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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已整整十四年。回来，北京的宫殿亭园还都照旧，只是人心变了。当一离开北方，到重庆去的时候，我就预料到与快八十岁的老母难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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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诸位委员，诸位先生：我回到祖国不过才有半年。这次能够列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到各项重要的报告，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及各界的名人，我深深的引为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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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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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才活了短短的五十多年，我可已经见过好几种不同样的国旗了。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已经会说“爱国”两个字。那时候的国旗是黄布上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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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史沫特莱初次会面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里，以前，闻名而不曾见过面。见面的地点是雅斗（XADDO）。雅斗是美国纽约省的一所大花园，有一万多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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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好处是说不尽的！为简单一点，我只说我自己得到的好处吧。自抗日战争起，我就成了个职业的文艺工作者。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我没法写出我的心腹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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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话不离本行。”有人问我对第二届国庆节有什么感想，我愿意由自己的工作（文艺）说起；自己本行的事容易说得亲切些。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最注意写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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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去年国庆到今年国庆这一年里，我始终非常的忙碌。我忙着写作，又忙着办事。写作与办事双管齐下，同时并举，是不容易都作到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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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戊戌政变那年生的人。三岁的时候，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抢劫屠杀，我的父亲被鬼子杀死。从此，我没遇上一天好日子。我始终是穷、弱、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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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增产节约，文艺作家们当然也要热情的响应。我想到一些办法，写在这里：（一）想在文艺写作上增产节约，我们必得多多学习，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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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参加北京市的文艺工作与活动，已经二年多了。就我个人说，参加新首都的文艺工作与活动，使我感到光荣与兴奋。我是个由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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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在“老”作家中可以算没有扔掉了笔的一个。我的职务不比别人少，连政府的带群众团体的，我有二十个“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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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市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向参加这次会演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敬礼！同志们从全国各地带来的节目都是地道的，有长久历史的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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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我，这篇文字恐怕不会写得很长。我刚刚来到平壤，一时还找不到适当的语言，说出我所受的一切感动。受感动太深，往往说不出话来，我现在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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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的喜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草案公布了！对于我，语言文字似乎在这两天中已经失去效用；要不然，为什么纵有万语千言，都难以形容出我心中的喜悦呢！怎能不那么喜悦呢，这是咱们人民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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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区小组的代表们委托我谈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干部们讲：我们一个人当两个人用，非常的忙。有些机关的负责人也有这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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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代表：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我参加过不少次文艺界对宪法草案的学习和讨论。宪法草案上规定了言论与出版的自由。这使文艺界特别兴奋，作家们是喜爱说话的，不用嘴说，就用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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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月初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发动文艺各部门的工作者参加听讲。第一讲是在北京剧场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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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小文正遇上极热的天气。今天是七月二十三号。好家伙，一清早屋里就像个大烤炉。天这么热，事情又多，可是我还不能不写这篇小文；心里是那么高兴，简直欲罢不能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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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几位青年朋友的来信，问我忙不忙，和今年准备给青年们写点什么。我简答如下。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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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纯洁文艺队伍的运动中，我屡屡听到“真没想到”这句话。我自己也这么说过不止一次。“谁？他也是？真，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的事就是向来没那末想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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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了解：目前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青年，还有不少大学和中学里的学生，都很爱好文艺。其中有不少人在业余课余的时间努力练习写作，希望将来去当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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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生产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的人。想想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的人，这是多么光荣啊！同志们，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光荣，难道我们甘心再把它丢掉吗？我想得到，我们的齐声回答必定是：绝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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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花插瓶，枝上的花苞往往不能尽开，过一两天，有几个便枯萎落下，十分可惜。要不怎么一谈到百花齐放，我就首先注意那个“放”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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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参加了几次中国作家协会讨论丁玲、陈企霞反党活动的党组扩大会议。这使我认识了丁玲是何等样人。她抱着“朕即文坛”的野心，寝食不忘龙袍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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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丁、陈反党阴谋，我一无所知，无可揭发。在这个会上，我才听到一些他们的丑事，使我心里痛苦！我没想到在党员作家里会有这样灵魂肮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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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社会里，一个有志于文艺创作的青年而想成为作家，的确是千难万难的事。所以，从旧社会过来的作家，是那么寥寥可数，旧日的统治阶级不培养作家，而摧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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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一些京剧界、评剧界、曲艺界和话剧界的朋友们在北京市文联座谈了一次。我参加了。那次的座谈使我敢在这里说：大家都有革命干劲儿，都要求来个戏剧工作的社会主义大跃进，都热情地要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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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最好是不写文章；写了反倒会惹出是非——“祸由口出”！我看，这种想法不对！略加分析，我们就看出来：这是怕受批评，不肯接受批评——批评就是“祸”！事实上呢，谁也免不了说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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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凭个人或几个人的愿望，办不起人民公社来。这不是件简单的事。在文学作品里，前人曾写过几本乌托邦。可是，那是凭作家个人的愿望写成的，所以不过是乌托邦而已，不切实际，也并不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