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屠格納夫，柴霍夫（２）這些作家大爲中國讀書界所稱頌的時候，高爾基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兩篇翻譯，也不過因爲他所描的人物來得特別，但總不覺得有什麼大意思。

　　這原因，現在很明白了：因爲他是“底層”的代表者，是無產階級的作家。對於他的作品，中國的舊的知識階級不能共鳴，正是當然的事。

　　然而革命的導師（３），卻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經知道他是新俄的偉大的藝術家，用了別一種兵器，向着同一的敵人，爲了同一的目的而戰鬥的夥伴，他的武器——藝術的言語——是有極大的意義的。

　　而這先見，現在已經由事實來確證了。

　　中國的工農，被壓榨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談到教育；文字又這麼不容易，要想從中出現高爾基似的偉大的作者，一時恐怕是很困難的。不過人的向着光明，是沒有兩樣的，無祖國的文學（４）也並無彼此之分，我們當然可以先來借看一些輸入的先進的範本。

　　這小本子雖然只是一個短篇，但以作者的偉大，譯者的誠實，就正是這一種範本。而且從此脫出了文人的書齋，開始與大衆相見，此後所啓發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讀者，它將要生出不同的結果來。

　　這結果，將來也會有事實來確證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魯迅記。

　　（１）本篇在收入本書前未能發表。

　　高爾基參看本卷第１９７頁注（３８）。《一月九日》，是他描寫一九○五年一月九日彼得堡冬宮廣場沙皇殘酷鎮壓請願羣衆的流血事件的特寫，一九三一年曹靖華譯成中文，蘇聯中央出版局出版。這篇小引原爲這一譯本在國內重印而作，後因故未能出版。（２）屠格納夫通譯屠格涅夫，參看本卷第１９３頁注（２）。柴霍夫，通譯契訶夫，參看本卷第２０９頁注（１５３）。（３）革命的導師指列寧。他在一九○七年稱讚高爾基的《母親》是“一本非常及時的書”，“這是一本必需的書，很多工人不自覺地、自發地參加了革命運動，現在他們讀一讀《母親》，對自己會有很大的益處。”（引自高爾基：《列寧》）一九一○年，又在《政治家的短評》中說：“高爾基毫無疑問是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傑出的代表，他對無產階級藝術作出了許多貢獻，並且還會做出更多貢獻。”（４）無祖國的文學《共產黨宣言》中有“工人沒有祖國”的話，所以也有人稱無產階級文學爲無祖國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