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大家作

  所谓“全面抗战”,并不是一句说着玩的话,而是要每个国民都真刀真枪的往前干。不幸,在弄惯了“等因奉此”的社会里,只求话说得好听,一向是以“说”代替了“作”。结果,半年来的抗战经过,在一方面有二三十万血性男儿在沙场为国流血,在另一方面却有多少多少人袖手旁观,不动声色;怎能不打败仗呢?“全面抗战”尽管喊得山响,怎奈战争是真杀真砍的事,空口说白话完全没用。

  目前有句最流行的话:“汉奸真可怕!”这里面含藏着不少可耻的心理。不错,汉奸在前线与后方确是作出许多可恨可杀的事。那么,我们为何不说他们“可恨”“可杀”,而单说“可怕”呢?

  想想看吧:“可怕”便是汉奸有办法,我们甘拜下风的表示:也就是汉奸肯干,而我们不干的证明。说“恨”与“杀”,须我们发怒与亲自动手去收拾他们。我们哪肯多操这个心呢?于是,我们一动不动,大害其怕;汉奸可就得其所哉,为所欲为,并不是汉奸有翻江倒海的本领,而是我们替他们鸣锣清道,所谓增他人锐气,灭自己威风者是也。

  汉奸作,我们不作,自然就有高低之分:无论汉奸怎样愚蠢,既肯作就总可以玩出一些花样来;无论我们怎么聪明,既不作就总是坐以待毙。汉奸之猖獗是我们纵养成的。高低既判,我们就加倍害怕,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事事归罪于汉奸,也就是替汉奸作了广告与宣传。

  这样惯了,每一坏事都推到汉奸身上,是汉奸作的也好,不是汉奸作的也好,反正咎有所归,我们便可以埋起头去睡觉,什么事都是汉奸,无微不至,无孔不入,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唉,汉奸真可怕!”说罢此言,长叹一口气,“完了”!

  说句伤心的话:这种怕汉奸的心理不仅给予汉奸以成功的机会,而且教敌人敢放胆的来侵略。敌人之所以敢来横行者,一半是因迷信自己的武力,一半也是因自以为深晓中国人的怕事的心理。他的武力无论如何充实,假若我们人人存着必死之心跟他死拚,他就得抓抓头皮想一想。可是,他以“中国通”的资格,看透了我们的一动不如一静的人生哲理,他干吗不事半功倍的干一下子呢?不过,这究竟有点冒险:万一这宝没押对,而我们个个争先赴难,决不含糊,他岂不骑虎难下,而碰死钉子么?可怜,我们在过去的半年内,确是不起劲,敢卖命的很多,愣着发呆的可也不少,这就难怪小鬼子抿着嘴儿笑了。

  那说“汉奸真可怕”的人们,还要有诗为证,告诉我们:“汉奸有组织呀!”

  这话可又说漏了底!汉奸有组织?当然的!在这个年月,事无大小,只要打算作,就得有组织。汉奸有组织才不算新奇。密探与特务工作,在敌方,是有正规经费与专门人才来维持着的,收买汉奸自有一定的计划与效用。在军事上,汉奸与炮火有同样的力量,并不是随便的玩玩,以表示花样多,应有尽有。因此,说“汉奸有组织”的人不外乎:(一)根本没想到凡事都应有组织,所以一听说汉奸有系属与联络,就觉得惊异,好像听了个闹鬼的笑话似的;(二)汉奸既有组织,就只好承认这是一种不可侮的势力:他们杀人放火是理之当然,我们自应肃静回避!此二者,一无知,一怕事;总起来说,都是汉奸的助手。设若多想上一想,即马上看出:汉奸之有组织,正因我们自己毫无组织;于是汉奸便水到渠成,而我们束手无策。汉奸组织如何严密,须与我们民众组织作个比较,乃见上下;设若我们长期发呆,清静无为,则我们的力量永等于零,而汉奸的厉害便成为绝对的了。我们的军民不相往来,而敌军与汉奸却切实的合作,我们怎能不头朝了下呢?前此汉奸之成功,实因我们平日没有组织之故;此后汉奸是否变本加厉,全视我们大家能否改守为攻。不幸,此后若还只听到汉奸的引敌入室,而我们却没有防患除奸的表现,那可就真可怕了!再说,汉奸本是中国人,既能被敌人利用,怎不能回过头来为我们自己用呢?这就在乎我们自己须先有办法,而后才能对付汉奸:可以利诱,则利诱之;应当剪除,就干脆杀掉。以我们的力量抵住他们的力量,以我们的策略破坏他们的阴谋,他们既非金身罗汉,就会失败,就会畏惧,就会解体。反之,我们只知害怕,已成怯胎,汉奸为何不可以贪点便宜,而作坏蛋呢?怯胎与坏蛋相去固不甚远,分别只在“不作”与“作的不对”之间,其不爱国则一也。那么,汉奸为何不露一手儿,既知道我们是连手也不想动一动的。

  这篇小文并非要讨论汉奸问题,而是借此设喻,指明初期抗战的失败并不在力量单薄,而是在根本没有把力量拿出来。不动手,手就等于白长;既已无手,则危患在前,只有颤抖而已。国民的怕事心理自然不是由某个单独的原因养成的,过去的哲学,政治,伦理等等都负着使国民呆如木鸡的责任。今日设若仍不活动,恐怕就要追悔不及,永成木鸡了。在上的应给人民以动的机会,在下的要各个人拿出力气来;亡国不便包办,救国人人有责;事情要大家作呀!

原载1938年1月16日《抗到底》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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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老舍
Type: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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