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早年，他是最熱忱於救世或“匡”世的。他有整盤的政治的理想，他神往於“文、武、周公”之時代。他敬重管仲。他道：“微管仲，我其被髮左衽矣！”他同情於同時代的大政治家子產和晏平仲。他有熱烈的救世之心，雖其方式不像後來的墨翟的摩頂放踵，可是一生的奔走四方，爲的是要行其“道”於天下，這“道”便是文武周公之“道”，便是他的政治理想。但終於無所成而歸。歸後，便專心於從事教育事業。相傳他有弟子三千人，其中最著者有七十二人。在他之前，“學術”是被把握被封鎖在貴族們手上的。到了他之後，才把“學問”解放了；三千弟子之中，差不多全部是平民。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一個變化。《論語》裏有一段話，形容他道“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這已是他的全貌了。又有一段話道：“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能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三千弟子們怎樣的信仰他，從這裏也可以看出。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以他所神往的或想象中的古代的黃金時代的政治爲根據的。這種想象，其實便是他自己的理想構成的。他看不起當時的從政者。子貢問道：“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論語·子路》）他的政治理想便是針對着當時腐敗的貴族政治而發的。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怨。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熟敢不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顏淵》）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曰：其身正，不合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路》）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爲政》）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
他的整個政治學建築在“賢人”政治之上，而尤以“教育”人民爲主。對於執政者的自身的忠、勤、正直，尤不憚三言四言之。在當時，這樣的耿直的議論已非當世執政者所能容的了。所以孔子棲棲惶惶的奔走於四方而一無所遇。在早期，他還不十分熱心從政。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爲政》）但漸漸的便覺得要救世便非從政不可。“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這是他的自信。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子罕》）他總想求在政治上一試，甚至“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以中牟畔，召他，他又欲往。他道：“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陽貨》）
但他並不是一味“熱中”於政治。他是有所執着，有所不爲的。他以宗周爲第一義。他是“聖之時者”，總是針對着當時的局面而發言的。“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他又道：“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
他明白當時的大病在中央政府太軟弱而地方的勢力太大。一方面國力消耗於內戰。一方面外患之迫來，一天天的緊張，卻無以抵禦。所以他處處主張宗周，主張維持傳統的政治中心，主張維持古代的禮樂。“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當他們三家（孟孫、叔孫、季孫）舉行祭禮於撒祭物時，僭歌《周頌》裏的《雍》，孔子也不爲不高興，以爲這是天子之樂，“奚取於三家之堂！”又當陳成子弒簡公（魯哀公十四年）時，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憲問》）
他所以如此熟切的要求尊重傳統的權威，其最主要的原因，便要集中權力以對外。他對於管仲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武力而能夠傳統一中國的力量以對外，最爲稱道。然而他自己卻是周遊天下而一無所成的。他以無比的堅忍與熱誠周遊天下，要行其道。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而荷蕢遇孔子之門的人，聽見他擊磬的聲音，道：“有心哉，擊磬乎！”卻又批評曰：“鄙哉，砼砼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均見《憲問》）他們都是“道”不行則隱的主張者。像楚狂接輿簡直的在勸孔子可以退休了。“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在長沮桀溺的一段話中，尤可使人注意：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爲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
人既不能和鳥獸同羣，則始終亂人世間的人，便非愛這世不可，當亂世，便非救這世不可。孔子的這個意見是雪亮的，可以感動一切時代的人。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季氏》）
這一段話足夠說明孔子之“道”的定義，足夠說明他的如何針對着當時“陪臣執國命”的可痛的政況而對症發藥。
他曾一度爲季氏史。後魯定公以他爲中都宰，爲司空，且爲大司寇。定公十年齊魯有夾谷之會。要不是孔子堅執着“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的主張，那一次會魯是要吃大虧的。後來，孔子以大司寇攝相事，誅了亂政的大夫少正卯。但不久，魯君便疏遠了他。他離魯出遊。
他被斥於齊，被逐於宋衛，被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復反魯。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這一年是魯哀公十一年。他已經在外面飄流到數十年了。
