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所講的題目是“老調子已經唱完”：初看似乎有些離奇，其實是並不奇怪的。

　　凡老的，舊的，都已經完了！這也應該如此。雖然這一句話實在對不起一般老前輩，可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中國人有一種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孫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長久，永遠不死；及至知道沒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卻希望自己的屍身永遠不腐爛。但是，想一想罷，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擠得密密的，現在的我們早已無地可容了；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的屍身都不爛，豈不是地面上的死屍早已堆得比魚店裏的魚還要多，連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沒有了麼？所以，我想，凡是老的，舊的，實在倒不如高高興興的死去的好。

　　在文學上，也一樣，凡是老的和舊的，都已經唱完，或將要唱完。舉一個最近的例來說，就是俄國。他們當俄皇專制的時代，有許多作家很同情於民衆，叫出許多慘痛的聲音，後來他們又看見民衆有缺點，便失望起來，不很能怎樣歌唱，待到革命以後，文學上便沒有什麼大作品了。只有幾個舊文學家跑到外國去，作了幾篇作品，但也不見得出色，因爲他們已經失掉了先前的環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開口。

　　在這時候，他們的本國是應該有新的聲音出現的，但是我們還沒有很聽到。我想，他們將來是一定要有聲音的。因爲俄國是活的，雖然暫時沒有聲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環境的能力，所以將來一定也會有新的聲音出現。

　　再說歐美的幾個國度罷。他們的文藝是早有些老舊了，待到世界大戰時候，才發生了一種戰爭文學。戰爭一完結，環境也改變了，老調子無從再唱，所以現在文學上也有些寂寞。將來的情形如何，我們實在不能豫測。但我相信，他們是一定也會有新的聲音的。

　　現在來想一想我們中國是怎樣。中國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最老的，裏面的思想是最舊的。但是，很奇怪，卻和別國不一樣。那些老調子，還是沒有唱完。

　　這是什麼緣故呢？有人說，我們中國是有一種“特別國情”（２）。——中國人是否真是這樣“特別”，我是不知道，不過我聽得有人說，中國人是這樣。——倘使這話是真的，那麼，據我看來，這所以特別的原因，大概有兩樣。

　　第一，是因爲中國人沒記性，因爲沒記性，所以昨天聽過的話，今天忘記了，明天再聽到，還是覺得很新鮮。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壞了的事，今天忘記了，明天做起來，也還是“仍舊貫”（３）的老調子。

　　第二，是個人的老調子還未唱完，國家卻已經滅亡了好幾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該再唱，將它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爲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衆爲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復的唱不完。於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４），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５）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

　　宋朝唱完了，進來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麼，宋朝的老調子也該隨着宋朝完結了罷，不，元朝人起初雖然看不起中國人（６），後來卻覺得我們的老調子，倒也新奇，漸漸生了羨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們的調子來了，一直到滅亡。

　　這個時候，起來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調子，到此應該唱完了罷，可是也還沒有唱完。明太祖又覺得還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麼八股咧，道學咧，和社會，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條過去的舊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國人。中國的老調子，在新來的外國主人的眼裏又見得新鮮了，於是又唱下去。還是八股，考試，做古文，看古書。但是清朝完結，已經有十六年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們到後來，倒也略略有些覺悟，曾經想從外國學一點新法來補救，然而已經太遲，來不及了。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次，而它卻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發生一點小議論。有人說：“可見中國的老調子實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試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滿洲人，不是都被我們同化了麼？照此看來，則將來無論何國，中國都會這樣地將他們同化的。”原來我們中國就如生着傳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還會將病傳到別人身上去，這倒是一種特別的本領。

　　殊不知這種意見，在現在是非常錯誤的。我們爲甚麼能夠同化蒙古人和滿洲人呢？是因爲他們的文化比我們的低得多。倘使別人的文化和我們的相敵或更進步，那結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們倘比我們更聰明，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他們對於中國人，是毫不愛惜的，當然任憑你腐敗下去。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那裏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

　　從前西洋有一個國度，國名忘記了，要在非洲造一條鐵路。頑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對，他們便利用了他們的神話來哄騙他們道：“你們古代有一個神仙，曾從地面造一道橋到天上。

　　現在我們所造的鐵路，簡直就和你們的古聖人的用意一樣。”（７）非洲人不勝佩服，高興，鐵路就造起來。——中國人是向來排斥外人的，然而現在卻漸漸有人跑到他那裏去唱老調子了，還說道：“孔夫子也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８）所以外人倒是好的。”外國人也說道：“你家聖人的話實在不錯。”

　　倘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前途怎樣呢？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來類推。上海是：最有權勢的是一羣外國人，接近他們的是一圈中國的商人和所謂讀書的人，圈子外面是許多中國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將來呢，倘使還要唱着老調子，那麼，上海的情狀會擴大到全國，苦人會多起來。因爲現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時候，我們可以靠着老調子將他們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這就因爲，現在的外國人，不比蒙古人和滿洲人一樣，他們的文化並不在我們之下。

　　那麼，怎麼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拋棄了老調子。舊文章，舊思想，都已經和現社會毫無關係了，從前孔子周遊列國的時代，所坐的是牛車。現在我們還坐牛車麼？從前堯舜的時候，吃東西用泥碗，現在我們所用的是甚麼？所以，生在現今的時代，捧着古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了。

