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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與聖陶見面是在民國十年的秋天。那時劉延陵兄介紹我到吳淞炮臺灣中國公學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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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經死了三個年頭了。這三年裏世事不知變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這些個，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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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遠的理想，可並不是空想，他少年時傾向無政府主義，一度想和幾個朋友組織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沒有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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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是個老實人，又是個有趣的人。他能在談天的時候，滔滔不絕地發出長篇大論。這回聽勉子說，日本某雜誌上有《女？》一文，是幾個文人以“女”爲題的桌話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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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到上海，在一路電車的頭等裏，見一個大西洋人帶着一個小西洋人，相併地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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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一回寒假，因爲養病，住到一家親戚的別墅裏去。那別墅是在鄉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藍的湖水，對岸環擁着不盡的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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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暑中寫《白採的詩》一文，剛滿一頁，便因病擱下。這時候薰宇來了一封信，說白採死了，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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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卷詩稿的運氣真壞！我爲它碰過好幾回壁，幾乎已經絕望。現在承開明書店主人的好意，答應將它印行，讓我盡了對於亡友的責任，真是感激不盡！偶然翻閱卷前的序，後面記着一九二四年二月；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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僞《列子》裏有一段夢話，說得甚好：“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不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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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和一位新同事閒談。我偶然問道：“你第一次上課，講些什麼？”他笑着答我，“我古今中外了一點鐘！”他這樣說明事實，且示謙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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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在大江北岸一個城市裏，那兒的園林本是著名的，但近來卻很少；似乎自幼就不曾聽見過“我們今天看花去”一類話，可見花事是不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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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期上看到曹聚仁先生的《閒話揚州》，比那本出名的書有味多了。不過那本書將揚州說得太壞，曹先生又未免說得太好；也不是說得太好，他沒有去過那裏，所說的只是從詩賦中，歷史上得來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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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動亂時代。一切都在搖盪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隨時變化之中。人們很難計算他們的將來，即使是最短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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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激起全國的悲憤。這是民主運動的大損失，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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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着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爲，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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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詩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樂事，“素心人”當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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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參加了一個討論會，討論趙樹理先生的《李有才板話》。座中一位青年提出了一件事實：他讀了這本書覺得好，可是不想重讀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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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人又稱書生。這固然是個可以驕傲的名字，如說“一介書生”，“書生本色”，都含有清高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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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國務卿貝爾納斯退職後寫了一本書，題爲《老實話》。這本書中國已經有了不止一個譯名，或作《美蘇外交祕錄》，或作《美蘇外交內幕》，或作《美蘇外交紀實》，“祕錄”“內幕”和“紀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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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不說話，除了啞子？有人這個時候說，那個時候不說。有人這個地方說，那個地方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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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是一種處世哲學，用得好時，又是一種藝術。誰都知道口是用來吃飯的，有人卻說是用來接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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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品藻》篇有這麼一段兒：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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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送來一匣信箋，箋上刻着兩位古裝的人，相對拱揖，一旁題了“如面談”三個大字。是明代鍾惺的尺牘選第一次題這三個字，這三個字恰說出了寫信的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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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呆過的人總該懂得“人話”這個詞兒。小商人和洋車伕等等彼此動了氣，往往破口問這麼句話：你懂人話不懂？要不就說：你會說人話不會？這是一句很重的話，意思並不是問對面的人懂不懂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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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來昆明的人，往往不到三天，便學會了“是嘍嘛”這句話。這見出“是嘍嘛”在昆明，也許在雲南罷，是一句普遍流行的應諾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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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有的是以不知爲知的人。孔子老早就教人“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這是知識的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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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的正義是在那裏呢？正義是在我們的心裏！從明哲的教訓和見聞的意義中，我們不是得着大批的正義麼？但白白的擱在心裏，誰也不去取用，卻至少是可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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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纔有別人，也有別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這個道理，可是許多人不能行這個道理。本來自己以外都是別人，可是有相干的，有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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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作就是“佯”，就是“喬”，也就是“裝”。蘇北方言有“裝佯”的話，“喬裝”更是人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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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平怕看見乾笑，聽見敷衍的話；更怕冰擱着的臉和冷淡的言詞，看了，聽了，心裏便會發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