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的民族意识

  记者前天(二十一日)上午写《到新加坡》那篇通讯时,不是一开始就说了一段平风浪静的境界吗!昨天起开始渡过印度洋,风浪大起来了,船身好像一蹲一纵地向前迈进,坐在吸烟室里就好像天翻地覆似的,忍不住了,跑到甲板上躺在藤椅里不敢动,一上一下地好像腾云驾雾,头部脑部都在作怪,昨天全日只吃了面包半块,做了一天的废人,苦不堪言。今天上午风浪仍大,中午好了一些,我勉强吃了一部分的中餐,下午吸烟室里仍不能坐。写此文的时候,是靠在甲板上的藤椅里,把皮包放在腿上当桌子用,在狂涛怒浪中缓缓地写着,因明日到科伦坡待寄,而且听说地中海的风浪还要大,也许到那时,通讯不得不暂搁一下。

  船自新加坡开行后,搭客中的中国人就只剩了七个。黑色的朋友上来了十几个(印度人),他们里面的妇女们手上戴了许多金镯,身上挂了不少金链,还要在鼻孔外面的凹处嵌上一粒金制的装饰品。此外都是黄毛的碧眼儿。有一个嫁给中国人的荷兰女子,对于中国人表示特别好感,特别喜欢和中国人攀谈。

  同行中有一位李君自己带有一个帆布的靠椅,预备在甲板上自己用的,椅上用墨写明了他的中西文的姓名以作标志。前天下午他好端端地、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忽然来个大块头外国老太婆,一定要把他赶开,说这个椅是她的。李君把椅上写明的姓名给她看,她不肯服,说他偷了她的椅子,有意写上自己的姓名!于是引起几个中国人的公愤,我们里面有位甲君(代用的)尤其愤激,说“中国人都是做贼的吗?这样的欺侮中国人,我们都不必在国外做人了!这还了得!”我看他那一副握拳擦掌切齿怒目的神气,好像就要打人似的。还有一位乙君持极端相反的意见,他说:“中国人出门就准备着吃亏的,”又说:“自己不行(指中国),有何话说!”他主张不必认真计较。当时我刚在吸烟室里写文章,他们都仓皇地跑进来告诉我,我说老太婆如不讲理,可将情形告诉船上的管事人,倘若她自己也带了一张椅子,因找不到而误认的话,可叫管事人替她找出来,便明白了。后来果然找到了她自己的椅子,对李君道歉,而且觉得很难为情。听说她原有几分神经病,甲君仍怒不可遏,说不管有没有神经病,总是欺侮中国人,于是他仍就狠狠地热血沸腾地对着这个老太婆加了一番教训,并在背后愤愤地大说乙君的闲话。

  中国人到国外易于被人凌辱,却是一件无可为讳的事实。理由很简单,无非是国内军阀官僚们闹得太不像样,国际上处处给人轻视,不但大事吃亏,就是关于在国外的个人的琐屑小事,也不免受到影响。例如船上备有浴室,如遇着是中国人正在里面洗浴,来了一个也要洗浴的西人,往往打门很急,逼着速让,那种无理取闹的举动,虽限于少数的“死硬”派,无非含有轻视中国人的意味。

  不过有的时候也有自己错了而出于神经过敏的地方。此次同行中有一位“同胞”(赴外国经商的)说话的声音特别的响亮,极平常的话,他都要于大庭广众前大声疾呼。除登台演说外,和一两人或少数人谈话原不必那样卖力,但是这位仁兄不知怎样成了习惯,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非雷鸣不可。这当然易于惹人厌恶,我曾于无人处很和婉地提醒他,请他注意,他“愿安承教”了,但过了一天,故态复萌,有一夜他在房里又哗拉哗拉起来,被对房睡了觉爬起来的一个德国人跑过来办交涉,他事后愤然地说,在自己房里说说话有什么犯法,他觉得这又是选定中国人欺侮了!

  自“九·一八”中国暴露了许多逃官逃将以来,虽有马占山部及十九路军的昙花一现的暂时的振作,西报上遇有关于中国的漫画,不是画着一个颟顸大汉匍匐呻吟于雄赳赳的日军阀枪刺之下,便是画着前面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中国人拼命狂奔,后面一个日本兵拿着枪大踏步赶着,这样的印象,怎能引起什么人的敬重?至于外国人中的“死硬”派,那更不消说了。这都是“和外”的妙策遗下的好现象!

  到国外每遇着侨胞谈话,他们深痛于祖国的不振作,在外随时随地受着他族的凌辱蹂躏,呼吁无门,所表示的民族意识也特别的坚强,就是屡在国外旅行的雷宾南先生,此次在船上的时候和记者长谈,也对此点再三的注意,可见他所受到的刺激也是很深刻的。我说各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也是促成帝国主义加速崩溃的一件事,不过一个民族中的帝国主义的附属物不铲除,为虎作伥者肆无忌惮,民族解放又何从说起呢?这却成为一个先决问题了。

1933年7月23日,佛尔第号船上,自科伦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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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邹韬奋
Type: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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