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起新担子

  我是戊戌政变那年生的人。三岁的时候,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抢劫屠杀,我的父亲被鬼子杀死。从此,我没遇上一天好日子。我始终是穷、弱、多病。我没有好好的受过教育,也没有系统的研究过什么。在我的眼前闪过来闪过去的是西太后,光绪,宣统,袁世凯,曹锟,蒋介石那一群家伙。这样,直到我年过二十,我还没有看透了自己,到底我能作些什么,应当作些什么。我可能作个“混混”,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混个肚儿圆。我既那么穷,又没有专门的知识与技能,再加上腐烂的社会的诱惑是那么多,是,我确是可以永远随波逐流的鬼混下去。

  “五四”拯救了我。我自幼儿就穷,受过多少多少饥寒与压迫。五四后新文艺的内容是讲争取自由平等的,我怎能不动心呢!自幼儿就直接受着帝国主义的迫害:父亲被鬼子杀死,我自己也几乎饶上命,我怎能看着五四的爱国运动而无动于衷呢?我开始振作。我辞去薪水大的事,而去教书,一来是表示轻视金钱,二来是为接近青年。我有了点儿硬气。

  这口硬气并没把我托起好高。小市民的习气往往是遇见患难就紧张一会儿,“太平”一点儿就马上泄气。五四运动过去,我只大致的承认了新文艺,喜欢新文艺,没有别的心得与表现。同时,看见别人研究古书,我就也找几本线装书念念,却念不明白。新旧两无所成,使我苦闷。于是,另想出一条路子来:放下老书,拾起英文,以为能念通一种外国语必有益处。这样,我东一扒子,西一扒子的乱搂,不知到底干什么才好。要强的心是有的,可是不知应当往哪里去。这个要强的心只能使我洁身自好,爱惜羽毛,社会革命的大道理反倒放在一边,仿佛那根本不是我应知道的事。

  在行动上,我也避重就轻。举个例说,二十三岁的时候,母亲代我定下了婚;我央求,乃至逼迫母亲去打退这门亲事。我觉得这是革命行动,而我的革命行动差不多也就老是这一类的私事儿。

  这样,我有求知的心,而没有专门的学识。我知道要强,而只能作到消极的洁身自好。我知道革命好,而只就有关自己的事去革命。我同情穷人(因为我自己是穷人),而又觉得我是高超的穷人,与众不同!我知道爱国,而不明白用什么行动去表现我的爱国心——是革命呢?还是维持现状?

  要明白我在解放前所写的文艺作品,我想,上述的心态是必须要了解的。五四给我开辟了一条生路,教我认识了文艺,而且献身于文艺工作。可是,我的学识与思想根本不够作一个文艺写作家的。我只仗着一点小聪明和一点善于运用语言的才力来支持我写作。这是想用一根细柱撑起一座城楼。在我的作品里,我虽善于幽默,可是没有迎合低级趣味的地方,也没有色情的描写。但是,这只是消极的自尊自重,我是洁身自好的人啊,而没有更积极的说出什么人生的大道理。我能自觉的说:读了我的作品有益无损,而不知道文艺作品必须有宣传教育的作用,不止消极的无损,而必须大大的有益。

  在我的作品里,我描写了我所同情的穷人,可是不能描写穷人造反。我心中的穷人是跟我自己一样的,很可怜,而不敢造反。赶到偶尔的我写造反了,我是凭空臆造,毫无根据,因为我不十分明白革命的道理,更不知道革命的真情实况。有时候,我凭着我的想像,以为革命是多事,而且把我想像中的革命者嘲笑上几句。这使我在今天心中最难过!我把文艺始终看成了自我表现的东西,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而没把文艺看成革命的武器,黑白分明,敌我分明。

  假若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成功,我在今天也不会看清楚自己的面貌,如上所述。今天,我还没搁下我的笔。可是,我知道了我应当站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我的心中清楚了,坚定了。我一辈子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快活过,因为我看清楚了自己以前有何过错,以后当怎么改过自新。我的笔已不再是我自己的,而是大家的,我须说出有益于大家的话。我须更自尊自重,把洁身自好改成为人民服务!文艺不再是我自己维持生活的工具,而是革命的工具;那么,我就必须站在革命的战线上,打倒反革命——先扫除自己心中积累了五十多年的垃圾,而后勇敢直前的打与人民为敌的思想和人物。我要歌颂今天社会上的新事新人,拼命的歌颂,不再像以前那样扭扭捏捏,要吃又怕烫。以前,因为不了解革命,所以不敢颂扬,即使要颂扬,也说不到家;今天,我亲自看到、亲自听到革命的胜利,并且亲自参加了政治活动,我怎能还打折扣的去颂扬新社会呢?

  当然,由旧的社会走入新的社会,很难一下子就完全“整旧如新”。但是,假若真有自信心,也并非绝对办不到的。即使一时办不到,不是还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帮助我逐步前进吗?我愿意下决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总有一天我会走到一个新社会文艺工作者该走到的地方!

原载1951年10月1日《新观察》第三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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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老舍
Type: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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