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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窗一张长桌，不能肯定是书桌，或饭台，或洗脸架。桌上散铺一堆文稿，横七竖八躺着几支秃头木笔、旧钢笔和开着的红墨水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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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道：“劳力者役于人，劳心者役人”，这话很可以代表数千年来，劳力者和劳心者的阶级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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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束装前行，但逡巡而不能前进。记一记罢，我们曾做过怎样的梦。记起少年之日的梦境，一个人往往是若有所失而感觉惆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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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前天（二十一日）上午写《到新加坡》那篇通讯时，不是一开始就说了一段平风浪静的境界吗！昨天起开始渡过印度洋，风浪大起来了，船身好像一蹲一纵地向前迈进，坐在吸烟室里就好像天翻地覆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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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被关在城外了。只有时候，从野外吹来的风，使你嗅到一点春的气息，很细微，很新鲜，很温暖，并且很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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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呆过的人总该懂得“人话”这个词儿。小商人和洋车夫等等彼此动了气，往往破口问这么句话：你懂人话不懂？要不就说：你会说人话不会？这是一句很重的话，意思并不是问对面的人懂不懂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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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是无花的因为《语丝》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题目，所以破格地奋发，要写出“新的蔷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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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诧异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已经去信公开答复了。还有一层没有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世故”。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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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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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学家自己做的文章还要自己来注释，觉得很麻烦。至于世界要人就不然，他们有的是秘书，或是私淑弟子，替他们来做注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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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廷石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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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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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危患，打破了一切书本上的理论：从极度艰苦中杀出活路来，要凭自己的力气与自己的智慧。书本上的知识自有它的价值，可是抱着书本打仗，或抱着书本应付抗战中的任何事工，必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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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到“七七”，我们必定举行国民献金，这是当然的，因为献金是民气的测验，也是前后方痛痒相关，打成一片的最好的表现方法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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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心心相印”。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确信，真已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在形成这种心挨着心的关系中，苏联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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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我到广东、福建逛了一趟。回来，又到呼和浩特去了几天。路走的不少，也看到不少从前没见过的山川、城镇、古迹、园林……的确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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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应以艺术为妻，实际上就是当一辈子光棍儿。在下闲暇无事，往往写些小说，虽一回还没自居过文艺家，却也感觉到家庭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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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研究科学，这几天。要发明个机器。这个机器得小巧玲珑，至大也不过像个十支长城烟包，可以随身带着，而没有私携手枪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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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住所的北边，有一带小高坡，那上面种的或是松树，或是柏树。它们在雨天里，就像同在夜雾里一样，是那么朦胧而且又那么宁静！好像飞在枝间的鸟雀羽翼的音响我都能够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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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遗失了，遗失了心的颤跳、眼的光明，遗失了一个存在，全世界从我空落落的感觉中消逝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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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梦醒后，一轮冷月透窗纱，多少伤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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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狗在我底房间绕着圈儿旋走。它们发出不安静的吠声，有如哀哭。它们战栗地绕着我，咬着我底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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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先生在抗战中逝世于香港。我那时正在上海蛰居，竟不能说什么话哀悼他。——但心里是那么沉痛凄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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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位慈善家，冬天施衣，夏天施痧药，年成不好还要开粥厂。这位员外的钱从哪里来的呢？或是高利贷，或是收租，或是祖宗刮下来的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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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们却还向这里跑；老年们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别处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转回来了，仿佛倒是北京还很有什么可以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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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新的“世故”。先前，我总以为做债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钱的，近来才知道无须。在“新时代”里，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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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常常喜欢用“伟大”两字来形容一种令人景慕的人物，其实，由于习惯熟见的缘故，这两个字被采用时，其所代表的意义反不一定真正包含着“伟”与“大”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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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老王真死得可悲。——现在让他好好地独自困在会馆里吧。连日你我为了他的病，真累够了，该去散散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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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步的作品被介绍过的已经不少，这里所集的只是我个人所翻译的五篇。这五篇在他近百篇的短篇小说中，都是比较有名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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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风景，久为世界各国所注目，有东方公园的美誉；再加上我爱美景如生命，所以推已及人，边先把“蓬莱”的美景写出以供同好：（一）西京西京风景清幽，环山绕水，共有四座青山——吉田山，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