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最注意写得好不好。拿什么去判断好不好呢？文字漂亮就好，故事有趣就好；反之，就不好。
现在，经过差一点满二年的观察与学习，拿起笔来，我最注意写得对不对。
由好不好到对不对是个相当大的转变。前者是技巧问题，后者是思想问题。思想比技巧更难学好搞通。有技巧而没思想的是八股匠，有技巧也有思想的才是文艺作家。世界上有技巧不甚高的伟大文艺作品，而没有思想不精深的伟大作品。
我这一点对文艺品质的认识，与我的作风的转变，不能来自“小说作法”或“写剧指南”，而只能来自对新社会的观察与热爱。我有些聪明，但是不大。我往往念不明白理论高深的著作。对于我，事实比理论有更大的说服力量。好的或坏的事实不但使我去思索，也使我受感动，去喜爱或憎恨。感情的激动往往是我写作的起因。二年来，社会上出了多少新英雄，多少新事情！我经常受着感动。我确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了革命的事实。我亲手摸到了革命！我没法再怀疑、再不明白革命的道理，革命的事实已都摆在我的眼前！我不能再只顾文字的漂亮，故事的有趣，而须把我自己看见的事实，热诚的通过思想写出来，去扩大拥护政府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影响。
这样，我必须要求自己写得“对”，而后再要求写得“好”；道理说错，文字越漂亮，故事越有趣，才为害越大！对而且好，才算真好；不对，就不好。
从我在二年来所看到的新设施，我找出一条基本的道理来：无论事情怎么复杂，无论在表面上事情与事情有多少不同的地方，只要细看，就能看出来，在骨头里都是为人民服务。看清楚这一点，我也就明白了，文艺也必须为人民服务；要为人民服务，我的作品里就必须把道理说对了。在这个新社会里不准有胡说八道，违反人民利益的“言论自由”；也不准利用漂亮的文字，有趣的故事，偷偷的散放毒气！在今天，一个作家必须要拿出最好的本领，最大的热情，去写那顶对的道理。
在这二年里，我写了不少东西。其中有的写得很对，有的不很对，有的大体上对，而细节不对。在第二届国庆节这个好日子，我愿意坦白的说出来：写得对的，我引以为荣。写得不很对的，我并不灰心；我知道只要我肯虚心的接受批评，社会上就允许我改过自新。大处对，小处不对的，以后我也须更加小心，一笔不苟的去写作。也许有人说：“你这样兢兢业业，不是太辛苦，太勉强，太不痛快了吗？”我说：“真理是不打折扣的！看到真理，而不肯辛苦地、勉强地去追求，去拥护，怎能有长进呢？追求真理是必定有痛苦的，怎能不勉强？难道真理能像买个烧饼那么容易么？至于痛快不痛快，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态度了。假若你肯和人民立在一条线儿上，写出足以为人民服务的作品，那该是多么痛快的事呢！天下还有比受到人民的夸赞更光荣、更痛快的事么？反之，你从心里头就以为你自己高明，人民糊涂，值不得为他们写作；那，先生，我管保你永远不会痛快！立在人民外边的‘孤家寡人’是最痛苦的人！”
原载1951年9月2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