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云海
汽车从秦岭山脉的最高峰滑下来的时候，透过山颠的罅隙幻出一片白茫茫的云海。千万顷的流泉喷着白沫，汇成一道巨流在大西北的平原上汹涌着。不见天，不见地，也不见子牙垂钓过的水，——是天与地，水与气的揉合。
车越下堕，汹涌着的云海越稀薄，人间的疆界划分得越明显了。到了山脚，便清楚的望见了宝鸡城，和城头上那辽阔而深邃的蔚蓝色的天。
城傍山偎水，是陇海铁路与川陕公路的汇合点。一九三八年九月末，从河南、山西特别是湖北，涌来了大量的因为故乡沦陷，又不甘异民族的统治的义民，这些义民靠了县府每月六元的微薄的资助，在大平原的小土坡上搭了席棚，安下灶，使空旷的原野里升起了炊烟，在大自然的云海里揉进了人间的烟火。
大西北的地下：是金砂，是石油，是煤与铁的仓库；大西北的山野：是森森，是灌木，是狐与虎，以及数不尽的牛羊的故乡；大西北的平原：种麦，产麻，更产棉；大西北，是最丰富的原料供给地，孕育着千万年工业的根基。但大西北的富源，千万年来，却静静地躺在地底，不变也不动，冷嘲着人类，也冷嘲着那些野居的义民们。义民们是大冶、阳新、阳泉、井径等矿内一等的地下开采者；是裕华、申新、汉口第一等厂里最负声誉的纺织名家。他们是资源的主人，精于他们的技术，就像要塞的守军精于射击一样。“手艺人走遍天下”；他们是这样的说。然而在大西北，这走遍天下的手艺人，在最初两个月，却只能靠了每月六元的资助，寂寞地仰望炊烟冷月，忍受着那最富裕的资源所给予他们的最毒辣的嘲笑。……
二、一个孤独的旅客
“为了适于抗战的需要，怎样才能把死的资源和活的人类溶合起来，使消费者一跃而成为生产者呢？”
一个孤独的旅客卢广绵在宝鸡的车站下了车，想着。
“八一三”的炮声一响，沿海一带的民族工业即使是侥幸不被炮火所毁，也都被迫停歇了，怎么办呢？抗战与生产，是不能分离的，工业合作的思想开始袭击着人们的心。
“让工业回她的娘家去吧！”越过无数的山川险阻，热心家搜索着内地那供给丰富原料的母体。而经过若干次的磋商，把这一伟业的总部设在汉口，卢广绵先生便只身向着大西北远征了。
到了目的地，天正下着雨，火车站外的街道是高处暄泥，洼处淌水，虽然怀了这么一个伟大的思想，他也不免为秋季里北方的冷雨所欺，没人注意他，车站上的员工仿佛是客车才停，便一个个又缩回屋子里去了。他艰难地和水与泥斗争着，走到了一个小的旅馆，挂在旅馆门前的那纸糊的灯笼，已经被风雨打了几个大洞，连写在灯笼上那“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千古名言，都有些模糊了。
低头进了伙计扬言最干净的房间，坐在炕沿上，这才感到自己是并不孤寂。隐伏在墙角炕缝里的英雄们立刻便比谁都热心的来向他表示亲密了。卢广绵先生一面用手凌乱地在身体各部分拍击着，一面用眼睛，透过蚀落的窗户纸，坚定地望着大西北那被浓密的云压低了的天穹。
“到了娘家了，怎么样开始呢？”他思索着……
第二天一早，他便物色了一群打铁的流浪汉。
说是流浪汉，其实是不能和世界上那著名的民族吉卜赛相比拟的。他们工作伴着流浪，大抵是在春初秋末，在家的左近，东一村西一村的奔走着。替农民们修理锄或者锹，间或也打做几把切菜刀和马蹄铁。
当豫北那些僻远的县份失掉了往日的自由，他们便沿着铁路，走了千余里，真的流浪起来了。到宝鸡，不晓得是经过商量，还不过是偶然疲倦了，便散居在街市的尽头，叮叮当当的又干起旧营生了。
