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拾遺又是“古已有之”


  太炎先生(2)忽然在教育改進社年會的講壇上“勸治史學”以“保存國性”,真是慨乎言之。但他漏舉了一條益處,就是一治史學,就可以知道許多“古已有之”的事。

  衣萍先生(3)大概是不甚治史學的,所以將多用驚歎符號應該治罪的話,當作一個“幽默”。其意蓋若曰,如此責罰,當爲世間之所無有者也。而不知“古已有之”矣。

  我是毫不治史學的。所以於史學很生疏。但記得宋朝大鬧黨人(4)的時候,也許是禁止元祐學術的時候罷,因爲黨人中很有幾個是有名的詩人,便遷怒到詩上面去,政府出了一條命令,不準大家做詩,違者笞二百!(5)而且我們應該注意,這是連內容的悲觀和樂觀都不問的,即使樂觀,也仍然答一百!

  那時大約確乎因爲胡適之(6)先生還沒有出世的緣故罷,所以詩上都沒有用驚歎符號,如果用上,那可就怕要笞一千了,如果用上而又在“唉”“呵呀”的下面,那一定就要笞一萬了,加上“縮小像細菌放大像炮彈”(7)的罪名,至少也得笞十萬。衣萍先生所擬的區區打幾百關幾年,未免過於從輕發落,有姑容之嫌,但我知道他如果去做官,一定是一個很寬大的“民之父母”(8),只是想學心理學是不很相宜的(9)。

  然而做詩又怎麼開了禁呢?聽說是因爲皇帝先做了一首,於是大家便又動手做起來了。

  可惜中國已沒有皇帝了,只有並不縮小的炮彈在天空裏飛,那有誰來用這還未放大的炮彈呢?

  呵呀!還有皇帝的諸大帝國皇帝陛下呀,你做幾首詩,用些驚歎符號,使敝國的詩人不至於受罪罷!唉!!!這是奴隸的聲音,我防愛國者要這樣說。

  誠然,這是對的,我在十三年之前,確乎是一個他族的奴隸,國性還保存着,所以“今尚有之”,而且因爲我是不甚相信歷史的進化的,所以還怕未免“後仍有之”。舊性是總要流露的,現在有幾位上海的青年批評家,不是已經在那裏主張“取締文人”,不許用“花呀”“吾愛呀”了麼?但還沒有定出“笞令”來。

  倘說這不定“笞令”,比宋朝就進化;那麼,我也就可以算從他族的奴隸進化到同族的奴隸,臣不勝屏營欣忭之至!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晨報副刊》,署名某生者。

  (2)太炎章炳麟,參看本卷第6頁注(6)。一九二四年七月五日,他在南京東南大學召開的“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三次年會上,作《勸治史學及論史學利病》的講演,其中說:“生爲一國之民,不治本國史學,直謂之無國家無國民性之人可也,聚幾萬萬無國民性之人以立國,則國魂已失。”教育改進社,全稱“中華教育改進社”,一九二二年七月成立於濟南。主要成員有熊希齡、陶知行(行知)、王伯秋等。(3)衣萍章鴻熙(1900—1947),字衣萍,安徽績溪人。當時在北京大學文學院旁聽,是《語絲》撰稿人之一。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晨報副刊》發表《感嘆符號與新詩》一文,針對張耀翔的所謂多用感嘆號的白話詩是“亡國之音”的論調、用幽默諷刺的筆法提出“請願政府明令禁止”做白話詩、用感嘆號。“凡做一首白話詩者打十板屁股”;“凡用一個感嘆號者罰洋一元”;“凡出版一本白話詩集或用一百個感嘆號者,處以三年的監禁或三年有期徒刑;出版三、四本的白話詩集或用一千個以上的感嘆號者,即槍斃或殺頭”。(4)宋朝大鬧黨人宋神宗時,王安石任宰相,實行變法,遭到司馬光等人的反對,形成新黨與舊黨之爭。宋哲宗元祐年間舊黨得勢,他們的政治學術思想被稱爲元祐學術。後來宋徽宗打擊舊黨,嚴禁元祐學術傳播。《宋史·徽宗紀》*兀撼縋曄輝攏兆諳綸骸耙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察舉,必罰無赦。”並將司馬光、蘇軾等三○九人鐫名立碑於太學端禮門前,指爲奸黨,稱爲黨人碑,或元祐黨碑。

  (5)關於宋朝禁詩的事,據宋代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爲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爲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爲科禁。……何丞相伯通適領修律令,因爲科雲:‘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詩遂盛行於宣和之末。”按文中所說“笞二百”魯迅曾予更正,參看《集外集拾遺補編·笞*儐刁滓話僦蟆貳(6)胡適之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北京大學教授。曾爲《新青年》雜誌編輯之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右翼代表人物。他的《嘗試集》(一九二○年出版)被張耀翔用作攻擊新詩使用驚歎號的例證之一。

  (7)“縮小像細菌放大像炮彈”張耀翔在《心理》雜誌第三卷第二號(一九二四年四月)發表《新詩人的情緒》一文,把當時出版的胡適《嘗試集》、康白情《草兒》、郭沫若《女神》等新詩集裏面的驚歎號加以統計,並諷刺說:“仰看像一陣春雨,俯看像數畝禾田;縮小看像許多細菌,放大看像幾排彈丸。”認爲這是消極、悲觀、厭世情緒的表現,多用驚歎符號的白話詩是“亡國之音”。(8)“民之父母”語見《詩經·小雅·南山有臺》:“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舊時常用以稱呼地方官。

  (9)這是對張耀翔的諷刺。張耀翔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中華心理學會刊物《心理》雜誌的編輯主任。他在《新詩人的情緒》一文中說:“職是之故,心理學者關於情緒之研究,遠較他種精神研究爲少……餘久欲努力於情緒之研究……其方法爲何,即取其專爲表情之著作——詩,盛行之白話詩——而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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