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劉希堅回來的時候,夜靜了。冷的街燈吊在空闊的馬路上,散出寂寞的光,模糊地照着夜市的餘痕——紙片,短繩子,梨皮,以及污濁的東西,同時有許多乞丐在這廢物中尋覓他們所需要的,可以讓他們賣給“打鼓”和“換取燈”的什物。他隨便在腳邊撿了一張安那其的傳單,一面走着一面看,一面覺得很好笑。“究竟是本色,”他想,“什麼時候都沒有忘記‘安那其的新村纔是人類的和平社會’的幻想。”可是一聯想到這傳單是白華起草的,便立刻把笑意消失了,而且立刻浮上了不舒服的感覺。

  “唉,白華!”他在心裏嘆惜的想。

  跟着,他完全因白華的緣故,很憂鬱的困惱着——他相信她終久會走到共產主義的路上,但是,她現在還沒有放棄她的迷夢——當然,這種迷夢太容易誘惑人了,象神話上的魔宮一樣,那裏面是美麗的,然而那裏面沒有出路。

  幾分鐘之後,這種情緒便消沉了,在腦海裏消沉了,因爲那嚴重而複雜的工作,又重新捲來了澎湃的思潮,使他意識着——一個布爾塞維克的目前的任務,以及他自己的工作。於是他對於總示威——必要的總示威——之前夜的全國民衆熱情,深切的作着估量……

  “好,新的歷史從這裏展開!”

  想着便覺得很愉快。一種光明在他的心頭閃動着。

  他是興奮的。

  那夏夜的風拂過他的臉,清涼地,象薄薄的一塊冰片似的溶化在他的發熱的臉上,使他十分受用地感着舒適的快感。他覺得,一天都疲勞於工作裏面的那精神,在這樣的夜氣裏是恢復了,充足,興旺,而且在生長着。

  他一直把這種紅色的心情帶到公寓裏。

  住客們都熄燈了。釘在牆上的畫報,便更加慘黯的現着痛苦的臉和暴露的屍身。劉希堅走過去的時候,彷彿那屍身並不是印在畫報上,而是赤裸裸的躺在這院子裏,躺在他的眼前。他不自覺的皺起眉頭了——感着一種壓迫的,把這些可怕的印象帶到房間裏去。

  書桌上有一封信和一個報卷。他看着,報捲上的字很象珊君的筆跡,便立刻撕開去。果然,一張新出版的《血花週刊》出現了。那上面登着楊仲平的文藝理論和珊君的好幾首詩。

  “這位玫瑰花的女詩人也轉變了麼?”他感着興味的想。一面,他看着她的第一首詩,那題做《寄給被難的死者》的詩。他剛剛看到頭兩句——被難的同胞們呀,我要用塗着胭脂的嘴脣來吻着你們的血,你們的屍身——便不自禁的笑了起來。

  “究竟是小姐的詩人,詩人的小姐。”他一面笑着一面想。

  但他沒有再看下去。因爲夜很深了,他沒有時間來拜讀這樣的文章。並且,他還必須把剛纔帶回來的工作,好好的籌備着。此外他還需要很好的睡眠。他明天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的。那許多迫切的工作在那裏等待着他,如同許多饑民等待着施賑者一樣。他不能懈怠。他一定要緊緊的把許多工作放在他的頭腦裏,和他一同地度過了這一個夜。所以,他是很經濟地而且適當地分配了他的有限的時間:兩點鐘,他躺到牀上了。

  在他的睡眠中,他和他的工作,仍舊象兩個外交專員似的,在那裏開着談判,複雜的,困難地,解決着各種問題。

  天明之後的七點鐘,他醒了,警覺的醒了,如同已經睡過了下午似的,飛快地從牀上爬起來。

  太陽在窗上,一切又都在太陽裏。

  他估量着時辰,看了表,的確還是早晨。學生們正在門口叫夥計。兩個夥計一來一往地忙着倒臉水,人們的混雜的聲音又響了起來,一夜沉寂的市聲也響了。喇叭,車輪,趕驢子的哼喝,駱駝的鈴聲。一切,在夜裏睡眠的,都醒了,活動了。整個的北京城又開始在轉動,叫囂,沒有停止。

  他向着清晨的空氣呼吸着。那疲乏的,還留着瞌睡的腦筋在明媚的晨光中警覺起來了,他精明地想着一些事情,一些零碎的,甚至於是一些不必思慮的事情。

  隨後他的思想便集中到他的今天的工作上。他覺得他應該是上工的時候了——應該把各種知識的機器從他的頭腦裏開起來,象工人在工廠裏開起一切機器,製造着各種物品的一樣,並且,需要從他的頭腦裏製造出來的東西,又是怎樣的多呢。

  今天,他的工作的程序是:整理決議案;根據決議案的內容起草一篇宣言;爲《五卅特刊》做文章;出席×部會議,還有……最後他還必須到P大學去,去指導那一羣信仰他的學生。

  於是他馬馬糊糊的洗了臉,喝了白開水,坐在桌子前,把頭腦中的機器開起來了。

  他耐苦而且敏捷地工作着。這工作的忙迫,把他吸香菸的時間都佔有了。從前,他在作文字工作的時候,都是一隻手拿着筆一隻手拿着香菸的。

  他一直把決議案弄好了,才放下筆,伸一伸腰,並且當做休息一樣的靠在椅背上,想着進行他的第二種工作。正在這時候,白華進來了。她好象突如其來似的,使他出乎意外的驚睨着她。

  她的臉色不很愉快。雖然她曾經對他笑着,可是在她的眼睛裏,是充分地顯露着一層苦悶的光。

  他的心裏便有點詫異起來。“什麼事把她弄成這樣子呢?”他想。一面站起來說:“這樣早……”

