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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抗战，我们出了许多大英雄，也出了不少的汉奸。用不着掩饰，在我们这以家族主义支撑着社会组织的老文化里，“因私可以废公”不仅时时的表现在行为上，而且是一个普遍心理，到处可以讲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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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是国耻中最大的一个，因为不但丢失了东北四省的人民与土地，而且教暴日决定再用威吓的手段掠取华北，甚至于全中国。有了“九一八”，日本已把中华视成囊中物，伸手即得，费最小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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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家在北平，可是已有十六七年没在北平住过一季以上了。因此，对于北平的文艺界朋友就多不相识。不喜上海，当然不常去，去了也马上就走开，所以对上海的文艺工作者认识的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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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以他的对种种学问的好知喜问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对朋友的提携辅导的热诚，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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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年里，有两桩事仿佛已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地位：一桩是夏天必作几首旧诗，另一桩是冬天必患头晕。把这两件事略加说明，似乎颇足以帮助记述二年来生活的概况，所以就不惜浪费笔墨来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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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段先生在世的时候，可惜，我没有得到多亲近他的机会！但是，由几次晤谈中他所给我的印象，和由朋友们所告诉我关于他的言行，使我可以这么说：段先生在做一件有益于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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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已整整一年。一年？不，不，不！对于我，这不是一年，而是一生！看吧，在我的一生里，我在哪一年能学到这么多的新见识，新学问，新人生观与新世界观呢？看吧，这一年所看到学到的，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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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团员、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作家老舍讲话。他说：“现在和平会议已经胜利闭幕，由北京发出的和平呼声已传到全世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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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从领导问题上说几句话。这几天发言的人都承认我们有领导。也没有人说，我们的领导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大家都感到：领导的不够好，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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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三日是我们抗日战争胜利的十周年纪念日。在这十年里，中国的变化有多么大呀！恐怕没有任何一部书能够正确而扼要地（且不提详尽地）介绍这些变化吧？何况我现在只打算写一篇短文啊，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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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花插瓶，枝上的花苞往往不能尽开，过一两天，有几个便枯萎落下，十分可惜。要不怎么一谈到百花齐放，我就首先注意那个“放”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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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一些京剧界、评剧界、曲艺界和话剧界的朋友们在北京市文联座谈了一次。我参加了。那次的座谈使我敢在这里说：大家都有革命干劲儿，都要求来个戏剧工作的社会主义大跃进，都热情地要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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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百万民歌歌唱展览会来京展览。这种展览方法很新鲜：每介绍、解说一类展览品之后，即由歌手表演。它叫我们既看到群众的创作成绩，又听到那些作品该怎么歌唱与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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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怀着激愤的心情，注视着雅典军事法庭对希腊民族英雄格列索斯及其他爱国者的非法审讯。少年时学史地，即知古希腊。希腊是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的故乡，是奥林匹克和平竞赛会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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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到一本《中国》画册。多么大，多么美，多么动心的画册呀！谁掀开它能不惊叹，能不看了再看呢！这是用照片组成的一部解放史诗啊！是呀，一掀开，你就看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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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欢迎上海花鸟画展览在首都开幕！天很热，可是一进入展览室，看到那些幅画儿，便顿觉清凉，依依不忍去。这恐怕就是我们那么喜爱花鸟画的原因之一吧？是的，一看到它们，我们就马上好像置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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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全老先生一出场，就使听众精神为之一振。他的高身量与爽爽朗朗的风度，使大家感到只有他才配表演赵子龙、李逵等英雄人物。他的艺术修养是那么深厚，使大家觉得他就是那些人物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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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编辑部早就约我写篇较长的文章，有种种原因使我不敢答应。眼看到暑假了，编辑先生的信又来到，附着请帖，约定在上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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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之人，散处四方，夏日炎热，聚于青岛，是谓避暑。无福之人，蛰居一隅，寒暑不侵，死不动窝；幸在青岛，暑气欠猛，随着享福，是谓暑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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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与作书各有困难。以此为业，都要受气。仿佛根本不是男儿大丈夫所当作的。借此升官发财，希望不多；专就吃饭而言，也得常杀杀裤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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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观剧之前，务须伤风，以便在剧院内高声咳嗽，且随地吐痰。（二）入剧场务须携带甘蔗，桔柑，瓜子，花生，……以便弃皮满地，而重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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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个月没进城了。乍一到城中，就仿佛乡下的狗来到闹市那样，总有点东西碰击着鼻子——重庆到底有多少人啊，怎么任何地方都磕头碰脑的呢？在街上走，我眼晕！洋车又贵多了，动不动就是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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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鲁迅相处，听其谈吐，使人得一种愉快的经验，可以终日没有倦容。因为他的胸怀洒落，极像光风霁月，他的器度，又“汪汪若千顷之波，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不可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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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想起了亡母，独自陷于悲伤的时节，几株高大槐树的影子就在记忆中摇曳起来。为我再记起来的就是阴影下的门墙，还有那近一两年来也被树影遮盖的那大半个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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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从远方，我记忆着故乡的村。我如同被扔出了池塘的鱼，在枯燥的土地上，快要干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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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首甲等的批评去年年底，芸生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诗，是骂胡秋原“丢那妈”的，此外，骂加上一些恐吓的话，例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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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两三年前，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这样说：“《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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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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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先生：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的争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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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荷兰的作家望蔼覃（F.VanEeden）——可惜他去年死掉了——所做的童话《小约翰》里，记着小约翰听两种菌类相争论，从旁批评了一句“你们俩都是有毒的”，菌们便惊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