　　但是，有些讀書人說，我們看這些古東西，倒並不覺得於中國怎樣有害，又何必這樣決絕地拋棄呢？是的。然而古老東西的可怕就正在這裏。倘使我們覺得有害，我們便能警戒了，正因爲並不覺得怎樣有害，我們這才總是覺不出這致死的毛病來。因爲這是“軟刀子”。這“軟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發明的，明朝有一個讀書人，叫做賈鳧西（９）的，鼓詞裏曾經說起紂王，道：“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只等得太白旗懸才知道命有差。”我們的老調子，也就是一把軟刀子。

　　中國人倘被別人用鋼刀來割，是覺得痛的，還有法子想；倘是軟刀子，那可真是“割頭不覺死”，一定要完。

　　我們中國被別人用兵器來打，早有過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滿洲人用弓箭，還有別國人用槍炮。用槍炮來打的後幾次，我已經出了世了，但是年紀青。我彷彿記得那時大家倒還覺得一點苦痛的，也曾經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槍炮來打我們的時候，聽說是因爲我們野蠻；現在，倒不大遇見有槍炮來打我們了，大約是因爲我們文明瞭罷。現在也的確常常有人說，中國的文化好得很，應該保存。那證據，是外國人也常在讚美。這就是軟刀子。用鋼刀，我們也許還會覺得的，於是就改用軟刀子。我想：叫我們用自己的老調子唱完我們自己的時候，是已經要到了。

　　中國的文化，我可是實在不知道在那裏。所謂文化之類，和現在的民衆有甚麼關係，甚麼益處呢？近來外國人也時常說，中國人禮儀好，中國人餚饌好。中國人也附和着。但這些事和民衆有甚麼關係？車伕先就沒有錢來做禮服，南北的大多數的農民最好的食物是雜糧。有什麼關係？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國人所作的書籍，多是嘲罵中國的腐敗；到了現在，不大嘲罵了，或者反而稱讚中國的文化了。常聽到他們說：“我在中國住得很舒服呵！”這就是中國人已經漸漸把自己的幸福送給外國人享受的證據。所以他們愈讚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要愈深的！

　　這就是說：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雖是現在的闊人富翁，他們的子孫也不能逃。我曾經做過一篇雜感，大意是說：“凡稱讚中國舊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穩地方的富人，因爲他們有錢，沒有受到國內戰爭的痛苦，所以發出這樣的讚賞來。殊不知將來他們的子孫，營業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賤，去開的礦洞，也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深。”（１０）這就是說，將來還是要窮的，不過遲一點。但是先窮的苦人，開了較淺的礦，他們的後人，卻須開更深的礦了。我的話並沒有人注意。他們還是唱着老調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國去。但從此以後，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樣，唱完別人了，他們是要唱完了自己。

　　這怎麼辦呢？我想，第一，是先請他們從洋樓，臥室，書房裏踱出來，看一看身邊怎麼樣，再看一看社會怎麼樣，世界怎麼樣。然後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點。“跨出房門，是危險的。”自然，唱老調子的先生們又要說。然而，做人是總有些危險的，如果躲在房裏，就一定長壽，白鬍子的老先生應該非常多；但是我們所見的有多少呢？他們也還是常常早死，雖然不危險，他們也胡塗死了。

　　要不危險，我倒曾經發見了一個很合式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牢獄。人坐在監，牢裏便不至於再搗亂，犯罪了；救火機關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盜劫，到牢獄裏去搶東西的強盜是從來沒有的。坐監是實在最安穩。

　　但是，坐監卻獨獨缺少一件事，這就是：自由。所以，貪安穩就沒有自由，要自由就總要歷些危險。只有這兩條路。那一條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來說了。

　　現在我還要謝諸位今天到來的盛意。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同年五月十一日漢口《中央日報》副刊第四十八號曾予轉載。

　　（２）“特別國情”一九一五年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時，他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曾於八月十日北京《亞細亞日報》發表《共和與君主論》一文，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不適宜實行民主政治，應當恢復君主政體。這種謬論，曾經成爲反動派阻撓民主改革和反對進步學說的藉口。

　　（３）“仍舊貫”語見《論語·先進》：“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躍曬幔*之何？何必改作！’”

　　（４）理學又稱道學，是宋代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等人闡釋儒家學說而形成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它認爲“理”是宇宙的本體，把“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說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

　　（５）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字介甫，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他在宋神宗熙寧二年（１０６９）出任宰相，實行改革，推行均輸、青苗、免役、市貿、方田均稅、保甲保馬等新法，後因受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對而失敗。

　　（６）元朝將全國人分爲四等：蒙古人最貴，色目人次之，漢人又次之，南人最賤。按漢人指契丹、女貞、高麗和原金朝治下的北中國漢人；南人指南宋遺民。

　　（７）關於西洋人用神話哄騙非洲土人的事，參看《熱風》

　　（８）“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語見《論語·公冶長》玻埂場〖仲煳鰨ㄔ跡保*９２—１６７４）字應寵，號木皮散人，山東曲阜人，明代遺民、鼓詞作家。這裏所引的話見於明亡後他作的《木皮散人鼓詞》中關於周武王滅商紂王的一段：“多虧了散宜生定下胭粉計，獻上個興周滅商的女嬌娃；……他爺們（按指周文王、武王父子等）晝夜商議行仁政，那紂王胡里胡塗在黑影爬；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只等得太白"縲*才知道命有差。”

　　（１０）參看《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