒有印刷這種信箋的工人了！我們自己要幾千幾萬份的印，尚且不能，何況一百張！”我見他說得可笑，便取出些他家的定印單給他看，說道：“那麼別家爲什麼肯印呢？”他無辭可對，只得說老實話：“成興齋和我們足聯號，您老到他們那裏去看看吧。這些花鳥箋的板片他們那裏也有。”我立刻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到成興齋一打聽，果然那板片已歸他們所有。

　　看夠了冰冷冷的拒人千里的面孔，玩夠了未曾習慣的討價還價、斤兩計較的伎倆，說盡了從來不曾說過的無數懇託敷衍的話——有時還未免帶些言不由衷的浮誇——一切都只爲了這部《北平箋譜》！可算是全部工作裏最麻煩，最無味的一個階段。但不能不感激他們：沒有他們的好意合作，《北平箋譜》是不會告成的。

　　爲了訪問畫家和刻工的姓氏，也費了很大的工夫。有少數的畫家，其姓氏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對於近代的畫壇是那樣的生疏！訪之箋肆，亦多不知者。求之潤單，間亦無之。打聽了好久，有的還是見到了他的畫幅，看到他的圖章，方纔知道。只有縵卿的一位，他的姓氏到現在還是一個謎。榮祿堂的夥計說：“老闆也許知道。”問之老主人則搖搖頭，說：“年代太久了，我已記不起來。”

　　刻工實爲制箋的重要分子，其重要也許不下於畫家。因彩色詩箋，不僅要精刻而且要就色彩的不同而分刻爲若干板片；箋畫之有無精神，全靠分板的能否得當。畫家可以恣意的使用着顏料，刻工則必須仔細的把那麼複雜的顏色，分析爲四五個乃至一二十個單色板片。所以，刻工之好壞，是主宰着制箋的運命的。在《北平箋譜》裏，實在不能不把畫家和刻工並列着。但爲了訪問刻工姓名，也頗遭逢白眼。他們都覺得這是可怪的事，至多隻是敷衍地回答着。有的是經了再三的迫問，四處的訪求，方纔能夠確知的。有的因爲年代已久，實在無法知道。目錄裏所注的刻工姓名，實在是不止三易稿而後定的。宋版書多附刊刻工姓名，明代中葉以後，刻圖之工，尤自珍其所作，往往自署其名，若何針、汪士銜、魏少峯、劉素明、黃應瑞、劉應祖、洪國良、項南洲、黃子立，其尤著者。然其後則刻工漸被視爲賤技；亦鮮有目標姓氏者。當此木板雕刻業像晨星似的搖搖將墜之時，而復有此一番表彰，殆亦雕版史末頁上重要的文獻。

　　淳善閣的刻工，姓張，但不知其名。他們說，此人已死，人皆稱之爲張老西，住廠西門。其技能爲一時之最。我根據了張老西的這個渾名，到處的打聽着。後來還是託榮寶齋查考到，知道他的真名是啓和。鬆華齋的刻工，據說是專門爲他們刻箋的，也姓張。經了好幾次的迫問，才知道其名爲東山。靜文齋的刻工，初僅知其名爲板兒楊；再三地懇託着去查問，才知道其名爲華庭。清祕閣的刻工，也經了數次的訪問後，方知其亦爲張東山。因此，我頗疑刻工與制箋業的關係，也許不完全是處在僱工的地位；他們也許是自立門戶，有求始應，像畫家那個樣子的。然未細訪，不能詳。

　　榮寶齋的刻工名李振懷，鼓文齋的刻工名李仲武，鬆古齋的刻工名楊朝正，成興齋的刻工名揚文、蕭掛，出都頗費懇託，方能訪知。至於榮祿、它晉二家，則因刻者年代已久，他們已實在記不清了，姑缺之。刻工中，以張、李、楊三姓爲多，頗疑其有系屬的關係，像明末之安徽黃氏、鮑氏。這種以一個家庭爲中心的手工業是至今也還存在的。

　　刷印之工，亦爲制箋的重要的一個步驟。因不僅拆板不易，即拼板、調色，亦熬費工夫。惜印工太多，不能一一記其姓名。

　　對此數冊之箋譜，不禁也略略有些悲喜和滄桑之感。自慰幸不辜負搜訪的勤勞，故記之如右。

　　1933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