卢先生找到了他们中间的一个：是个干瘪的老者，紫铜色的脸上，生着一双下弯的眉毛，和一双挤在一起的眼睛。眉毛，只有稀疏的几根；眼，仿佛生来不是为了看什么，乃是为了闭着想什么似的。
“好哇，乡亲！”卢先生招呼着。
叮叮当当，老年的打铁汉机械地挥动着铁锤，让汗珠和火星在发红的铁饼周围交流着。
“歇会儿吧，老乡！打哪儿来呀，老乡？”
老年的打铁汉真的歇下了，用抹布擦着额角的汗，并没有抬起眼睛，只等待着某种业务上的委托。
“日子还过得去吧？”
依旧问着，那老年打铁汉便爽直的谈起来了：“咱们河南啊——”这样开始，便说起自己怎样携了家小，背着吃饭家伙，走千把里地到了宝鸡。“宝鸡这地方，人生地不熟，同行多，营生少，只好将就着过！”老头子又慨叹了自己的衰年，气愤愤地诅咒着年轻的同乡兼同行之不顾体面：“要是头二十年，在乎过谁，现在……”把老了这两个字不自然地梗在咽喉里，便咕噜着自己这点微薄的工作。三个月来，老头子只替小饭馆补过几口锅。
卢先生听着他的话，在恰当的关口表白着自己的同情。“你们应该大家合伙起来干哪！”这样开始，卢先生说明了自己的愿望。看见老头子惶惑地低着头，𥅴着眼睛，便又解释着：“大家合作，仿佛吃饭吧，就只烧一口锅好了，免得为了煮饭耽误工夫。你呢，也不用再跟小伙子们抢活做。况且人一多，力量就大，大件的活也就可以承当了。”卢先生并没把话题扯得太远，他只是再三的说，抗战以来，大西北有那么多失业的人，那么多资源等待开发。这些人，正是这些资源的最合适的开发者，可是要合起来干，因为一个人便什么也不能做！他讲得那么自然而坚定，老头子也不禁感动了。
“那倒也好！”老头子说。
“我们是中国合作协会，只要你们合作，协会可以给你们解决一切困难，可以给你们盖厂，可以借给你们钱！”
“那倒也好！”老头子说，虽然感动，却没抬起头来。卢先生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阴暗的角落里，只一个孩子闪着惊怪的眼睛。
这样的，卢先生又个别的访问了他的同行。“那倒也好！”他们说，并且约定在第二天，全体打铁的流浪汉，在卢先生的小旅馆集合，商量着这个最初的工业合作社的组成。
“一个打铁的工业合作社已经组织起来了！”卢先生非常兴奋，打电报向总会报告着。
“打铁的？什么？”总会的负责人大大的吃惊了。
但在第二天，那些打铁的流浪汉并没在约定的时间来。
“怎么回事呀！你们？”卢先生赶到老头子的席棚，提出了质问。
“约不齐呀！”老头子说，低着头。
“什么？”
“他们说，要想想！”
“想什么，我还是骗子吗？”
老头子为这鲁莽的问话而大大的吃惊了。一面抽动着腮边的肌肉，一面惶惑地睁大那本来闭着的眼睛。……
三、工业合作社组织起来了
但卢先生并没有失望，在他的字汇里没有失望。
他一天到晚的跑着，在义民们面前讲演，在大街小巷里贴着标语：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难民的伙伴！”
“开发西北资源！”
“努力生产！”等等。
访问者居然拥挤在那个鸡鸣小客栈里了。
第一个访问者是印刷工人吴先登。
有着苍白的脸，失神的眼睛，讲话和走路保持着相等的迟钝。显然是因为失业久了，被告帮的生活所苦，在生人面前，便感到一种难以启齿的痛苦，胆怯地支持着自己的声音。
开始他吃吃切切的说着，但立刻，在一种温情的鼓励下，便激动地谈论着了。
“那么，你们的同行很多吗？”
