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无党无派，可是我爱共产党，我爱党，正如我的老哥哥（他没有什么文化）那样爱党，不是由理论出发，而是由于我们看见党给我们带来了光明与幸福。
我爱党，因而也爱党员和党员作家。举个例说：有一次冯雪峰同志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我接受了他的批评，没有闹情绪。事后，荃麟、默涵二同志为此事看我，他们可以证明我毫未介意，因为雪峰是我所尊敬的有学问的党员。况且，他与我都是作协的副主席，我若为此小事而闹意见，便不利于作协的工作。后来，曹禺、克家也来谈过，他们也可为我作证。在今天想来，遗憾的是当时雪峰的批评只从艺术观点出发，假若他从作品的政治性上发言，虽更严厉一些也更受欢迎。因为，我所写的都是歌颂党的，可是我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并不够，当然写不好。雪峰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否则他一定会温和地鼓舞我，帮助我，而不作那样粗暴的申斥。
我钦佩丁玲、赵树理等党员作家的成就。但是，我对配合卫生运动，写打苍蝇的快板等通俗作品的作家也不轻视。我在工人曲艺会演大会上曾说过：“写打苍蝇的作品也是好的，没有理由遭到轻视。”真的，要是任凭苍蝇猖狂，连莎士比亚也会得传染病，一命身亡。“你们写吧，一边写，一边提高自己，不用害羞。”文艺作品是应有政治使命的。
今天的会是为了作家的团结，我既无可揭发，就谈谈心吧，说说心里的话是有好处的。
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我可是没向任何人窃窃私议过。他们说，我当作协的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当初，重庆成立作协时，因怕张道藩抢作主席，所以根本不设主席，而只设几个部长，掌理会务。实际负责的是我。应付张道藩的是我。团结大家的是我。因此，我虽然没闹革命，但张道藩随时可以把我送进监狱。我们团结的很好，没搞过小宗派，在座的适夷、艾芜、白尘、克家、徐迟等同志可为我作证。营救骆宾基、魏猛克的是我。冯雪峰同志来到重庆，我们须向潘公展递手本，签名保他的有我。其他三个保人都有靠山，我没有。雪峰若是跑了，我得入狱。
是的，我在重庆作了这些事，团结了作家。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作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作家最大的资本应当是干净的灵魂，组织作协的目的之一是团结作家，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的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让我作副主席。我爱打哈哈，常说错话，做事也有许多缺点，可是我也有好处，不吹牛。今天可以算是汇报性的吹牛吧。我向来不吹这些，今天在座的有许多青年，大概不知道这些事，所以吹吹也好，来自延安的某些作家也许不知道这些，可是他们应该知道党的团结政策。
团结好不好呢？当了副主席之后，我为作协作了许多事，特别是招待外宾。有些外宾不愿见党员作家，而指名见我，因为我不是党员。我情愿作义务党员，对一切人歌颂共产党。有时候外宾怀疑我们的党，我真冒火。前两天我见过一位英国人，我对他说：我们欢迎批评，说我们好，说我们坏，都欢迎，但是不要睁眼说瞎话，像来自香港的某英国教授那样——他住在新建的饭店里，可是硬说他在北京没见过一所新房子！外宾在我家里吃饭，我送给外宾小礼物，我都没向作协要过钱。这是些小事，但也足以表明：能给党作点事，使我感到光荣。平日也是如此，我不争待遇，没上过北戴河、颐和园。市人民委员会屡次叫我到颐和园去休息，我不去。我有自己一个小院子，为什么要上颐和园而把别人休息的机会挤掉呢？要写作哪里都是一样，写不出就是到瑞士去也还写不出。刚刚回国时，我需要薪资，这二年收入好转了，我一再向周扬同志表示停止给薪。我既拿薪水，就不该再向作协要求什么。我看，对作协的庶务科说，我是最省事的副主席。初整风时，许多干部提出物质上改善的要求。有的是必要的，有的可以不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我们应当勒紧裤腰去搞建设。
您看，我没给作协丢了人，可见团结人并没坏处。
当然，不让我作副主席，我也不会造反，叫我作理事，或只是会员，全无不可。
我们应有更广阔的团结。京剧、评剧、和曲艺演员对作家有意见，因为作家不大帮他们的忙，赵树理和我较好，给过他们一些帮助与鼓舞。假若没有我们二人，恐怕作协里就没什么人理会他们了。我尊敬艺人，正如我尊敬树理、克家那样，有一次在中南海，我看见侯宝林先生表演相声，招得毛主席大笑。我真感激侯宝林！在广播中，他也时常招得千千万万人民大笑。作品得斯大林奖金固然好，可是侯宝林又岂可轻视呢？对文盲来说，他的功劳更大，我希望大家团结得更好、更广，作家、艺人都亲亲热热的，彼此帮助，成为一家人。
可是，有人在搞分裂，这使我伤心，他们钩心斗角地做臭事，破坏作协，反党！这是什么作家，连人也不像了。
我们必须明辨是非，搞好团结。人人能够不猜忌，不虚假，不狭隘，就会团结得好！
在我的剧本中，应以《青年突击队》为最坏。剧本不好，演出也差。在这以前，我曾写过《一家代表》，此剧已粗粗排完，曹禺看了对我说：不行啊！不要公演了吧？我马上收兵，丝毫没闹情绪。谁也不能保证每个作品都是好的，伟大的荷马不是还有打盹的时候吗？《青年突击队》的演出，距突击队的初兴已有一年，剧中内容已不新颖了，本来可以照《一家代表》的前例，劝我撤回，可是并没这么作。近来，北京人艺的导演之一，夏淳同志，却公开的说，工人不爱看坏戏，如《青年突击队》。我觉得这不大对。我不是在这里批评夏淳同志。我是以此为例，剧院与作家的关系应当是以诚相见，不应彼此敷衍。一切作家都该以诚相见，爽爽朗朗，见面，亲切握手；谈起来，大家都说真话，不背后嘀嘀咕咕。
来参加这个会，丁玲同志，我不是抱着幸灾乐祸，看热闹的态度。我以前尊敬过你，我爱党，爱作协，现在你反党，破坏团结，我又不能不恨你。你以为你是“朕即文学”，没有你不行；我看没有你更好，除非你能改过自新。一个党员而有极端的个人主义，就不能不反党。我希望你改过自新。说老实话吧，别顾面子。面子不过是脸皮那么厚薄，掩藏不住肮脏的灵魂。丁玲同志，洗干净灵魂吧！你能改过，我还会向你伸出手去。你不改，我们连看也不要看你！
原载1957年8月18日《文艺报》第二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