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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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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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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和隋那(EdwardJenner,1749—1823)去比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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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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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问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当没有看见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难明确的断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拼法,也还是麻烦的,不合实用,也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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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舒愤懑”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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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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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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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在《海燕》上一发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评,但大抵自谦为“读后感”。于是有人说:“这是因为作者的名声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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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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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论《国闻周报》十二卷四十三期上,有一篇文章指出了《国学珍本丛书》的误用引号,错点句子;到得四十六期,“主编”的施蛰存先生来答复了,承认是为了“养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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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元旦看报,《申报》的第三面上就见了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这回是“罗家伦先生选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奋斗》(A.Hitler:My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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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大约是因为经过了“儿童年”的缘故罢,这几年来,向儿童们说话的刊物多得很,教训呀,指导呀,鼓励呀,劝谕呀,七嘴八舌,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儿童的人,是看了要头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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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现在往往见有描写岳飞呀,文天祥呀的故事文章。自然,这两位,是给中国人挣面子的,但来做现在的少年们的模范,却似乎迂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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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军数千,扼温泉门(德尔摩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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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娃子,展开翅子在空中,一手搭箭,一手张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娃子着慌,摇头说,“唉!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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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一人说,什么?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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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同兄:两日前看见《新青年》五卷二号通信里面,兄有唐俟也不反对Esperanto,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我于Esperanto固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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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在戏台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里发标,伶人厨子,无嘴可开,只能怪自己没本领。但若看客开口一唱戏,食客动手一做菜,可就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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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晨,其实时候是大约已经不早了。我还睡着,女工将我叫了醒来,说:“有一个师范大学的杨先生,杨树达,要来见你。”我虽然还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杨遇夫君,他名树达,曾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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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四日副刊上潜源先生的话再答几句:一,原文云: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答曰:是的。但特别加上小巧的人工,于无须区别的也多加区别者,又作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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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波先生:我所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倘有领人向前者,只要自己愿意,自然也不妨追踪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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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编辑《莽原》时,看见论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投稿里,还有用“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的,颇使我觉得中国实在还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国事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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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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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部的丛书印给读者看,是宋朝就有的,一直到现在。缺点是因为部头大,所以价钱贵。好处是把研究一种学问的书汇集在一处,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寻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单本小种的著作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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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吵架,有一个用木炭——上海是大抵用铅笔了——在墙壁上写道:“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同同三千三百刀!”这和政治之类是毫不相干的,然而不能算小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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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现代的画家格罗斯(GeorgeGrosz),中国已经绍介过好几回,总可以不算陌生人了。从有一方说,他也可以算是漫画家;那些作品,大抵是白地黑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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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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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什么思孟做了一本什么息邪,尽他说,也只是革新派的人,从前没有本领罢了。没本领与邪,似乎相差还远,所以思孟虽然写出一个maks,也只是没本领,算不得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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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五六年以前,我竟受了革命党的骗了。他们说:非革命不可!你看,汉族怎样的不愿意做奴隶,怎样的日夜想光复,这志愿,便到现在也铭心刻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