“唔！”印刷工人吴先登含糊地答应着，又说到了机器：“有机子，也有人。机子闲着，人也闲着，就是这么的！”
“闲下的人多吗？”
“啊，很多，很多！都在西安，不在此地！”
“有现成的机器？”
“西安买得到！”
“需要多少钱呢？”
吴先登大致的估计了一个数目，又议论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要有钱买机子，什么都现成的！”便结束了，不安地坐着。
“人工呢？”
“现在这年头，还谈什么人工啊，谁是师父，谁是徒弟，都一样地闲着，只要大家凑在一起，有碗饭吃就行了！”
于是卢先生热切地鼓励着他。他劝吴先登到西安去，打听机器，并且约集同志：“要是人和机子都妥当了的话，你们就可以成立西北印刷合作社，协会可以借给你们三千块钱作为资本！”
吴先登坐在那里，不安更加扩大了。三千块钱的意义，庞大地侵扰着他的思想。他那失神的眼睛迅速的亮了一下，又立刻晦暗了。——他不能相信眼前这事实，因之也失掉了惊讶。但他也终于和卢先生约定，即日到西安去，犹疑着而且迟钝地离开了屋子。
过了三天，当卢先生正兴高采烈地和另一个访问者谈话的时候，吴先登又迟钝地走进了他的屋子！他费力的和主人招呼过，便沉默着，显然是吟味着自己心里的矛盾。
“什么，你没有走？”
卢先生因为愤怒便开始对他斥责了。对于自己的无信，吴先登并没有分辩。他忍受着卢先生一切的斥责：“你也想骗人吗？”
吴先登的脸更苍白，嘴唇颤抖着，却没有声音，接着，便滴下了两颗大的眼泪。最初，还隐忍着，偷偷地用衣袖擦去了痕迹，但到了一切的隐忍都无效的时候，便突然孩子似地哭起来了。
达到了这种局面，是很意外的。卢先生默默地望着他，等待着他的安静。
“你怎么的？”卢先生问。
“我的饭都没吃，还哪能——”
卢先生给了他十块钱，当天夜里，他便上了西行的火车。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人约着了，机器也买妥了。但吴先登却常常还怕这一切落了空，他常常一下子记起什么，便梦吓似的坐起来，摸着机器，看着人。——人和机器仿佛都坚定地等待着，自己那刚刚开始的前程。
他没想到毕生还能担负起这么大的责任，因之当机器运到火车站上，而忽然来了警报的时候，他便对同伙们说：“你们躲躲吧，我留下守着它。”他躺在机器旁边，任弹片击伤了自己的脚，也不知道疼痛。“这还好，没什么损失！”他指着无恙的机器说，背着人，感动的把自己的眼泪滴在那冰凉的机器上。——他爱那些机器甚于自己。
第二个访问者是鞋匠高实干，他后来组织的合作社，就叫做实干制鞋合作社。
这是一个结实的汉子，挣扎了半生，到四十五岁，还是一个光杆。从孩子的时候起，就提了篮子在街上卖糖，之后，多年的积累，使他获得了一个廉价的照像机。于是卖糖而外，他又兼了街头照像的职业。从那个时候起，对于生活的态度，也仿佛胆大起来了，也有了雄心，并且真的进了一个职业补习学校。学校使他约略的认识了几个字，使他成了最有才能的制鞋工人。这个最有才能的制鞋工人，流亡到宝鸡的时候，已经一无所有，连必要的制鞋工具也都已典当一空，只一件蓝布大褂，还肥大但却孤单地罩在他的身上。
但高实干并不害怕，他全身充满了活力，流亡的生活丝毫也没损害他的健康。他除了手艺，还可以卖糖、卖力，以及其它的各种职业。他正是那些所谓跑江湖的好手。
卢先生立刻认识了他的才能，高实干也立刻熟习了自己的环境。他夸扬着自己过去的奋斗（他很快的便学会了奋斗这字眼），且在协会的会议里声言说：“我们不但要给失业的工人想法子，更应该给无业的工人想法子。”为了实践自己的誓言，便在协会的帮助下，于实干制鞋合作社里，附设了制鞋补习学校。
