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天，每个上午我能工作四个钟头；冬天，三个钟头。三四小时可写得一千字左右，一个月就能得三万字。以一个长约五万字的剧本来说，有两个月即可草成初稿。假若这个剧本需要改写六七遍，大约再需五六个月即可定稿。这样，大致八个月的工夫可完成一个多幕剧剧本。一年去了八个月，其余的四个月还可以产生一些别的作品。一年中能写成一个多幕剧，和一些短文或一个独幕剧，实在不算少。
半天写作，半天搞别的，是个不错的办法。
假若有的人因工作性质，不可能每天匀出半日工夫去写作，我想那还可以退一步，每星期匀出两三个半天来，写些短的散文或小诗。过去三年，“老”作家们连短文小诗都写得很少。越不写，越不敢写，这很危险！
还有：一小部分“老”作家还有写作生活，多数“老”作家已放弃了笔墨，势必各报纸各刊物都找那几个还拿笔的人赶任务。于是，那几位就忙得心慌意乱，不赶任务吧，于心不安；赶吧，既不见得能完成任务，又破坏了原定的写作计划。有时候，一个早上我能接到三处的电话，要三篇不同的短文，而且每一篇似乎都是最重要的，非写不可的，我无法应付！在电话中，我连连道歉，对方仍是不依不饶，急得我头胀脑昏。假若大家都还拿笔，即使不写长的，也还写些短的，一定可以适当的分工，不必教几个人包办任务了。
我希望“老”作家们要去争取：最好是每天，其次是每隔一两天，有些执笔的时间。
什么热劲儿支持着我经常拿笔呢？很简单：我是写东西的，我要继续写东西！一天不摸笔，我心里难受！三年来，我写过的东西里约有四分之一是废品，扔在字纸篓里。这挫折并拦不住我再写，再写，再写。我们要有个顽强劲儿！不怕失败，也许会成功。
对已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们，我的话很简单：及早争取变成职业作家，别再因循。要成为一个文艺作家是一辈子的事；活到老，学到老。耽误了青年或壮年的好时光是很大的损失。
还有一类作家，他们以前写过京戏或地方戏剧本，或章回体笔记体小说。他们的文字很好，也能掌握某些通俗文艺形式与技巧。可是，他们的思想也许稍稍落后。对这些作家，我以为，应当采取人人是师傅，人人也是徒弟的办法。这就是说，他们应当和新文艺作家搀和起来，在一块儿搞创作——特别是通俗文艺的创作。这样过集体创作生活，彼此就都会得到好处。这比以往的单独地给“旧”作家办思想学习班什么的要好一些，收效大一些。单凭思想学习不易解决创作上的那些具体问题。
以上是我对“老”作家，青年作家，和“旧”作家的一点建议，不知对与不对。（我不喜欢这里的“旧”字，但一时想不起更好的字眼来。）
以下另说一个问题：
一个艺术家也应当是个思想家。读书是思想的重要泉源。前面说过了，我在写作方面作到了苦学苦练；可是，我没有工夫读书。这是个很大很大的缺点！
全国“文协”及北京市文联布置的各种学习，我必参加。各方面组织的报告，只要约我，我必去听。但是，我没有主动地有系统地去读书。上半天写作，下半天办公，平均每日工作十个钟头，到了晚上我已精疲力尽，不能再用功。晚间，我只能读些旧诗词，古典文艺名著，作为消遣。新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以及文艺理论，念起来都太费力，我吃不消。可是，不念明白这些新书，怎能作个新时代的作家呢！在我的写作过程里，我的确不怕吃苦，不耻请教别人；一部稿子修改十遍二十遍我也不泄气。可是，假若我自己的思想高明，能掌握政策，我就可以一下笔就是地方，就可以少改两遍，省下一些时间来。我希望全国“文协”把我这样“写而不读”的作家组织起来，好好地读些书！这是个迫切的诚恳的要求，详细办法不在这儿多说。
我缺乏新知识新理论，对于老东西却还知道一些。另一方面，有些青年文艺干部正和我相反，他们的新知识新理论也许相当丰富，可是对于中国的世界的文艺遗产不大知道或全无所知。因此，我写的东西是老味道很厚，而缺乏新鲜劲儿；他们所写的又有时候太“新鲜”了，连语言都像外国话。我想，也该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文艺遗产。
大家都学习，大家都会有进步。我愿意看到：上自全国“文协”，下至各地方的文联“文协”，都从现在起，有一种学习与创作的空气，把老的少的新的旧的作家全动员起来，一边学，一边写，写的好，写的多！在这种空气里，文艺干部们的办公就是学习与创作。我希望：在一九五三年里，每个作家都拿起笔来；顶好都订定文艺的爱国增产公约！
原载1953年2月2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