但他在飄流的時候，卻無地無時不在學習，不在蒐集文化資料，也無時無地不在施教。跟隨在他左右的子弟們很多。有勇士，像子路，有商人，像子貢，弟子來的地方不同，出身也不同。他們彷彿都是第一次向學術睜開眼睛，第一次有機會受到最早的最偉大的講學者孔子的教育。
孔子爲什麼會感到學術的非解放不可呢？第一，他是殷之後，從宋襄公一派相傳下來，原來是公族，被華氏所迫而出奔於魯。他出時，他父親已死。所以，他貧且賤，是一個十足的在沒落中的貴族階級。因爲他還是這個貴族階級裏的人，所以他有獲得及蒐集傳統的文化的可能，以他的好學不倦，各地的史記、學術幾有集中於他一身之概。
他生於貴族階級沒落的時代；貴族們的荒淫無恥，橫徵暴斂，使一般人民大感痛苦。而商業的發達，使商人們的地位逐漸增高。貴族們的家臣或陪臣們——其出身大多數是老百姓，少數是沒落的貴族——的勢力也逐漸的加強了。這些新興的階級的產生和農民們的相當覺悟和反抗力的加大（《詩經》裏的詩，像“彼公子兮不素餐兮”之類都是代表農民們的憤呼悲號的；《詩經》裏農歌之多，也足以見當時農民們力量的逐漸爲“學者”所認識）。正蘊釀着一個偉大的轉變的時代。而他，孔子，卻是適當其時的把貴族的文化集攏了來而傳佈到一般人民的階層裏去的一位最偉大的講學者。他的講學上的成功正可與他屢次不遇的政治上的失敗正對比。他之所以成爲“百世師”，便在他的解放了“學問”，使老百姓們都有得到“學問”的機會。在他的三千弟子裏，出身於貴族階級的很少。從他以後，中國的一個偉大的哲學時代方纔產生出來，而這些大學者們的出身也大都不是貴族。
他在知識的傳佈之外，首要養成一個“君子”，一個堅貞的大人物。所以他道：“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又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子罕》）又道：“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罕》）又道：“見利思義，見危授命。”（《憲問》）又道：“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這些教訓都是最肯定的在動亂時代的箴言。
他所要養成的“君子”，所要訓練的“士”，便是最堅貞不動搖的人物，便是“殺身成仁”的先驅者，便是動亂時代的柱石，便是“中流”的砥柱，而決不是無恥的動搖的份子。
所以孔子是不能被利用的；孔子的教訓和學說是不能被竄取、修改的。凡是“孔子之徒”都是一個“君子”，一個堅貞的“士”。凡出賣民族利益的，操守不堅定的，口仁義而行若盜賊的，雖然每每自命爲“孔子之徒”，自命爲孔道的宣揚者，而實則正是孔子所欲“誅之”者的。
孔子和孔子之“道”，自漢以來，便爲民賊們叔孫通們所利用，所襲取，所變質，根本上並不是他的真面目。
孔子是一個最熱烈的愛中國者；在政治上失敗了之後，他便以第一個講學者的面目出現於中國歷史上，要在“文化”上致力。
他自己說道：“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爲政》）這是他爲學的經過。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這是他的最好的自述。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公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
子曰：賢者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者回也！（《雍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不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季氏》）
這些話都是珠玉，都是爲學者的最好的良箴。而他自己爲學之勤，也可於此見之。他論《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彬彬矣。”“子入大廟，每事問”（《八佾》）。他能夠把貴族文化集合了攏來，把《書》《禮》《詩》《易》《春秋》，都編定了下來，正是他艱苦從學的結果。他道：“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陽貨》）這是他的憤語；他所最看不起的便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陽貨》在《論語》裏，有讚頌孔子的話不少。達巷黨人道：“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罕》）儀封人見到了孔子之後，出來說道：“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八佾》）這裏所謂“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正指他是文化的傳道者。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裏所謂“斯‘文’”，便是“文化”之謂。他集合古代文化於一身，其生命確是異常的重要！他的不幸，便是整個古代文化的不幸！他之所以稱“天”者，在他那時代，運命的信仰是普遍的，當然，他也不能是絕對的例外。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子張》）又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子張》）這和韓愈的頌李白、杜甫：“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同樣的意義。
司馬遷道：“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可謂至聖矣！”戰國以後，“孔子之徒”，在實際上便成了古代文化的“典守”者了。
把孔子成爲一個宗教主，一個“巫師”般的人物，把許多怪誕的傳說和神話塗附於孔子的身上，全都是漢以來的胡鬧的把戲。在那裏的孔子，是被利用了，被變質了的。
孔子是蘇格拉底，不是釋迦，不是耶穌，不是默哈默特。他是最愛人世間的，他是一個理想的大政治家，一個偉大的學者，哲學家；但絕對的不是一個神祕的人物。
關於孔子的言行生平，《論語》是最可靠的（但已有一部分爲後人所增飾）。《史記》上的《孔子世家》幾乎全依據於《論語》。《家語》《集語》及《闕里志》等附會已不少。而明人蔡復賞的《孔聖全書》多至三十五卷（《四庫存目》，予藏有此書）。差不多把關於孔子的一文一語都蒐羅在內。但當然，把無數怪誕的傳說也都蒐羅於中了。又曾見明嘉靖、隆慶間刊行的一部關於孔子的演義（《孔子平話》（？）鄞馮氏藏），萬曆間刊行的一部《孔聖周遊列國大成麒麟記》傳奇，寫得都還比較的謹慎。至於像《孫武子雷砲興兵救孔聖》（鼓詞，明末清初版）一類的書，便荒唐得不值一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