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話十四 晏子相齊

  晏平仲的傳說,在很早的時候便成了一箇中心。他差不多成了一個模範的“賢”臣。《晏子》一書是集合這些傳說的大成的。《管子》是有系統的政治書,《晏子》卻是很漂亮的因勢利導的“諫”書,是“末”世或“衰”世的一部書。他恰好是產生在蘇秦、張儀之前的一個不同時代的人物。他和孔子同時;他和孔子都是有用世之心的。孔子有他自己的“理想國”,是一個“理想的大政治家”。他卻是一個沒有深遠的理想而有切實的“匡世”之智謀的“賢”臣。他歷事齊之三君(靈公、莊公、景公),都是所謂“暗主”。但他卻能以諷諫補救之。當時的老百姓們有了這樣的一個政治家已感得滿足了,故便把這一類“賢”臣的傳說集合於他的一身,正如將楚國“名”王的故事集合於楚王的一身一樣。

  他在“荒淫無恥”的時代,代表了僅存的“清明”之氣,漢民族的傳統的道德。

  晏子治東阿三年,而毀聞於國。景公不悅,欲免之。晏子請復治阿三年。三年後,果譽聞於國。景公賀之。但晏子很不高興的對道:當他初治東阿時,囑託不行,貨賂不至,民無飢者。但貴人及左右卻惡而毀之。這三年來,囑託行,貨賂至,多便利權家,民飢者過半,而譽聞於君。“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景公知其賢,乃任以國政。齊以大治(見《晏子》及《說苑》)。這故事反映出當時貴族政治的黑暗與不平。

  齊侯問晏子道:“忠臣之事君也,何若?”他答道:“有難不死,出亡不送!”這話大出齊侯意外。他道:“言而見用,終身無難,是不必死。諫而見從,終身不亡,是不必送。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新序》)這完全是“社稷爲重君爲輕”的大政治家的見解。

  他立身至潔,自奉至儉。爲齊相,中食而肉不足。景公知道了這事,將割地封之。他道:“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厚取之君,是不忠,且不智。十升之布,脫粟之食,足矣。景公道:“昔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道:“嬰聞之,聖人千應,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晏子》)

  他薦田穰苴,而齊之國勢賴以復振(《史記》)。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道:“君蓄勇力之士,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恐搏之不得,刺之不中。晏子乃以二桃饋三士,使之自鬥,皆自創而死(《晏子》)。這兩個故事流傳得很廣。在《列國志傳》及《新列國志》裏都會講到。而元無名氏的雜劇《田穰苴伐晉興齊》(有脈望館鈔校本),把晏子之薦穰苴寫得尤爲着力。

薦賢舉善是吾心,安邦治國訪知音。


全行仁義施忠政,留得清名貫古今。


  《古今小說》裏有話本《晏平仲二桃殺三士》一篇,卻是寫他施計除掉公孫接等三勇士的。他被寫得很冷酷無情。其實,他是一心爲社稷的,對於田穰苴與一勇之夫的公孫接等之間,其分別,他是看得很清楚的。穰苴是將才,公孫接等卻是匹夫之勇,“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反是禍國之徒。去之正是爲了國家的安寧。但經那篇話本那樣一描寫,讀者們的同情卻寄託於“三士”的一方面了。

  關於晏子最有名的故事,是“使楚”時的一則漂亮的對話。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道:“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他從大門入見楚王。王道:“齊無人耶?”晏子道:“齊人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道:“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道:“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說苑》)

  敦煌石室發現的一篇《晏子賦》(見《敦煌掇瑣》)便是寫這個故事的;不過以爲他是使樑;對話也多出不少。大約一部分是從託名於宋玉的《大言賦》《小言賦》演變出來的;一部分卻從《三國志·蜀志》吳使張溫問天,秦宓答辯不窮一則故事演變出來的。

  但晏子之成爲一個民間的英雄,一個傳說的中心卻不是偶然的。在那個貴族專政的時代,像這樣的一個忠國愛民,勇於諷諫,富於智計,肯替老百姓們說幾句話的“賢”臣,自然會成爲一代的口碑的集中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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