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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篇文章已经说过，一九二八年为着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过了。接着就是一九二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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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的故事，这故事，我讲了好几次。而每当我读了一节关于学生运动记载的文章之后，我就想起那年在哈尔滨的学生运动，那时候我是一个女子中学里的学生，是开始接近冬天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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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黄鹤楼的时候，每每要想到古人某某在黄鹤楼上饮过酒。接着又必想到“周郎赤壁”，其实赤壁还离得远呢!至于远多少，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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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几次地招呼着我：“看山啊!看山啊!”正是将近黄昏的时候，楼廊前飞着蝙蝠。宁静了，近几天来，差不多每个黄昏以后，都是这样宁静的，炮声，飞机声，就连左近的难民收容所，也没有声音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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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疲乏的缘故，我点了一只纸烟。绿色的星子，蓝色的天空，红色的屋顶，黑色的蝙蝠，灰色的小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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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站在窗口，他的白色的裤带上的环子发着一点小亮，而他前额上的头发和脸就压在窗框上，就这样，很久很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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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海的战事发生以来，自己变成了焦躁和没有忍耐，而且这焦躁的脾气时时想要发作，明知道这不应该，但情感的界限，不知什么在鼓动着它，以至于使自己有些理解又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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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住所的北边，有一带小高坡，那上面种的或是松树，或是柏树。它们在雨天里，就像同在夜雾里一样，是那么朦胧而且又那么宁静！好像飞在枝间的鸟雀羽翼的音响我都能够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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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家里的花瓶，好像画上所见的西洋女子用以取水的瓶子，灰蓝色，有点从瓷釉而自然堆起的纹痕，瓶口的两边，还有两个瓶耳，瓶里种的是几棵万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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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失眠呢！烦躁，恶心，心跳，胆小，并且想要哭泣。我想想，也许就是故乡的思虑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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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我有点苍白的手，卷起纱窗来，在那灰色的云的后面，我看不到我所要看的东西(这东西是常常见的，但它们真的载着炮弹飞起来的时候，这在我还是生疏的事情，也还是理想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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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上海的租界里，我们是看不到那真实的斗争，所知道的也就是报纸上或朋友们的信件上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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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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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觉得眼泪常常充满着眼睛，热的，它们常常会使我的眼圈发烧。然而它们一次也没有滚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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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本来不仅限于女子一方面的，古代氏族的社会，男子的装饰不但极讲究，且更较女子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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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壮的长白山蜿蜒在辽宁省的东北部，而其余脉则迤逦至吉林与黑龙江之领域；它那雄浑的姿势，真不愧称为北国天然的障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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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电灯，好像通夜也没有关，所以我醒来一次看看墙壁是发蓝的，再醒来一次，也是发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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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人那样多。从前他们骂着：“穷党，穷党。”连中国人开着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穷党”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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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寒带的，俄罗斯式的家屋：房身的一半是埋在地下，从外面看去，窗子几乎与地平线接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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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我走在清凉的街道上，遇见了我的弟弟。“莹姐，你走到哪里去？”“随便走走吧！”“我们去吃一杯咖啡，好不好，莹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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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胖子，戴着圆眼镜。另一个很高，肩头很狭。第三个弹着小四弦琴，同时读着李后主的词：“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读到一句的末尾，琴弦没有节调的，重复地响了一下，这样就算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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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下过雨，我们踏着水淋的街道，在中央大街上徘徊，到江边去呢？还是到哪里去呢？天空的云还没有散，街头的行人还是那样稀疏，任意走，但是再不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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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带着伤心，我们到厨房检查一下，水壶，水桶，小锅这一些都要卖掉，但是并不是第一次检查，从想走那天起，我就跑到厨房来计算，三角二角，不知道这样计算多少回，总之一提起“走”字来便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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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到一个月我们就要走的。你想想吧，去吧！不要闹孩子脾气，三两天我就去看你一次……”郎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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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准备早饭，同时打开了窗子，春朝特有的气息充满了屋子。在大炉台上摆着已经去了皮的地豆，小洋刀在手中仍是不断地转着……浅黄色带着弹性似的地豆，个个在炉台上摆好，稀饭在旁边冒着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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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带来了暖意，松花江靠岸的江冰坍下去，融成水了，江上用人支走的爬犁渐少起来。汽车更没有一辆在江上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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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一个稀奇的客人。我照样在厨房里煎着饼，因为正是预备晚饭时候。饼煎得糊烂了半块，有的竟烧着起来，冒着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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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走不可，环境虽然和缓下来，不走是不行，几月走呢？五月吧！从现在起还有五个月，在灯下计算了又计算，某个朋友要拿他多少钱，某个朋友该向他拿路费的一半……在心上一想到走，好像一件兴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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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昨夜，对于震响的铁门更怕起来，铁门扇一响，就跑到过道去看，看过四五次都不是，但愿它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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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前的大雪白绒一般，没有停地在落，整天没有停。我去年受冻的脚完全好起来，可是今年没有冻，壁炉着得呼呼发响，时时起着木柈的小炸音；玻璃窗简直就没被冰霜蔽住；柈子不像去年摆在窗前，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