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自己方面,所以要担任家庭教师,实在是为着救穷,这是已坦白自招的了(这倒不是看不起家庭教师,却是因为我的功课已很忙,倘若不穷的话,很想多用些工夫在功课方面,不愿以家庭教师来分心)。可是在执行家庭教师职务的时候,一点不愿存着“患得患失”的念头,对于学生的功课异常严格,所毅然保持的态度是:“你要我教,我就是这样;你不愿我这样教,尽管另请高明。”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人家担任家庭教师,那家有一位“四太爷”,掌握着全家的威权,全家上下对他都怕得好像遇着了老虎,任何人看他来了都起立致敬。他有一天走到我们的“书房”门口,我正在考问我所教的那个学生的功课,那个学生见“老虎”来了,急欲起来立正致敬,我不许他中断,说我教课的时候是不许任何人来阻挠的。事后那全家上下都以为“老虎”必将大发雷霆,开除这个大胆的先生。但是我不管,结果他也不敢动我分毫。我所以敢于强硬的,是因为自信我在功课上对得住这个学生的家长。同时我深信不严格就教不好书,教不好书我就不愿干,此时的心里已把“穷”字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种心理当然是很矛盾的。自己的求学费用明明要靠担任家庭教师来做主要来源,而同时又要这样做硬汉!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自己也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根据,只是好像生成了一副这样的性格,遇着当前的实际环境,觉得就应该这样做,否则便感觉得痛苦不堪忍受。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这样的一个“硬汉教师”,不但未曾有一次被东家驱逐出来,而且凡是东家的亲友偶然知道的,反而表示热烈的欢迎,一家结束,很容易地另有一家接下去。我仔细分析我的“硬”的性质,觉得我并不是瞎“硬”,不是要争什么意气,只是要争我在职务上本分所应有的“主权”。我因为要忠于我的职务,要尽我的心力使我的职务没有缺憾,便不得不坚决地保持我在职务上的“主权”,不能容许任何方面对于我的职务作无理的干涉或破坏(在职务上如有错误,当然也应该虚心领教)。我不但在做苦学生时代对于职务有着这样的性格,细想自从出了学校,正式加入职业界以来,也仍然处处保持着这样的性格。我自问在社会上服务了十几年,在经济上仅能这手拿来,那手用去,在英文俗语所谓“由手到嘴”的境况中过日子,失了业便没有后靠可言,也好像在苦学生时代要靠着工作来支持求学的费用,但是要使职务不亏,又往往不得不存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所以我在职业方面,也可说是一种矛盾的进展。
(原载1937年4月上海生活书店《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