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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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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通俗化这问题,我们已听到看到许多的意见与言论。对于一事一理的讨论,自然是不厌其详的;可是设若始终在纸上谈兵,而没有实际上的试验,则言论必来回绕圈,渐觉枯窘;而有志于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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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危患,打破了一切书本上的理论:从极度艰苦中杀出活路来,要凭自己的力气与自己的智慧。书本上的知识自有它的价值,可是抱着书本打仗,或抱着书本应付抗战中的任何事工,必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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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大致是重文轻武的,因此,“文弱”便有了赞美的意思;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中了状元,是最理想的人物与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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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怕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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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敌到殉国,张自忠将军一贯的是战则在前,退则居后。这是舍身报国的决心,与“身先士卒”的实践。每次战役,张将军都以必死的决心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以殉国的精诚感召部下去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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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初,我由昆明到大理去的时候,坐的是一家公司的商车。在动身的前夕,司机师吴栾铃君请我吃北方饭。同席的有一位山东青年,高个子,粗眉毛,浑身都是胆子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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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读自己的作品。愧悔吗?也许有一点。但是我知道,我心中还有一点什么,一点比愧悔之感要大着许多倍的什么,一点有关于生命的什么,我不愿找出它的名儿来!假若非明白的呼唤出不可呀,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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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茶馆里同朋友闲吹。算了算,我虽已练习写作十七八年之久,可是不过才出了二十本书。这二十本是:一、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大明湖》,《猫城记》,《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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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端阳节,“文协”的会员们开了个晚会,纪念大诗人屈原,并有纪念文字发表于各报纸及文艺刊物。当天,就有人提议,好不好定此日为诗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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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都来,这是第四次。第一次是在四年前,住了五六天,参观全城的大概。第二次是在三年前,我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路过此处,故仅留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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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是戏剧的母亲,没有写好了的剧本,就没有舞台上的戏剧。昔日老伶工私藏的“本子”是绝对不肯轻易给别人看的。在西洋,一出戏出演的第一日,观众们是要在末一幕闭幕时请出剧作者,给他喝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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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批评者是以“偏见”代替学识。对某事本一无所知,而偏要发表意见,那就只好拿出仅足以使自己快意的偏见,来信口乱说。这,说句老实话,只是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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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到“七七”,我们必定举行国民献金,这是当然的,因为献金是民气的测验,也是前后方痛痒相关,打成一片的最好的表现方法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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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曾在校中国庆纪念会上说过: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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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朋友现在还在北平受苦。这些人之中,有的是因为听到卢沟桥的炮声,而以为事情必不会恶化,所以就不慌不忙,不作出走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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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和我一样的是老百姓的人说:(一)谁想用武力争取政权,谁便是中国的祸害。八年的抗战,使我们受了极大的损失。今天我们要休息,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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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写了不少的东西。写的好与不好是另一问题,不在话下。为什么我能写出不少东西来,是这里所要谈的。这须要与解放前的情形比较一下:在国民党反动派当权的时候,我不能自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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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出话来,因为心里万分悲痛!我流泪,眼泪并流不尽我的悲痛。我的悲痛也是我们大家的,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我们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需要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和需要阳光一样,可是他已经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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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七日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开得很好。一来是每个代表都兴高采烈,出席踊跃,发言积极;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头一回开会嘛,谁能不高兴呢!二来是各党派、各民主阶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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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心心相印”。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确信,真已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在形成这种心挨着心的关系中,苏联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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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了:今后应加强会员的政治道德教育,对作家道德堕落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并开除道德堕落的会员孔厥的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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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这个计划的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听了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之后,曾经分组阅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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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拥护民族共同语的推行,大力推行!记得当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北京城里的满族人和汉族人虽然都说北京话,可是稍有不同。举一个例子:汉族人管祖母叫奶奶,满族人却管祖母叫太太,而管母亲叫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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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有跃进条件。它原来就是先锋:北京解放之初,头一个搞新词的就是曲艺。那时,相声演员还发愁,可是紧跟着就出现了新段子。现在,我到各处去访问,首先来找我的就是电台的工作人员,而且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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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红与专的问题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须红,人人须专,没有例外。是先红呢?还是先专呢?这要看个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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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极其鲜明地摆在这里: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里,因为打退了美国的侵略军,因为人民当家作主,所以跨上千里马,百废俱兴,万象峥嵘;再看看南朝鲜呢,因为李承晚卖国求荣,美军赖着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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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年了。在这举国欢腾的时节,回顾一下个人的创作生活也许是合适的。十年来,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微薄的写作成绩不过是人民怎么鼓舞了我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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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首都的变化极大;连我这个北京人也不敢夸口说熟悉北京了。是的,许多新街我还没走过,许多老街变了样子。连街道都不大认识了,还说什么熟悉北京呢?真的,要想大致说明白了北京的十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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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时代,往往听到“学乖”的故事。在这类故事里,总是兄弟三个,奉了老人的命令,到各处去学本领——用北京话说,即是“学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