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汉奸的似乎文人多于武人。这值得我们深思。中国一向是重文轻武的国家。多么坏的人，只要他能文，便能显达。文是一切，武人没有地位。“一切”里并非不包括着贪生怕死，苟且偷安，说大话，使小钱。这些恶行，既然能遮掩在“文章千古事”之下，那就难怪在士大夫阶级中显露身手者，多是瘦弱稀松；既不武，则不硬，失节屈膝固优为之。士大夫如是，一般的人也就因为自己无望于高官厚禄，而以文绉绉的书生为崇拜的对象，至有“万般皆下品”之感。在这种风气中，遂自然的产出“好人不当兵”的谬论，上下交争文，国遂不武；不去侵略别人，自是好处，可也许是正因老受别人欺侮，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也。文而无武，每至尖酸油滑，全无英雄气概。遇到机会，去作汉奸，正乃事有必至，不足为奇。
抗战以来，最露脸的自然是军人，因为他们真是为国家民族牺牲了一切。军人理当不怕死，在将士们自己，或者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可是细细一想，这还不仅是自己杀身成仁的事，而是关系国运民质。军人能尽职，肯牺牲，便能捍敌救国：救了国的是真英雄真好汉，空口说白话的只是自误误人，英雄是大家崇拜的对象，自误误人的，尽管他文雅风流，必遭白眼。这样崇拜的对象既能转移，则风气所至，必能矫正过去的以文弱为美，以狡猾为能，以小巧为精明的错误，而以忠诚大方，勇敢好义，像英勇磊落的战士那样，为当然的，人人必具的美德。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可是非这样改变不可。睡狮必须醒来，醒来就必须用力猛扑四围吐着舌头的豺狼狐狗。中国想不亡，就须人人有不作亡国奴的气概与气魄，人人得成为忠勇的英雄。一年来各线的战士，实在已给全民族树立下良好的模范，他们不为个人的生死思虑什么，而是爽直单纯的去碰暴敌。他们不但只是尽了军人的责任，成全了死而不屈的志愿，他们也把民族气质所应改变的方向定规下，把将来立国的美德的基础打下来。
这倒不是说，从今以后，大家都当重武轻文。而是说此后应文武并重，并无歧视。更进一步讲是文武打成一片，每个文人都有可以赴战的勇气与资格，每个武人都有他的学识与气度。每个人都是文人，每个人也都是武士，每个人都有脑子，也都有热心。这才能成为健全的国民，才能建立起健全的国家。既不重文轻武，也不重武轻文，而是浑然一气，文武双全。在初一抗战的时候，嚷得最起劲的是谁？是文人。可是抗战了一年多，算算看，有几个文人，（且连大学中学的学生算在内）真的荷枪上了前线？要说他们只会嚷而毫无爱国诚心，一定是与事实不合的。他们之所以不能踊跃赴战者，一半是因为有心无力，一半是因为自告奋勇的风气并不存在。文与弱相联，已非一日，而今日之教育还是重功课而轻体育，结果呢，请缨有路，而苦处难挨。冷水既不卫生，跑路又必脚痛，军队生活实在吃不消，于是就歇在家中。至于社会上呢，一向以打仗为军人专职，兵与凶相关，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没有急公好义的风气，也就没有激励好男儿的舆论。于是不去也罢，好在还没人说闲话。有此二因，文与武隔，虽有志而事竟不成也。移风易俗，前线的勇士实有力焉。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行为，有为国流血的表现，军人们的精神将影响及社会的心理，及教育的改善。使文人必顾及武事，在此一战使萎靡不振的社会渐有磊落光明的气象，功在军人。
这也并不是说，此后大家都当以有关军事的职业为荣，而以别的为耻。不应当如此，也不能如此。建国的事业应是千头万绪的，干什么的都有用。今后的努力，不是大家去干什么的问题，而是怎样去干的问题。大家若都能像军人那样以死为荣，拚命操作，不管干的是什么，必能作到好处。反之，大家吊儿啷当，只顾私人利禄，而不问国家安危，便全无希望。战争是最现实的，不敢以肉碰枪弹，便须弃甲曳兵而逃。说大话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军人必须忠，勇，服从，敏捷。能作到这几样就胜，否则必败。我们的英勇将士在过去的一年中，能够不气馁，到处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就是作到了这几样。这也就是给一切人立下了作事的好榜样，爱国的必须成为战士。不管作的是什么。他必须忠，勇，服从，敏捷。战争使军人得到表现这几种美德的机会。战争使全民族感受到极大的痛苦。痛苦的解除必遇全民奋斗，像战士那个样子去奋斗。这慢慢的便成为风气，不再以钻营奔走为应有的手段，而以尽责尽职，因公废私，为光荣。这才是民族复兴的气象。
武装的同志们啊，你们不会以我为捧场吧？我知道你们不会因谀赞而骄慢，不会因有功而放纵。努力，把捍敌卫国的责任莫放松一步，来为新国民建树下立国的美德吧！这是抗战，也是建国：这是你们的责任，也是你们无上的光荣。忠勇精诚是你们的美德，也就是国魂。个人的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大丈夫的血是要溅在沙场上，一方面去退敌救国，一方面使贪夫廉懦夫立。此外男儿还有什么更好的事业呢！？
原载1938年9月18日《黄埔》第一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