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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话——“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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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勃尔根贵族曰:“中国学生只知阅英文报纸,而忘却孔子之教。英国之大敌,即此种极力诅咒帝国而幸灾乐祸之学生。……中国为过激党之最好活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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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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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在天津的纸张运不到北京,连印书也颇受战争的影响,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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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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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两三年前,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这样说:“《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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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日晴。每日的阴晴,实在写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烦了,从此想不写。好在北京的天气,大概总是晴的时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内,那就上午晴,午后阴,下午大雨一阵,听到泥墙倒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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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或者因天气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但至少总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恋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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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别后之次日,我便上车,当晚到天津。途中什么事也没有,不过刚出天津车站,却有一个穿制服的,大概是税吏之流罢,突然将我的提篮拉住,问道“什么?”我刚答说“零用什物”时,他已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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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兄:我到此快要一个月了,懒在一所三层楼上,对于各处都不大写信。这楼就在海边,日夜被海风呼呼地吹着。海滨很有些贝壳,检了几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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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语丝》百一和百二期,今天一同收到了。许多信件一同收到,在这里是常有的事,大约每星期有两回。我看了这两期的《语丝》特别喜欢,恐怕是因为他们已经超出了一百期之故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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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了多年的SF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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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二十七日寄出稿子两篇,想已到。其实这一类东西,本来也可做可不做,但是一则因为这里有几个少年希望我耍几下,二则正苦于没有文章做,所以便写了几张,寄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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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峰兄:前几天得到来信,因为忙于结束我所担任的事,所以不能即刻奉答。现在总算离开厦门坐在船上了。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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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连在和“民约”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华民国,也难免这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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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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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在北京被禁之后,一个相识者寄给我一块剪下的报章,是十一月八日的北京《民国晚报》的《华灯》栏,内容是这样的:孔伯尼顷闻友云:“《语丝》已停”,其果然欤?查《语丝》问世,三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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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的刊物是层出不穷,“文艺的分野”上的确热闹起来了。日报广告上的《战线》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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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先生: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的争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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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侍桁先生译林癸未夫著的《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本来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观的问题,理论未免是勉强一点,也许是著者的误解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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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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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编辑先生: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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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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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武士道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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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晌午大风雨。看晚报,已有纪念这纪念日的文章,用风雨作材料了。明天的日报上,必更有千篇一律的作品。空言不如事实,且看看那些记事罢——(中央社)南京十八日——国府十八日晨举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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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的《申报》上,有一则嘉善地方的新闻,摘录起来,就是——“本县大窑乡沈和声与子林生,被著匪石塘小弟绑架而去,勒索三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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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上的古生代的秋天,我们不大明白了,至于现在,却总是相差无几。假使前年是肃杀的秋天,今年就成了凄凉的秋天,那么,地球的年龄,怕比天文学家所豫测的最短的数目还要短得多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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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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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佳节,有一位文学家大名汤增敭先生的,在《时事新报》上给我们讲光复时候的杭州的故事。他说那时杭州杀掉许多驻防的旗人,辨别的方法,是因为旗人叫“九”为“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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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年,“民族主义文学”家敲着大锣大鼓的时候,曾经有一篇《黄人之血》说明了最高的愿望是在追随成吉思皇帝的孙子拔都元帅之后,去剿灭“斡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