  “還早麼?快十點鐘了。”接着她看了劉希堅的工作情形,便說:“你做事吧,我沒有什麼事情的。”並且她就要走開的樣子。

  可是劉希堅把她留住了,因爲他覺得她的神氣不很對,一定被什麼苦悶把她擾亂着。他說:“不要走。我剛剛做完了一件工作。我要休息一下。”

  白華向他望了一眼。審察的,同時又是婉曼的一眼。她從他的臉上得到一種使她滿足的快意。她決計不走了。“好,我坐半點鐘。”

  說了便隔着桌子坐在他的對面,臉色慢慢的活動起來,喜悅起來。

  “我昨夜沒有睡,”她望着他說。

  “忙麼?”他有意的問。

  她忠實的搖了頭。昨夜,她忙什麼?她散了傳單之後便回去了。回去之後便躺着。躺在牀上張着眼睛。她不能睡。那種鬥爭,空前的那種鬥爭。在她的心裏和腦裏,同時發動着,急烈的交綏和肉搏。她被這鬥爭刺激得非常之深。她的好幾年以來的思想根據,如同發生了地震一樣的在那裏動搖着。無疑的,她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但是她信仰安那其主義並不是爲好玩的。當然也不是爲虛榮的。確確實實,她的獻身,只因爲把安那其主義當做革命的最好理論,當做改革我們社會的指南針,當做人類生活向上而達到和平世界的福音。所以她崇拜巴庫林,尤其崇拜的是克魯泡特金。她抱着滿懷的熱情,而且抱着滿心的希望,勇敢的加入了無政府黨。她以爲從此是走到另一個境地,另一個新的不同的環境,走到她的有意義的生活的世界。她以爲她是負擔着改造社會的使命,她的責任的重大和她的工作的忙迫。她以爲同志們可以指導她,勉勵她,使她和他們共同地來努力這一革命的工作。她和他們,要緊緊的互相聯繫着。剷除人類中的強暴者,把弱小者扶植起來。她和他們,如同勤苦耐勞的開墾者一樣,要把荒涼的人間變爲豐富收穫的田園,使全人類都歡樂地,手攜着手,生活在這樣的田園裏而歌唱和平,愛,幸福。她的整個的世界觀便等於這一個語言——安那其主義!她不但是信仰着,而且是努力於工作的。然而安那其主義所給她的結果是一些什麼?那些矜誇的無政府黨人的思想與行動所反映給她的又是怎樣的現象呢?無疑的,安那其主義是非常之好的理想——它理想了迷人的美麗世界和迷人的人類和平,它把一切人間的罪惡都抹掉了,但是它的的確確不是我們的這一個現實世界的急切的需要。爲什麼呢?它太好了——就是,太理想了,太美觀了,太羅曼蒂克的想把世界翻起來。因此它成爲現實世界裏的一個燦爛的幻想的革命理論,不能夠象一把斧頭砍着木頭似的,不能夠在現實的世界裏起着作用。它只能夠使一般幼雅而熱情的青年感到安慰的喜悅。相反,它不會使急進的沉靜的青年感到滿足,尤其是它到了中國之後使許多中國的青年信仰它,同時它也被許多中國的青年誤解了。中國的安那其斯特,完全是神話化的革命人物,他們可以在口頭上搬運着安那其主義,但是他們並不想把這理論完全瞭解而尋覓那出路。大家只象一羣醉漢,糊里糊塗地高談着克魯泡特金,把那個圓額大鬍子的相片釘在房間裏,而且幹着許多浪漫的事情。偉大而艱難的革命事業,被他們看成一個夢,一篇傳奇,一幕浪漫派的喜劇。如果有人告訴他們說,“革命是流血”,那他們一定當做笑話,因爲他們的安那其的新村都是非常和平和非常美麗的。他們自甘地在這樣的幻想裏迷醉着。白華也是很迷醉的一個。但是,她現在覺醒起來了。她不是一個把那種迷醉當做娛樂的人。她是要改革這個社會的。她不能夠永遠遊蕩在幻想裏而算是從事於社會的革命。自從五卅慘案的許多事實所給她的教訓,使她不能不對於她所信仰的,所擁護的,那安那其主義的基礎發生了疑惑。並且,她的同志們——根據無政府黨的行動,也使她發生了許多反感。所以在昨夜,在整個夜地進行中,她躺着,思索着,苦腦着,她彷彿被無數的蛇圍繞着一樣,緊緊的被許多衝突的思想圍困着,重複又重複地,解決着這些疑問:安那其主義究竟是不是一種革命的幻想?安那其主義能夠適切的改革我們的這個社會麼?爲什麼俄國的革命的勝利,不是安那其主義而是共產主義呢?共產主義是不是世界的惟一的革命理論,它能夠把老中國變成新中國麼?……這種種,象烈火一樣的在她的頭腦裏燃燒起來,而且一直的燃燒着。這使她苦惱極了。至於整個的夜消沉去,太陽出來了,那種火焰還堆積在她的頭腦裏。自然,她是需要解決的。她必須在兩條路上,選了一條,決定她的最後的前途。因此她跑來了,她要從劉希堅這裏得到她的力量——她並不是要他解決這問題,只是希望他把重要的共產主義的書籍介紹給她。

  後來她拿了許多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和別的小冊子,十分高興的走了出去。

  “希望你深切的瞭解……”劉希堅送着她。一面走着一面誠懇的說,“如果你需要我盡力的地方,我可以儘量的和你談談。”

  她笑着,一種婉曼的,坦然的笑,顯然她是喜悅的接受了他的友誼。

  他們緊緊的握了一下手,好久才分開。

  劉希堅是完全歡喜的。他好象得到了什麼勝利似的。很滿足地,微笑地走進去。

  他又開始他的第二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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