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一重重的國難家難，心如槁木，百念灰冷，既勘破了名利關頭，也勘破了生死關頭；我本來是幻想着一個真善真美的世界的，而現在這世界偏偏如此醜惡，那麼活着既無足戀，死了又何足悲？當時我在《新聞報》上發表了一篇提倡火葬的文字，結尾歸納到自己的身後問題，說是要把我的骨灰裝在一隻平日最愛的楊彭年手製的竹根形紫砂花盆裏，倒像是立了遺囑似的。恰恰被一位七十五歲的前輩先生讀到了，就責備我道：“你才過五十，如日方中，爲甚麼如此衰颯，這是萬萬要不得的。做人總是這麼一回事，不如提起興致來，過一天算一天，千萬不要想到死的問題，就是我年逾古稀，還是生趣盎然，從沒有給自己身後打算過呢。至於火葬的話，我也並不贊成，與其碎骨揚灰，何妨薄殮薄葬，況且這也是下一代的責任，何必自己操心，且待死了之後，讓下一代給你做主吧。”我因前輩先生的規勸，原是一片好意，未便和他老人家爭辯，只得唯唯稱是。

　　過了一天，又有一位愛好花木的同志趕到我家裏來；他倒並不反對火葬，卻要瞧瞧我將來安放骨灰的那隻最愛的花盆。對日抗戰期間，我住在上海，人家正在投機囤貨，忙着發國難財，我卻甚麼都不囤，只是節衣縮食，向骨董鋪子裏蒐羅宜興陶質的古花盆，這期間倒也含有些抗日意義的。原來日本人愛好盆栽，而他們自己卻做不出好盆，據說先前曾把宜興蜀山的陶泥裝運回去，盡力仿製，而成績不良，因此專在吾國搜買古盆。凡是如皋、揚州、淮安、泰縣（今爲泰州市姜堰區。——編者注）各地，都有他們骨董商人的足跡；那邊有多許舊家，祖上都是癖愛花木的，而子孫卻並不愛花，就把傳下來的古盆一起賣給他們，數十年來，幾乎都被收買完了。上海的骨董商人投其所好，也往往以古盆賣給日本人，可得善價。我以爲這也是吾國國粹之一，自己要種花木，而沒有一個好好的古盆，豈不可恥！所以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的幾年間，我專和日本人競買，盡我力之所及，不肯退讓，在廣東路的兩個骨董市場中，倒也薄負微名，我每到那裏，他們就紛紛把古盆向我兜攬，一連幾年，大大小小的買了不少，連同戰前在蘇州買到的，不下百數，蔚爲大觀。就中有明代的鐵砂盆，有清代蕭韶明、楊彭年、陳文卿、陳用卿、愛閒老人、錢炳文、陳貫慄、陳文居、子林諸名家的作品，盆底都有他們的鈐印，盆質紫砂、紅砂、白砂甚麼都有，這就算是我的傳家之寶了。

　　現在那位愛花同志來問我打算把哪一隻最愛的花盆安放骨灰，一時倒回答不出來。記得蘇州一位創辦火葬場的戎老先生說：火葬時倘不穿衣服，約重三磅之譜；而我所最愛的花盆，有很大的，也有很小的，似乎都不相稱，末了纔想起那隻楊彭年手製的竹根形紫砂盆來，不大不小，恰好容納得下三磅的骨灰。楊氏是乾嘉年間專替陳曼生制砂茶壺的名手，這一個盆子確是他的得意之作，裏胎指痕宛然，表面有浮雕的竹節和竹葉，並刻着一首七言律詩，筆致遒逸可喜。我本來對它有偏愛，平日陳列在玻璃櫥中，不肯動用，這時拿出來給那位同志仔細觀賞；他也覺得給我一個花迷作飾終之用，再合適也沒有了。我想將來安放了骨灰之後，還得加以裝飾，在盆面上插幾枝雲朵形的靈芝，再把一塊靈璧石作爲陪襯，就供在梅屋中那隻洛陽出土的人馬圖案的大漢磚上，日常有鮮花作供，好鳥作伴，斷然不會寂寞；到了梅花時節，更包圍在香雪叢中，香生不斷，這真是一個最理想的歸宿；要不是火葬，你能把靈柩供在家裏麼？所成爲問題的，卻是亡婦鳳君已長眠在靈巖下的繡谷公墓中，我的墓穴也預備了，將來要是不去和她同葬一起，她就得永永地孤眠下去，怕要永永抱恨的。唉！活着既有問題，死了還有問題，且待將來再說吧。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看到了祖國的奮發有爲，突飛猛進，我的心情也頓時一變，由消極變爲積極，由悲哀變爲愉快；我要好好地活下去，至少要活到一百歲，我要把我一切的力量貢獻與祖國，我要看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實現，和全國人民熙熙然如登春臺，同享幸福。到那時我即使死了，也不必再借那隻心愛的花盆來作歸宿之所，願意把我的骨灰撒遍祖國的大地，使膏腴的土壤中開出千百萬朵美麗的花來！裝點這如錦如繡的大好河山，向我可愛的祖國獻禮致敬！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萬一我不幸而像老友洪深兄一樣害了不治之症，看不到社會主義的實現就撒手人世了，這……這……這怎麼辦呢？但是想到了祖國有希望，有辦法，社會主義終於會來，也就死而無憾。我愉快地先來把南宋愛國大詩人陸放翁先生那首臨終的名作改上十個字，以示我的子女：“死去元知萬事空，我生幸見九州同。他年大業完成後，家祭毋忘告乃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