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说，参加新首都的文艺工作与活动，使我感到光荣与兴奋。我是个由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在解放前，我不很认识文艺工作应当担任起政治任务来。这是我自己的过错。从客观环境上说，国民党统治者所要的文艺是说谎和鼓吹法西斯主义。那时候，人民的生活本极苦痛，文艺作品中却须说人民很幸福；当权的无所不尽其极地迫害人民，文艺作品中却须说人民有了很大的自由。我不能写那样自欺欺人的谎言；黑暗腐败的政治必先绞杀文艺。对政治的失望，也就引起对我自己的失望，和对文艺的失望——文艺若不肯扯谎、捧场，就顶好“藏之名山”了。特别使我感到痛苦的，是那时候在蒋匪区里，“和平”这个好名词是在文艺中万万用不得的。谁说和平，谁就有罪；文艺应当替反动政府鼓吹战争。
解放后，我的作品（且先不管写的好坏）几乎没有一篇不是配合着政治任务写成的。我参加了北京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我认识了文艺必须给人民服务。政府提倡文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成为新社会一日不可缺乏的必需品，成为新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两相比较：解放前，我是那样对文艺失去信心；解放后，我是这么想努力工作；这是多么使人兴奋的事呢！解放前，我闲散苦闷；现在，我须飞步向前赶上，因为尽管我努力写作，我还追不上新社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对文艺有了向来没有过的信心，也就是我对新国家必会领导着全国人民走上和平与幸福的大路有了信心。解放前，国民党统治者不要和平，所以也就不建设。今天，我们日夜不息地建设，因为我们热爱和平。
从北京市的文艺工作来看，文艺作品不管是发表在报纸与刊物上的，还是在剧院与游艺场所里表演的，都是与新社会的建设有关的。新社会的建设鼓舞着作家们去创作。谁看到以前没看见过的新事情，谁看到多少多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建设，谁看到从前受压迫的人民，现在因新建设而得到幸福的生活，而成为劳动模范人物，能够不兴奋不歌颂呢？在工厂、剧院、街头与公园中，我们都可以听到歌颂新建设与新事物的歌声，看到宣传新事物的图画。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即使文艺工作者不写，工农兵自己也会写。他们亲身参加过革命的斗争，翻了身，又亲自参加了新社会的建设工作，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心腹话来。他们知道怎样劳动，为什么劳动，他们要说出对劳动的热爱与欢悦，和由劳动创造出来的幸福。他们一致相信明日的中国是和平的幸福的。人民不会说假话。
这样，文艺工作者的笔必须和工厂里的机器、田地上的锄头，一齐勤快地活动，才能及时地写出新的戏剧、诗歌、曲艺，画出美好的图画，为新歌制出曲谱，去宣传种种建设性的运动。同时，工农兵也在业余时间快乐地写出他们自己的作品来。于是，新社会的文艺是全心全意地表现了争取和平，创造幸福的欢快与决心。
不但工厂里、部队里、学校里都有了文艺活动，就是北京郊外的农村也组织了很多业余的歌唱队与剧团。在一九五二年初，这种剧团已有了一百多个。他们在不耽误生产的条件下，时常表演推动新婚姻法、卫生运动等等流行的歌曲与歌剧。有的地方也能排演话剧。他们自己也编制了不少就地取材的歌曲、小型的歌剧与话剧，宣传抗旱备荒，增加生产与民主建政等等政治任务。他们翻了身，生活改善了，他们需要文艺。他们的文艺是歌颂建设、鼓舞增产的。他们眼中的远景是一个富庶和平的国家和一个和平相处的世界。他们不能允许自己的美好田园，再被炮火轰毁，像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那样。
我们受了两三千年的封建压迫，和一百年的帝国主义的侵害，现在我们站起来了，开始建设自己的乐园，我们怎能够不热爱和平呢？没有和平，干吗建设呢？从我们的文艺里找不到一丝一毫侵略别人的念头。我们已经饱尝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我们憎恨侵略，热爱和平！
看一看全北京市里天天所唱的京戏、评戏和曲艺吧。全北京的剧院和游艺场所都有新节目的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一个宣传婚姻自由的通俗歌剧，有好几个剧团同时演出，每一剧团都演到二百多场，每场有五百到一千多观众。我们热爱和平，和平会使我们新的自由的家庭更幸福。另一方面，我们也没忘记了老的节目。老的戏剧、曲艺也由作家与艺人加工改编了，使老的神话戏更加美丽，老的故事更完整，更近于史实。这就是说：新社会天天在建设、进步，同时也没忘了保存与发展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深信明日的光明前途，也热爱过去的光荣的成就；把今天的和昨日的光荣一齐表演出来，就证明了人民是怎样地热爱祖国，怎样热烈地创造明日的光荣与幸福。我们越爱祖国，才越爱和平。
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开幕的前夕，我以无比的兴奋说出上述的事实，用以欢迎参加会议的代表。我们的文艺作品反映了我们建设新国家与争取世界和平的信心，我们愿意全世界的文艺工作与活动都以争取和平为当前最伟大的任务。
原载1952年9月10日《文艺报》第十七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