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地山先生在抗戰中逝世於香港。我那時正在上海蟄居，竟不能說什麼話哀悼他。——但心裏是那麼沉痛悽楚着。我沒有一天忘記了這位風趣橫逸的好友。他是我學生時代的好友之一，真摯而有益的友誼，繼續了二十四五年，直到他的死爲止。

　　人到中年便哀多而樂少。想起半生以來的許多友人們的遭遇與死亡，往往悲從中來，悵惆無已。有如雪夜山中，孤寺紙窗，臥聽狂風大吼，出世之感，油然而生。而最不能忘的，是許地山先生和謝六逸先生，六逸先生也是在抗戰中逝去的。記得二十多年前，我住在寶興西里，他們倆都和我同住着，我那時還沒有結婚，過着刻板似的編輯生活，六逸在教書，地山則新從北方來。每到傍晚，便相聚而談，或外出喝酒。我那時心緒很惡劣，每每借酒澆愁，酒杯到手便幹。常常買了一瓶葡萄酒來，去了瓶塞，一口氣咕嘟嘟的全都灌下去。有一天，在外面小餐店裏喝得大醉歸來，他們倆好不容易的把我扶上電車，扶進家門口。一到門口，我見有一張藤的躺椅放在小院子裏，便不由自主的躺了下去，沉沉入睡。第二天醒來，卻睡在牀上。原來他們倆好不容易的又設法把我擡上樓，替我脫了衣服鞋子。我自己是一點知覺也沒有了。一想起這兩位摯友都已辭世，再見不到他們，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語聲，心裏便悽楚欲絕。爲什麼“悲哀”這東西老跟着人跑呢？爲什麼跑到後來，竟越跟越緊呢？

　　地山在北平燕京大學唸書。他家境不見得好，他的費用是由閩南某一個教會負擔的。他曾經在南洋教過幾年書，他在我們這一羣未經世故人情磨鍊的年輕人裏，天然是一個老大哥。他對我們說了許多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話。他有好些書，西文的，中文的，滿滿的排了兩個書架。這是我所最爲羨慕的。我那時還在省下車錢來買雜誌的時代，書是一本也買不起的。我要看書，總是向人借。有一天傍晚，太陽光還曬在西牆，我到地山宿舍裏去。在書架上翻出了一本日本翻版的《太戈爾詩集》，讀得很高興。站在窗邊，外面還亮着。窗外是一個水池，池裏有些翠綠欲滴的水草，人工的流泉，在淙淙的響着。

　　“你喜歡太戈爾的詩麼？”

　　我點點頭，這名字我是第一次聽到，他的詩，也是第一次讀到。

　　他便和我談起太戈爾的生平和他的詩來。他說道：“我正在譯他的《青檀迦利》呢。”隨在抽屜裏把他的譯稿給我看。他是用古詩譯的，很晦澀。

　　“你喜歡的還是《新月集》吧。”便在書架上拿下一本書來。“這便是《新月集》。”他道，“送給你，你可以選着幾首來譯。”

　　我喜悅的帶了這本書回家。這是我譯太戈爾詩的開始。後來，我雖然把英文本的《太戈爾集》，陸續的全都買了來，可是得書時的喜悅，卻總沒有那時候所感到的深切。

　　我到了上海，他介紹他的二哥敦谷給我。敦谷是在日本學畫的。一位孤芳自賞的畫家，與人落落寡合，所以，不很得意。我編《兒童世界》時，便請他爲我作插圖。第一年的《兒童世界》，所有的插圖全出於他的手。後來，我不編這週刊了，他便也辭職不幹。他受不住別的人的指揮什麼的，他只是爲了友情而工作着。

　　地山有五個兄弟，都是真實的君子人。他曾經告訴過我，他的父親在臺灣做官，在那裏有很多的地產。當臺灣被日本佔去時，曾經宣告過，留在臺灣的，仍可以保全財產；但離開了的，卻要把財產全部沒收。他父親召集了五個兄弟們來，問他們誰願意留在臺灣，承受那些財產，但他們全都不願意。他們一家便這樣的捨棄了全部資產，回到了大陸。因此，他們變得很窮，兄弟們都不能不很早的各謀生計。

　　他父親是丘逢甲的好友。一位仁人志士，在臺灣被佔時代，盡了很多的力量，寫着不少慷慨激昂的詩。地山後來在北平印出了一本詩集。他有一次遊臺灣，帶了幾十本詩集去，預備送給他的好些父執，但在海關上，被日本人全部沒收了。他們不允許這詩集流入臺灣。

　　地山結婚得很早。生有一個女孩子後，他的夫人便亡故，她葬在靜安寺的墳場裏。地山常常一清早便出去，獨自到了那墳地上，在她墳前，默默的站着，不時的帶着鮮花去。過了很久，他方纔續絃，又生了幾個兒女。

