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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学帮助了人们性格的成长和心灵的发展，给人们引路，在人们的身上培养了美好的东西，激发人们高尚的情操，教导人们怎样生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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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一向是好客的。对国际友人，我们总是热诚地欢迎，热情地招待，使客人们感到一见如故，增加了友谊。对远道而来的艺术团体，体育代表团等等，我们也总是以鲜花笑脸相迎，而后争先恐后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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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一到“十一”国庆节，我就觉得年轻了一些——不，不止年轻了一些，简直是返老还童，像个孩子了！是，一到国庆，便不禁狂喜！请听明白，是狂喜！要不然，怎会像个孩子呢！您若问，为什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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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北京解放后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因为这样子，家庭生活随着都变了。以前，在这里住的，是做生意的、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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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往往离死太近，一想便寒心，总以不患为是。即使承认病死比杀头活埋剥皮等死法光荣些，到底好死不如歹活着。半死不活的味道使盖世的英雄泪下如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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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亮先生在这个月里（六月）给我两封信。“文人相重”，我必须说他的信实在写的好：文好，字好，信纸也好，可是，这是附带的话；正文是这么回事：第一封信，他问我的小说写得怎样了？说起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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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讲恋爱，讲革命，讲志愿，似乎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简直想不到组织家庭——结婚既是爱的坟墓，家庭根本上是英雄好汉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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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茅盾氏已九年了。胜利以后，消息传来，说他的近作剧本《清明前后》在重庆上演，轰动一时，而十月十六日中央广播电台也设特别节目来介绍这剧本，说内容有毒素，叫看过的人自己反省一下，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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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孔德学校举行毕业式，承马、沈两位先生招了我来，使我能有向诸位说几句话的荣幸，我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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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从栏杆缝里透了进来，给了我一丝的暖意。惨白的无力的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春天底消息么？然而，这是不明媚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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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次和诸君谈过，我们在香港的报馆因为试办的经费是由几个书呆子勉强凑借而成的，为数很有限，所以是设在贫民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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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离上海虽然不过一天的路程，但我们却以为上海是远了，很远了；每日不再听见隆隆的机器声，不再有一堆一堆的稿子待阅，不再有一束一束来往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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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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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们却还向这里跑；老年们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别处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转回来了，仿佛倒是北京还很有什么可以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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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的刊物是层出不穷，“文艺的分野”上的确热闹起来了。日报广告上的《战线》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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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晌午大风雨。看晚报，已有纪念这纪念日的文章，用风雨作材料了。明天的日报上，必更有千篇一律的作品。空言不如事实，且看看那些记事罢——（中央社）南京十八日——国府十八日晨举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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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光春梦是颠颠倒倒的。“夏夜梦”呢？看沙士比亚的剧本，也还是颠颠倒倒。中国的秋梦，照例却应该“肃杀”，民国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后处决”的，这是顺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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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廷石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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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道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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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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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在戏台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里发标，伶人厨子，无嘴可开，只能怪自己没本领。但若看客开口一唱戏，食客动手一做菜，可就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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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面抗战”，并不是一句说着玩的话，而是要每个国民都真刀真枪的往前干。不幸，在弄惯了“等因奉此”的社会里，只求话说得好听，一向是以“说”代替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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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九日晚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招待英国写家阿特莱女士。这是个不拘形式的集会，大家随便谈谈，没有那些振铃开会，主席致词等等的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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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北碚养病的时候我作了一首小诗：“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既病，又值新年，故有流离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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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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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兵遇到包围，或其他的危险，便举手投降。他们不死拼。为什么呢？原来美国的议会里只有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党总想争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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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话不离本行。”有人问我对第二届国庆节有什么感想，我愿意由自己的工作（文艺）说起；自己本行的事容易说得亲切些。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最注意写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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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参加北京市的文艺工作与活动，已经二年多了。就我个人说，参加新首都的文艺工作与活动，使我感到光荣与兴奋。我是个由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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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纯洁文艺队伍的运动中，我屡屡听到“真没想到”这句话。我自己也这么说过不止一次。“谁？他也是？真，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的事就是向来没那末想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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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写的《论悲剧》，有人提出了些疑问。其实在那篇东西里，我已经交代清楚了：不是提倡悲剧，这也用不着我来提倡，我只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