他不仅制鞋，而且也制革。他的出品是市场上最好的，而且也是最便宜的。
第三个访问者是另一种人，他没有留下名字，而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的任何文件里，也找不到他的名字。只他那三角形的脸，还深刻地留在卢先生的脑子里。
在某种场合里，他的访问或许会是愉快的。他优雅然而不免有些谦卑的谈着他自己的工厂。他巧妙地声言那工厂的利息之高，并且断言那工厂的停顿是受了战事的影响：“我们怎么合作呢？”他问。
拒绝这样优雅的合作者，是非常困难的，卢先生虽然心里嫌厌，嘴里却不得不搜寻着一些委婉的词令，说明协会并不是为了发展私人资本，乃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辅助抗战建国而成立的。
“那么，借点钱来吧！”优雅的来客很自然的说，仿佛来了就该占点便宜才走似的。
反感在卢先生心里增强了，他铁青着脸说：“协会并没有钱！”
“你为什么借钱给那些流氓、骗子、无家无业的要饭花子们呢？”
“我愿意！”
“那是不行的！”优雅的来客说。并且证明着某人其实就是流氓，是先前他厂子里一个最无赖的工人；借钱给他是等于抛在海里的。这优雅的来客想些什么，是没人知道的。他也许以为卢某人是个呆子，或者一个挥霍的阔少。他使用着多样的脸色和多样的语言武装着自己，也缠绕着卢先生。最后，竟至由优雅、威胁、诈骗、横蛮而降至哀求了。“那么，朋友，我们私人通融，三五块总可以的吧！”
不用说，连这个，卢先生也拒绝了。
“呸！”优雅的来客吐了一口痰在地上，表示着轻蔑，转身走了。
就是这样的，木机子织布、铁机子纺纱、裁缝业、制造药棉纱布的、织毛巾线毡的、制鞋的、印刷的、制袜的、制糖果的，各取所长，各补所短，一百多个合作社组织成功了。最后，连那些犹疑不前的打铁的流浪汉，也推了代表，声明着以往的愚蠢，要求着组织了。
四、新的生活
西北的原野，一下子活泼起来了。
没有大烟囱，没有机械的噪音，也没有厂主；在自己的同伙里推出了一个叫作理事会主席的，执行着类似厂主的职务。不必担心打骂和罚金，倘有过错，是大伙坐在一起，大伙儿来批判。用不着催人性命的汽笛，到了上工的时候，人人都会守着自己的岗位。偷懒和怠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对自己的不忠，对民族国家的不义，同时又常常在会议里，使自己出乖露丑的。
大伙儿是这工厂的主人，也都是厂里的股东；虽然只有五块钱一股，可是人人都有份。厂里人少，心齐，一砖一石，一针一线，都是自己的心血。这种人的谐和较之机械的谐和更有力量。使用惯机械的名手，对于人工的织布机，也不难感到强烈的兴味。一把蒲扇，绑在迎面的木轴上，便自然会随了梭的流动，而为劳动者迎面扇着风凉。
“现在我们用手做，将来我们自然用机器！”他们会告诉你。而所谓将来，仿佛是非常确定的就在眼前。
在这原始的窑洞里，他们才真正感到了“生”。他们现在劳动，不是为了“谁”，而是为了“己”，他们现在劳动，不仅是为了一张嘴，而且是为了全民族。
某工程师曾反复的对人们说：“这是一种新的生活。”
“我们大家都过着一种新的生活，黄土可爱，工人们可爱，我自己也可爱。”他说，并且表达着自己的心情：“我是学电气工程的。已经来了两年，在这里担任技术部的工作。
