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抗日战争起,我就成了个职业的文艺工作者。可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我没法写出我的心腹话来。国民党的官僚与特务不许我,或任何写家,写出真情实话。这样,写作就由愉快变成痛苦:写真话吧,便有下狱杀身的危险;写官儿与特务爱听的话吧,就又失了气节与人格。干脆不写一个字也不行,先不提生活如何维持,特务就会去报告:“他已停笔,想是要武装暴动!”一个作家不是应当得到些尊敬么?我却变成个小偷儿似的,随时随地要留神,好不教特务抓了去!
那时节,“闭门家中坐”,都有“祸从天上来”的可能,更不要说社会活动了。参加一个小小的文艺座谈会,就许招出天大的麻烦;而且最痛心的是特务也许不抓作家,而抓去旁听来的青年们!到学校去讲演也是危险的事,我有一次到一个大学校去讲话,就看到几支手枪在台下发着光。作家,在那时节,即使不入狱,也是变相的囚犯,连在哪儿喝茶、吃饭、和在家中接待朋友,都有人给作报告。当我住在北碚的时候,忽然由重庆来了两位文艺界的好朋友。没有钱买别的,我只蒸了一屉包子招待他们。好家伙,第三天,连最高国防会议都知道了——不是吃包子,而是我们已准备好了五百架机关枪,将要大暴动!那是什么世界呢!
现在,我是住在解放了的北京。在这新的首都里,我得到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应得的尊敬与重视。共产党使我又恢复了作家的尊严。政府照顾到我的生活、我的疾痛,也照顾到我的心灵。我的政治思想,一向是一种模糊的自由主义,表面上好的便说好,表面上坏的就说坏,不加深究;不好不坏的(也许就是最坏的)就马虎下去。我没有最坚定的立场,因而也就不懂得什么叫作斗争。对什么事,我都愿意和平了结——也就是敷敷衍衍——不必咬住真理不放。我虽不是党员,可是共产党教育了我。现在,我有了充分的机会去参加各种集会与活动,去听去看,并发表意见。在这各种集会与活动里,我慢慢的明白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也明白了真理是不接受敷衍的,幸福是用血泪争取来的。明白了这些,消极的,我在文艺写作上不再纤巧的只在文字技巧上找出路,不再以写文章当作笔墨游戏;积极的,我要把我所能了解的政治思想放进文字里去,希望别人也明白起来;而且要把我的这点思想放到通俗的语言、形式中,扩大影响。共产党使我明白了政治思想在文艺里的重要性,和文艺是为谁服务的。以前,我写作,是要等着虚无飘渺的灵感的。现在,我高兴的“赶任务”。任务就是灵感,任务也是责任。我明白了,文艺作品是要拿到人民中间去的,不再是给自己与几位知音去欣赏的文字把戏。这么一来,我也更重视了自己。以前,我若是一把刀;这把刀现在是被共产党的鼓励给磨出刃儿来。
党的思想教育也教我懂得了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在学习思想上,我是“半路出家”。有时候,我想不通;有时候,想通了而不肯那么写出来,怕别人笑我,说我鼓着腮帮充胖子。没想通的,写出来,自然要受批评。一受批评,我就觉得丢了脸,心中老大不高兴。想通了而不肯写出来呢,又使我难受,觉得自己没有勇气,没有自信心。现在,我才慢慢的明白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是使人坚定与坚强的利器。只有接受批评,才能有进步。只有能自我批评,才能堂堂正正的作个知过必改,力求进取的人。是的,共产党使我坚强起来,不再作无聊的自傲、自卑、与徘徊不定。想不通的就去请教,想通了的就热情的写出来;写的不对就认错儿,而且要追寻到错误的根源。这难道不是个好态度么,不是爽爽朗朗的态度么?我要抱定这态度去作人,去作文艺;我相信,我已摸到门儿;这门儿是共产党给我打开的。
上边的话都是我的心腹话。为什么在今天——“七一”——才说出来?因为今天是党的三十岁的生日,我不能不拿出心腹话来向党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致敬,致谢!
原载1951年6月2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