　　他在燕大畢業後，他們要叫他到美國去留學，但他卻到了牛津。他學的是比較宗教學。在牛津畢業後，他便回到燕大教書。他寫了不少關於宗教的著作；他寫着一部《道教史》，可惜不曾全部完成。他編過一部《大藏經引得》。這些，都是扛鼎之作，別的人不肯費大力從事的。

　　茅盾和我編《小說月報》的時候，他寫了好些小說，像《換巢鸞鳳》之類，風格異常的別緻。他又寫了一本《無從投遞的郵件》，那是真實的一部偉大的書，可惜知道的人不多。

　　最後，他到香港大學教書，在那裏住了好幾年，直到他死。他在港大，主持中文講座，地位很高，是在“紳士”之列的。在法律上有什麼中文解釋上的爭執，都要由他來下判斷。他在這時期，幫助了很多朋友們。他提倡中文拉丁化運動，他寫了好些論文，這些，都是他從前所不曾從事過的。他得到廣大的青年們的擁護。他常常參加座談會，常常出去講演。他素來有心臟病，但病狀並不顯著，他自己也並不留意靜養。

　　有一天，他開會後回家，覺得很疲倦，汗出得很多，體力支持不住，使移到山中休養着。便在午夜，病情太壞，沒等到天亮，他便死了。正當祖國最需要他的時候，正當他爲祖國努力奮鬥的時候，病魔卻奪了他去。這損失是屬於國家民族的，這悲傷是屬於全國國民們的。

　　他在香港，我個人也受過他不少幫助。我爲國家買了很多的善本書，爲了上海不安全，便寄到香港去；曾經和別的人商量過，他們都不肯負這責任，不肯收受，但和地山一通信，他卻立刻答應了下來。所以，三千多部的元明本書，抄校本書，都是寄到港大圖書館，由他收下的。這些書，是國家的無價之寶，雖然在日本人陷香港時曾被他們全部取走，而現在又在日本發現，全部要取回來，但那時如果仍放在上海，其命運恐怕要更劣於此。——也許要散失了，被搶得無影無蹤了。這種勇敢負責的行爲，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績，不僅我個人感激他而已！

　　他名贊堃，寫小說的時候，常用落花生的筆名。“不見落花生麼？花不美麗，但結的實卻用處很大，很有益。”當我問他取這筆名之意時，他答道。

　　他的一生都是有益於人的，見到他便是一種愉快。他胸中沒有城府。他喜歡談話，他的話都是很有風趣的，很愉快的。老舍和他都是健談的，他們倆曾經站在倫敦的街頭，談個三四個鐘點，把別的約會都忘掉。我們聚談的時候，也往往消磨掉整個黃昏，整個晚上而忘記了時間。

　　他喜歡做人家所不做的事。他收集了不少小古董，因爲他沒有多餘的錢買珍貴的古物。他在北平時，常常到後門去搜集別人所不注意的東西。他有一尊元朝的木雕像，絕爲雋秀，又有元代的壁畫碎片幾方，古樸有力。他曾經蒐羅了不少“壓勝錢”，預備做一部壓勝錢譜，抗戰後，不知這些寶物是否還保存無恙。他要研究中國服裝史，這工作到今日還沒有人做。爲了要知道“鈕釦”的起源，他細心的在查古畫像、古雕刻和其他許多有關的資料。他買到了不少攤頭上鮮有人過問的“喜神像”，還得到很多玻璃的畫片。這些，都是與這工作有關的。可惜牽於他故，牽於財力、時力，這偉大的工作，竟不能完成。

　　我寫中國版畫史的時候，他很鼓勵我。可惜這工作只做了一半，也困於財力而未能完工。我終要將這工作完成的，然而地山卻永遠見不到它的全部了！

　　他心境似乎一直很愉快，對人總是很高興的樣子。我沒有見他疾言厲色過；即遇怫意的事，他似乎也沒有生過氣。然而當神聖的抗戰一開始，他便挺身出來，獻身給祖國，爲抗戰做着應該做的工作。

　　抗戰使這位在研究室中靜靜的工作着的學者，變爲一位勇猛的鬥士。

　　他的死亡，使香港方面的抗戰陣容失色了。他沒有見到勝利而死，這不幸豈僅是他個人的而已！

　　他如果還健在，他一定會更勇猛的爲和平建國，民主自由而工作着的。

　　失去了他，不僅是失去了一位真摯而有益的好友，而且是，失去了一位最堅貞、最有見地、最勇敢的同道的人。我的哀悼實在不僅是個人的友情的感傷！

　　194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