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姬發的勢力一天天的大了；終於在民國紀元前三千零三十三年（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起大兵，從孟津渡過黃河，大敗紂師於牧野。紂登鹿臺自焚死。姬發遂代殷而佔領了“中國”，稱爲武王。其由岐豐出發，東南下而擴張其勢力於黃河的中流及下游，正和秦始皇的統一六國的情形有些相同。關於武王伐紂的故事，今所傳的已經都是片面的文章；都是得勝者的紀功紀德，而絕無失敗者的呼籲。一切關於紂一方面的文獻，差不多都已消滅淨盡了。因爲像孟子們的儒家的誇飾，紂的失敗，遂益成爲必然的。因了他的暴虐無道，臣民離心，武王之師一到了牧野，浩浩蕩蕩的七十萬的紂兵便倒戈叛紂，奔潰而散。在《牧誓》裏，紂的罪狀不過是：“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榮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以今語譯之，不過是寵婦廢祀，以疏間親，任用非人而已，武王因此便“恭行天之罰”，未免有小題大做，越俎代庖之嫌。後來的三篇《泰誓》及《史記》的記載，便硬替紂添做了許多罪惡。好像武王之討伐真是仁德之主，替天行道，替民伐罪似的。殷商已滅，紂已失敗，還有誰來辨正這些歪曲的記載呢？

　　然而在許多古書的記載裏，究竟不能完全一致，完全統一。在他們的矛盾之間，我們到可看出這次討伐戰的一些真相來。

　　《武成》有“血流漂杵”之語，可見當時那一場戰爭的激烈異常。孟子因爲和他的理論不合，便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嘆。

　　《周書》紀載武王馘俘的數目很驚人。“武王遠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一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這記載也許有些涉於誇大。然而武王得天下之非“兵不血刃”則可概見。亡國的民族，自己的歷史雖然常被消滅了，然而得勝者的紀功碑，終難一手掩盡天下之耳目的。

　　元人有《武王伐紂書》；明許之琳有《封神傳》，皆寫殷週二族之戰；雖野語小說，人神雜糅，卻沒有正史那樣的歪曲史實。

　　當時，殷之遺民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已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史記·伯夷列傳》）這恐怕是殷遺民文學裏的惟一的作品了。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孟子·公孫丑上》）

　　以這樣的清介之士，當然要嘆息着“以暴易暴”而不食“周”粟以死了。

　　清初，有一部小說，名爲《豆棚閒話》，頗寄託着亡國遺黎的哀痛與呻吟；其中有一則故事，名爲《首陽山叔齊變節》，藉着叔齊的名字，來嘲罵明末的逸民出來應試求官的故事，所謂“一陣夷齊下首陽”者是。《桃花扇》的最後一句（餘韻）藉着搜訪山林隱逸的皁隸之口，說道：“你們不曉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識時務的俊傑，從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訪拿你輩哩。”正與《豆棚閒話》的作者同一的在諷嘲着那些亡國士大夫。

　　然而，殷之遺民的叔齊卻平空的受到了無妄之災！

　　像伯夷、叔齊那樣的遺民在當時一定不少。可惜“歷史”是被戰勝者所湮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