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爲周的同姓諸侯。從姬友（鄭桓公）初封於鄭，便成爲周室的屏衛。到了莊公，開始與周不睦。文公以後，鄭的國力漸漸的衰弱了，甚至依違於晉、楚二國之間，成了一個附庸之國；——楚強則依楚，晉強則盟晉。事大國是很困難的。時時引起了無謂的糾紛，而受到壓迫。內政又是很不安定。當子產立爲卿的時候，正是簡公怒其相子孔的專權而誅之，情形相當的混亂的時期。子產爲鄭成公少子。名公孫僑。他初欲辭政，以爲“國小而傴，族大寵多，不可爲也”。但當他一執政，便好像農夫的耕田，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他問政於然明。然明道：“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他的爲政差不多是根據了這句話的。他道：“唯爲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當封建的時候，貴族宗子專擅着政權，老百姓除了出財出力（賦役）之外，是什麼權利都不能享受的。只要統治者略略的清明，賞罰相當的公正，他們便已感滿足了。子產的政治見解正針對這個貴族專權時代而發揮的。

　　他要大家都守“法”（一個國家必須有上下共同遵守的法律），便首先鑄刑書。他一味以“法”治，鄭人不習慣於這種“法”治的嚴正的條例。他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禇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但到了三年，他們卻又誦之道：“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這是他的治跡的成效。

　　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主張毀了它。子產道：“其所善者，我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他畢竟是相當開明的。在這樣的相當開明的法治之下，鄭國便開始安定了。

　　國內一安定，他便專意的對外。

　　鄭國的外交最難。附楚則晉怨，附晉則楚怒。依違於兩大國之間，而且他們往往誅求無厭，責備無端。但在子產當政這一個時代卻對付晉、楚得很好。他因爲國內的安定，所以對外比較的強硬，有立場，並不是一味的屈伏與依附。《呂氏春秋》說過一件故事。晉人慾攻鄭叫叔向去聘問。子產爲之詩道：“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叔向歸，道：“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

　　其實，子產是有相當的力量的，其力還是足以左右晉、楚的霸業。他守中立，不偏袒於一國，他們便也不敢去逼他。終他的一生，鄭國不曾有過嚴重的外患。

　　子產是一個意志很堅強的人物，他覺得對的事，任怎樣也不肯變更。“苟利社稷，生死以之！”這是如何的一位愛國的大政治家的氣度！

　　這位大政治家成爲春秋時代的許多“爲政”的故事的中心人物。恐怕有一部分是附會上去的。

　　鄭公要叫伊何做一邑之長官。他道：叫他去學學，便更能“知治”了。但子產根本反對從政而後學的。他道：“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也正像“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後來，以詩賦求士，以科舉求士，都是強以未學爲政的人而使之從政的。千年來整個政治的黑暗，不上規道，這也是原因之一。

　　子產之惠在愛民。孔子道：“子產以所乘之與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子產死，孔子爲之出涕道：“古之遺愛也。”鄭人也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

　　他成爲一個模範的大政治家。“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一句話成爲從政者的一句不朽的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