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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看见一些剧本，当它们写到古代的英雄人物，比如写到曹操等的时候，就好像在写现代的大政治家一样，甚至于就写成是一个革命领袖的样子，说的话也和现代的政治术语一样或者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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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上两课。第一课国文，讲《史通·叙事篇》。篇中力说叙事应该省句省字，但本文铺张排比的地方就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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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这样玩，这样吃，真是上帝的幸福儿女，我已感到了满足。公园宫门你对着斜阳说了的话自然尚能忆起，我很受你那句话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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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诧异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已经去信公开答复了。还有一层没有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世故”。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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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24日发潼关——延安)原兄：珂弟早就离开那个小学而到一百一十五师里去了，大概是政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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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说人生好像也有一条过程似的：坠地呱呱的哭声作为一个初的起点，弥留的哀绝的呻吟是最终的止境，那么这中间——从生到死，不管它是一截或是一段，接踵着，赓连着，也仿佛是一条铁链，圈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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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旧时代过新年的光景，不由地要发笑；大家都作了些蠢事。那时候，似乎到处都有神有鬼。人要过好了新年，就必不可得罪鬼神。于是，为了迷信的事儿就都花费不少的时间与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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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没有死去，哥哥因为疼痛老在我的心头它执拗的在我血管里行走它讲着你的故事絮絮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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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啊，吹着罢，吹着我妹妹底坟墓。啊，风是吹着了在我妹妹底坟上啊！她如今死去了，风呀，她再不能随着你而歌唱；她底伤心，如今已经沉寂在黑暗的土地上了啊！你呀，旋舞着而来的，你是去报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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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如同旋风，如同怒浪。我如同被抛掷了在暴风雨的海里。我踉跄着，向前移动我底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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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把尖刀刺进猪们的颈项的时节，猪们的反抗，大约只有高声地呼号吧。因为只有呼号而没有动作，所以猪们永远是任人宰割的下流的猪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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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敌人飞来过，不久以后又飞去了。在短短的时刻之间，恁空给这个不大的城市里留下了一大片颇为广阔的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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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香花遍地香，众香国里万花香。香精香料皆财富，努力栽花朵朵香。”这是我于一九六○年七月听了号召各地多种香花而作的《香花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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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花迷，对于万紫千红，几乎无所不爱，而尤其热爱的，春天是紫罗兰，夏天是莲，秋天是菊，冬天是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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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接着一天，流过去了。我们应当因这而感激吧？除此，我们还能有什么感激的呢？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是懒惰的；太阳沉落的时候，我们是忧愁的……太阳沉落以后呢？我们底梦是一个平安的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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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懒，也可美其名曰忙。近来不仅连四年未曾间断的日记不写，便是最珍贵的天辛的遗照，置在案头已经灰尘迷漫，模糊的看不清楚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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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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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庚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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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蝴蝶之要素为：甜蜜的恋爱，礼教上不许的，多多有各种手段的，有智者的纷纠。他们的舞台有古时的升官发财，现时的经理发财，古时的后园亭子，现时的旅馆舞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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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美国对于人的观察，很通行所谓4P要诀。第一个P是Personality，译中文为“人格”；第二个P为Principle，可译为“原则”或“主义”；第三个P为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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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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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花原是无所不爱的，只因近年来偏爱了盆景，未免忽视了盆花，因此我家园子东墙脚下的两盆玉簪，也就受到冷待，我几乎连正眼儿也不看它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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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的官僚虽然打仗，南北的人民却很要好，一心一意的在那里“有无相通”。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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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写完一篇诗歌牢骚。也不能算诗歌，只是个人的一点想法罢了。祝你快乐。直心而往。曲心而回。一阴一阳之为道。对立，统一。统一无法公式一样呈现，因为在我们自己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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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分的时候，在归途中我经过一座古老的木桥。桥跨着两边寂静的街道。几点灯光，稳稳地映在河床上，水仿佛也不再愿意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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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真先生：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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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了年和月的重累，负了山和水的重累，我已感到迢迢旅途的疲倦。负了年和月的重累，负了山和水的重累，复负了我的重累，我坐下的驴子已屡次颠蹶它的前蹄，长长的耳朵在摇扇，好像要扇去这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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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内外有别，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叫“贱内”。伤兵在医院之内，而慰劳品在医院之外，非经查明，不准接收。对外要安，对内就要攘，或者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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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实在愚陋，直到现在，才知道中国之弱，是新诗人叹弱的。为救国的热忱所驱策，于是连夜揣摩，作文学救国策。可惜终于愚陋，缺略之处很多，尚希博士学者，进而教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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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认识孙鸥，自然是他在成都大学文预科读书，我去教书的时候；然而我之晓得“以泊”这个别号，却在民国十五年春，创始主编《新川报》副刊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