在上海的时候，生活好，收入多，但不知怎么的，常常感到疲倦。心境有时候很阴郁，像黄霉天一样的不开朗。虽然有有学问的朋友，有很多有才能的同事。但我的生活总像缺点什么似的。——我孤独而且空虚。
本来，我这个人是好动的，我闲不下来。北方有句俗话，叫做穷拾掇，我就是这么的：在家里的时候，一下了班，我就东翻翻，西弄弄，总也拾掇不完，可是有时候自己也想，这一切为了什么呢？
到西北来了，和卢先生在一起。大西北的地方，这两年我走了不少，是用两只脚走的。有时候在雨里走，有时候在毒太阳底下走，多走一步，西北对于我，就多一层宝贵。一块石头底下，会埋着煤；一条流泉里面，能藏着金，步步都会使你惊奇。
我得老实说，我从来也没感到过自己是这么有用，这样的被人尊敬。我计划着合作社的发展，和工人代表们谈话，样样事都使我觉着兴奋。想想看吗，因为我的一句话，地下的宝藏和地上的人类会亲密地联结起来，这可是玩的吗？
自然穷拾掇的毛病，我还是没有改，我喜欢这个。协会的业务之外，许多社会事业都要我插一脚。盖房子，挖阴沟，修马路，甚至谁家的门坏了，我都要去拾掇拾掇。喝！现在这里已经有洋楼旅舍、银楼、饭馆、大的绸缎店了。都是我来了以后，才盖起来的，当时是一片荒凉。
我睡得很少，可是并不疲倦。整天讲话、做事、东奔、西跑，不论风里雨里，一点儿也不厌烦。我不再感到空虚，也没有‘这一切为了什么’的问题，我的工作把这两种心理的障碍给我排除了。我觉得人活着，很有趣味，很有趣味。
现在我们只感到一个困难，就是经费太少。政府的补助既有限制，实业家又都把眼睛集中了西南。——其实西北是比西南更好做的。可惜我的许多同业，看惯了海洋的雷雨，便不愿来试试这大西北的干燥。——其实这儿才是真正的生活。”
这真正的生活使大家都热烈而兴奋。
织布工人王阿金在一匹布快要完成的时候，断了一根线，许是由于懒怠，也许是因为疏忽，或者竟是在大工厂的时代保留下的恶习，总之阿金姐并没有把那条线织起来，就马虎过去了。
于是大家伙集在一起的时候，有人提出了：
“阿金姐，那是怎么的，丢大家的人吗？”
“武汉第四织布合作社织出的布有一个洞啊！”
“阿金，你织的什么布，裹脚布吗？”
大家毒辣地笑着，而阿金，虽然极力分辩着，却羞得满脸通红，哭起来了。也怪，这以后，阿金织的布，不仅是没有了洞，而且在第二个月，还意外地得到了奖励。
奖金的获得，是由协会的指导员，理事会的主席和另一工人代表共同评定的。品评的对象是工作的成绩，品评的标准是“福禄寿”三个字。每一匹布，都由这三个正直的人标出暗号。结果阿金织的每一匹布都是“福”字，所以，阿金——
“这个月的奖金是阿金的！”
听见自己的名字，阿金的心虽跳着，身子却忸怩起来了。她有点儿窘，而大家却笑了。这笑并不毒辣，笑得惬意而且开心。
“什么奖不奖的，该上课了。”她羞得脸通红了，被大家蜂涌着，进了课堂。
每天，饭后两小时，是大伙儿读书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大伙儿认字、念书、学习着民族复兴，对日作战的基本理论。有时候也唱歌也排戏。
五、从消费到生产
工人们不再仰望白云冷月，寂寞失神，不再忍受地下投射的讥笑，也不再领受县府每月六元的津贴。他们有了自己的厂，是将来大西北的主人。——他们骄傲的笑着，也唱着。一个月内，他们赶做了四十万件军服，六十万件药棉纱布，运到前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