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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被一位友人约到他家去，住一个周末——从星期五下半天，到星期日晚间。他住在乡间，地方非常幽静，到处都有大树，像公园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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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去年国庆到今年国庆这一年里，我始终非常的忙碌。我忙着写作，又忙着办事。写作与办事双管齐下，同时并举，是不容易都作到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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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苏联著名艺术家们和以鲍·亚·亚历山大罗夫为首的苏军红旗歌舞团的表演，我感到最大的兴奋和愉快；我没法子形容出我的心情，我只能老实地说，那些表演使我感动的落泪，喜欢极了的泪，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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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十一月十六日三版《杀人不见血的罪犯》那篇文章里，所揭发的淫书淫画贩张瑞生的犯罪事实，应当引起我们严重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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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讨论了两个重大问题。它们是：（一）文字改革，（二）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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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使我对国家很多重大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正当的处理方法，都有了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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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有跃进条件。它原来就是先锋：北京解放之初，头一个搞新词的就是曲艺。那时，相声演员还发愁，可是紧跟着就出现了新段子。现在，我到各处去访问，首先来找我的就是电台的工作人员，而且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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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读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的公报和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我真喜欢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了！公报与决议中所提到的任何一事都值得我们细细地想，好好地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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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你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欣值建国十周年的伟大节日，你说一说新、旧社会的文艺事业有什么不同，好吧？”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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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大概听说过北京宣武区椿树人民公社？一定，这个公社早在1958年9月就成立了。二年前，我写话剧《红大院》的时候，演员们就在这个公社里得到不少启发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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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是那么快活，我时时刻刻总想唱一支歌！为什么这样激动，这样高兴呢？因为呀，我走了八千里最愉快的路程，由内蒙古东部，心中带着原始森林的香气、草原的绿色，和十多个民族的友情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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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小胡同里有个读报小组。胡同虽小，我们的心却四通八达，同情各地方的革命人民，憎恨所有的恶霸与海盗。这两天，听到肯尼迪又施毒计，军事封锁古巴，大家都怒气冲天，热烈地展开讨论，并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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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华北运动会”是在济南举行的。开会之前忙坏了石匠瓦匠们。至少也花了十万圆吧，在南围墙子外建了一座运动场。场子的本身算不上美观，可是地势却取得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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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狂风，炮火，自然是可怕的。不过，有些东西原不足畏，却也会欺侮人，比如檐滴。大雨的时候，檐溜急流，我们自会躲在屋内，不受它们的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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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头一次在青岛过夏。一点不吹，咱算是开了眼。可是，只能说开眼；没有别的好处。就拿海水浴说吧，咱在海边上亲眼看见了洋光眼子！可是咱自家不敢露一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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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干事邀我到这边来，原规定是大伙坐下吃点东西，教我说个五六分钟的话，所以我预备的材料，一点也不新奇。我以前作过小学教员，小学校长，还作过督学，所以我对小学教员的情形，都知道……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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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讨厌母鸡。不知怎样受了一点惊恐，听吧，它由前院嘎嘎到后院，由后院再嘎嘎到前院，没结没完，而并没有什么理由；讨厌！有的时候，它不这样乱叫，可是细声细气的，有什么心事似的，颤颤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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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的“庄稼”歉收！我的“庄稼”有两种。第一种是生产文学作品，就先说它吧：今年上半年我特别忙：很多次要的事情暂且不提，单说顶大的就有：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我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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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弗弗的飘风，午后吹得更起劲，游人都带着倦意寻觅归程。马路上人迹寥落，但黄昏时风已渐息，柳枝轻轻款摆，翠碧的景山巅上，斜晖散霞，紫罗兰的云幔，横铺在西方的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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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火的喜爱几乎也成为自己的癖好，虽然时常为父母警诫着，说那是最无情的之一呵，会把什么都毁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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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心弦，也许弹不出好的曲调来吧？正如在那一天底夜晚，你底手在比牙琴上战栗着，你那时不只是感觉了不安，而且感觉了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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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五七期上语堂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play），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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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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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近了，将有三虫：蚤，蚊，蝇。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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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故乡不大通行吃羊肉，阖城里，每天大约不过杀几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们那里称绵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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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记还未写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谓之豫序。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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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侍桁先生译林癸未夫著的《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本来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观的问题，理论未免是勉强一点，也许是著者的误解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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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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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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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隼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