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室東遷以後,中央政府的力量幾乎完全失墜,而各地方的諸侯又各自維持着幾乎完全獨立的政權,對於外來敵人們的侵略是很難阻擋得住的。故“南蠻”的楚子竟敢於興問周鼎輕重之心,而後來孔子一想到了當時險惡可危的中國的情況,便不禁的要讚歎道:“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祍矣!”“被髮左祍”是戎狄之服式,也便是狁或犬戎的服式。假如不是管仲出來的話,恐怕中國真要成爲匈奴的附庸,中原或將早於晉室南遷一千多年前而淪陷於異族之手。
管仲相桓公,所以要“九合諸侯”者,其目的全在“尊王攘夷”;想要聯合或統一中國的力量以抵抗蠻族的侵略。所謂會盟,便是締結同盟的會集。恐怕在這時代,只有“敵愾同仇”和“夏夷之防”的號召,才能聯合或統一了當時的地方的武力。原來,這些盟會不僅用來對付西北方的戎狄,也要用來對付南方的強敵“荊楚”的。故《詩·魯頌宮》有“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語。以戎狄和荊舒並舉,可見“荊舒”在南方強大起來,而復欲侵入中原,也是春秋時代的大患之一。晉文的霸業便在於打敗了楚師的一舉。可是楚人很快的便漢化了。便擠入了中國諸侯之列,很快的便也成爲五霸之一,且也以盟會爲號召了。中國的諸侯便漸漸的忘記了楚是異族之一。她是完全同化於中國了。不見於《詩經》十五國風的“楚辭”與“楚歌”很快的便成爲中國文壇上的驕子。
齊居山東,擅魚鹽之利。管仲相桓公,以富國強兵爲務。他對桓公說,改革了內政之後,有了肯同死的戰士三萬人,便可以“以誅無道,以屏周室”了(《國語》)。他“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徵之”,“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見《國語》。《管子·小匡》謂:“南至吳越巴牂河不庾、雕題、黑齒、荊夷之國。”所記與此略同而頗加誇飾。)但未戰,便與楚子和。魯莊公三十年(民國前一五七五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管子·小匡》雲:“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斬孤竹而南歸海濱。”(《國語》)這一次遠征,他是很冒險的。齊軍營“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韓非子》)他歸後,還獻山戎的俘虜於魯(孤竹曾使人請助於魯)不久,(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仲言於桓公道:“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請救邢。”齊遂合諸侯救邢,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左傳》)
他又當“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遠”。(《管子》,《國語》亦有“西征攘白翟之地”語)
他的霸業,實不在於安內而在於攘外。
《管子》一書相傳爲管仲所作,實則,爲戰國時人所假託。然與《周官》實同爲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政治理想家的傑作。我們如以《管子》與《國語》裏所記的管仲事相對讀,可知作者所記也並不是全無依據的。
齊桓公死(民國前二五五四年)不久,而有宋襄公者,想繼桓公之霸業而“合諸侯”。但他一出馬便爲楚人所執。不久,釋之。鄭伯與楚和親,到了楚國去。宋襄公因此伐鄭。楚人出兵救鄭,與宋人戰於泓。襄公不乘楚人未濟及未成列擊之,失掉了戰勝的機會,遂敗退。楚以是益強盛,其兵力足迫脅中原。
晉文公繼之,(民國前二五四七年立)而遂以攘楚爲事。這時,宋、鄭皆勢弱。宋附於晉;鄭則依違於晉楚之間。民國前二五四三年,楚伐宋,晉救之。晉楚二軍遂戰於城濮(今河南陳留縣)。文公這一邊並不是孤單的;他連合了齊師,宋師及秦師,聲勢很盛。《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寫這次戰役很有聲色,爲古代有名的大戰役的描寫之一。城濮戰後,鄭伯便也與晉盟而絕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