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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已整整一年。一年？不，不，不！对于我，这不是一年，而是一生！看吧，在我的一生里，我在哪一年能学到这么多的新见识，新学问，新人生观与新世界观呢？看吧，这一年所看到学到的，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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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团员、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作家老舍讲话。他说：“现在和平会议已经胜利闭幕，由北京发出的和平呼声已传到全世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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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从领导问题上说几句话。这几天发言的人都承认我们有领导。也没有人说，我们的领导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大家都感到：领导的不够好，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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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三日是我们抗日战争胜利的十周年纪念日。在这十年里，中国的变化有多么大呀！恐怕没有任何一部书能够正确而扼要地（且不提详尽地）介绍这些变化吧？何况我现在只打算写一篇短文啊，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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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花插瓶，枝上的花苞往往不能尽开，过一两天，有几个便枯萎落下，十分可惜。要不怎么一谈到百花齐放，我就首先注意那个“放”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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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一些京剧界、评剧界、曲艺界和话剧界的朋友们在北京市文联座谈了一次。我参加了。那次的座谈使我敢在这里说：大家都有革命干劲儿，都要求来个戏剧工作的社会主义大跃进，都热情地要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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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百万民歌歌唱展览会来京展览。这种展览方法很新鲜：每介绍、解说一类展览品之后，即由歌手表演。它叫我们既看到群众的创作成绩，又听到那些作品该怎么歌唱与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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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怀着激愤的心情，注视着雅典军事法庭对希腊民族英雄格列索斯及其他爱国者的非法审讯。少年时学史地，即知古希腊。希腊是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的故乡，是奥林匹克和平竞赛会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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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到一本《中国》画册。多么大，多么美，多么动心的画册呀！谁掀开它能不惊叹，能不看了再看呢！这是用照片组成的一部解放史诗啊！是呀，一掀开，你就看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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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欢迎上海花鸟画展览在首都开幕！天很热，可是一进入展览室，看到那些幅画儿，便顿觉清凉，依依不忍去。这恐怕就是我们那么喜爱花鸟画的原因之一吧？是的，一看到它们，我们就马上好像置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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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全老先生一出场，就使听众精神为之一振。他的高身量与爽爽朗朗的风度，使大家感到只有他才配表演赵子龙、李逵等英雄人物。他的艺术修养是那么深厚，使大家觉得他就是那些人物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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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编辑部早就约我写篇较长的文章，有种种原因使我不敢答应。眼看到暑假了，编辑先生的信又来到，附着请帖，约定在上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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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之人，散处四方，夏日炎热，聚于青岛，是谓避暑。无福之人，蛰居一隅，寒暑不侵，死不动窝；幸在青岛，暑气欠猛，随着享福，是谓暑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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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与作书各有困难。以此为业，都要受气。仿佛根本不是男儿大丈夫所当作的。借此升官发财，希望不多；专就吃饭而言，也得常杀杀裤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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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观剧之前，务须伤风，以便在剧院内高声咳嗽，且随地吐痰。（二）入剧场务须携带甘蔗，桔柑，瓜子，花生，……以便弃皮满地，而重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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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个月没进城了。乍一到城中，就仿佛乡下的狗来到闹市那样，总有点东西碰击着鼻子——重庆到底有多少人啊，怎么任何地方都磕头碰脑的呢？在街上走，我眼晕！洋车又贵多了，动不动就是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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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莱的《晚钟》在西洋名画中是我所最爱好的一幅，十余年来常把它悬在座右，独坐时偶一举目，辄为神往，虽然所悬的只是复制的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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颦：你想不到我有冒雨到陶然亭的勇气！妙极了，今日的天气，从黎明一直到黄昏，都是阴森着，沉重的愁云紧压着山尖，不由得我的眉峰蹇起，——可是在时刻挥汗的酷暑中，忽有这么仿佛秋凉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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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夜从地上引退了，浓雾就渐渐地沉落下来。那是初春的早晨，什么都还是宁静的，雾填满了每个角落和每个隙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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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西天底明星，在黑夜里你闪着眼给我作出招呼。你美丽而且慈爱，在你底眼里藏着我底深幻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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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时候，我搀着他出了简陋的茅屋，一直向着太阳斜落的方向走去。塌鼻的老妇人和几个不解事的小孩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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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的脸最近世的中国人所干出的事，已经很少不是故意在惹人发笑的了，比如袁世凯，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好了，为什么要干着那瞒不着人的选举？又比如张宗昌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也讲起礼义廉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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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鲁迅先生，不幸于十月十九日早晨五点二十五分去世了。本社（按指生活星期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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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以来，接连的有好几位少年时候的朋友去世了。哭地山、哭六逸、哭济之，想不到如今又哭佩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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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儿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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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学校游艺大会的第二日，我也和几个朋友到中央公园去走一回。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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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两三年前，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这样说：“《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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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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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先生：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的争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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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荷兰的作家望蔼覃（F.VanEeden）——可惜他去年死掉了——所做的童话《小约翰》里，记着小约翰听两种菌类相争论，从旁批评了一句“你们俩都是有毒的”，菌们便惊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