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生平，最好是让他自己说出来，因为这是最翔实的记载。阿尔志跋绥夫曾应了他的一个朋友的要求，写了一封叙述他自己的生平的信：
我于一八七八年生于南部俄罗斯的一个小镇中。在我的名字和我的世系上我是一个鞑靼人，但不是纯种，因为在我的血管里是流俄国人、法国人、佐治亚人及波兰人的血液。我的祖先中，有一个人是我所引为骄傲的，就是著名的波兰革命领袖加赛斯哥（Koseinsko），我的外曾祖。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地主，一个退职的官吏；我的母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因肺病死去，遗留给我以一个肺结核病的遗产。在一九〇七年之前，我的病还不深，但即在那个时候，这肺结核病也并不让我平安，因为它滋变了各种的疾病。
我进了省里的一个中学校，但因我从童年就对于图画有极深锐的兴趣，在十六岁的时候，便离了这个学校，进一个艺术学校。我是非常贫穷的。我住在龌龊的顶阁上，没有充足的食物，尤其不好的，是我没有充足的金钱去买我的主要的用品——颜料与油布。所以我便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不得不去画些讽刺画，写些短论和滑稽故事给各种廉价的报纸以求生活。
在一九〇一年的时候，我偶然地写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巴沙·杜麦拿夫》，一件实事和我自己的对于腐败的学校的憎恶，贡献了那个题材。大家简直想象不出一个俄国的中学校是什么样子。无数的学生的自杀（到现在，此种现状仍旧继续着），可以作为它的对于俄国青年的教育价值的一个证据。一本最著名的俄文杂志，答应刊登《巴沙·杜麦拿夫》，但它却竟不得出现，因为那时的检阅官绝对地禁止有表示学校生活非快乐的文字的披露。因此，这篇小说便不能在恰当的时期刊布出来，直到几年以后，它才在小说集中发表出来。我以后所写的许多东西都更遇到那种的运命。然而这篇小说对于我却有很好的结果：它引起了编辑者的注意，同时激励了我更去做别的东西。我放弃了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梦，换取了我的对于文学的皈依。这是很痛苦的。就在现在，我每看见图画还不能不动情。我爱彩色实甚于文字。
继着《巴沙·杜麦拿夫》之后，我又写了两三篇小说，这些小说引起了一个小杂志的编辑者米洛留薄夫（Mirolubov）的兴趣。我的最初介绍入文学的团体，是应感谢他的。在那以前，我不曾到编辑室里过，但常常由邮局寄出我的小说。这是因为我想象它们是我所崇敬的、奉祀文学的寺宇。现在，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俄国也有了不同的风俗，广告与势力占据了文学的世界。然而米洛留薄夫他自己虽然不写什么文字，他的名字却将它的符记留在俄国文学史上。他是旧的理想的，自己牺牲派的文学的最后的莫希干，这一派的文学在这里现在已被商业的兴趣所推倒，正如在西欧一样。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对于他的工作的感受与一国感人的人格的奇异的天才使他的小杂志（订阅一年，仅需一个卢布）成为一本最著名的出版物之一，而从文学的一点看来，它实超出所有别的大本的高价的杂志之上。我们的近代文学的最伟大的代表者——高尔基、安特列夫、科卜林以及其他——都投稿在它里面。这个杂志现在已停刊，因为米洛留薄夫即在革命的最黑暗的时期，也不愿如所有别的人所做的，把它的标准弄低。米洛留薄夫他自己也因政府的追捕不得不逃避于国外。
我和他认识，在我个人是莫大的重要。我之成为一个著作家，所应感谢于他者极多。虽然我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人知道，而且很年轻，他却任我为他的杂志的副编辑，使我生活较易。米洛留薄夫是一个生来的编辑者，他教导我也喜爱这个职业。这个职业，我在他的杂志停刊以后还在从事，时而编辑这个杂志，时而编辑那个杂志。我曾帮助了许多青年作家，他们现在正成为知名的，我视此为我的功绩之一。
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在一九〇三年的时候，我写作《沙宁》。……在写了《沙宁》之后，但却在它发表之前，那就是说在一九〇四年的时候，我写了好几篇的小说，如《旗手哥洛洛薄夫》《狂人》《妻》《伊凡兰特的死》等。最后的一篇小说使我有名。
在一九〇五年里，血的革命开始，长久困恼我从我所以为“我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宣传，我写了许多篇小说叙写革命的心理与模式。在这些小说中，我所喜欢的是《朝影》与《血痕》二篇。
我必须说的是，在这些革命的故事里，我写出我所信的，而因此竟受了各方面的攻击。在黑党方面把我算进革命的思想的发源者之中，他们之一，竟判决我死刑。至于急进派的报纸呢，却又在攻击我，因为我不承认党派的界限，不敬重革命的政治家，继续发生的事件证明我在许多地方是对的，当时，不管我的对于自由的主义的热心，却不以为在每一个运动的领袖中曾看见一个圣人，也不相信人民的革命的预备已经成熟。
在这个时候，我为煽动的目的而写的许多东西都被籍没入官，我自己也被控诉，但一九〇五年之末的革命的暂时成功，把我从刑罚中救出。……
我的发展是很强烈地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的，虽然我决不赞同他的“对恶人的无抵抗”的见解。在艺术方面，他战胜了我，我觉得我的作品不以他的作品为模本，是很困难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柴霍甫在某一程度上，也有一部分的伟大影响，而嚣俄和歌德也常常在我的眼前。这五个名字便是我的教师及文学上的先生们的名字。
这里的人常常以为尼采对于我有很大的影响。这使我很惊奇，最简单的理由便是我并不曾读过尼采，我对于这个显赫的思想家不表同情，一半在他的思想，一半在他作品的浮夸的外表，我一开始读他的书便不再读下去，我与马克思·史的奈（Max Stirner）更为相近，更为了解。
自一九一七年以后，多数党对待阿尔志跋绥夫很不好。他们将《沙宁》，还有他的别的作品，都列入禁书目录之中。最后，在一九二三年便将他逐出于俄国之外。他之所以执持着反对多数党的态度，当然是不足为奇的。有一个时期，他在华沙（Warsaw）的俄国报馆中做着政治论文。他的名望，在俄国是一落千丈，差不多没有什么人更提起过他。有一部分的人，虽提起他，也只当他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怪杰，其来无踪，其去无迹，却并不以为是一个第一流的重要的作家。
后来，他双目盲了，很可怜地生活在国外，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想念到他。在一九二七年，他无声无息地病死了。除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报告他本国的人说，作《沙宁》的小说家阿尔志跋绥夫于某日死于某地之外，再也没有一点别的动静。他的晚年可算是极凄楚悲凉之至的了。
在他的许多作品里，如一线穿珠的红线似的把它们穿结在一处的，是他的无政府的个人思想与他的厌世思想。这两种思想都是因他的身体的虚弱与久病而产生出来的。他因为病弱之故，便发生了一种无端的忧闷，觉得人世于他是无可恋慕的，是毫无生气的，是毫无趣味的，因此便发生了他的厌世思想。同时，他又因此发生了反动，便是因他自己的病弱，而梦想着壮健的超人，梦想着肉体的享乐。他们——超人们，以身体的健全与壮美，享受人世间的一切美、一切乐，而超出于一切平凡的人之上，蔑视人间的一切道德、习惯、法律、信仰以及其他束缚，而独往独来，凭着自己的本能、自己的愿望去做一切事。只要自己所要做的，便不顾一切地直截地做去。但即使在这超人的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的思想里，他的灰色的憎厌人间的思想也还如浓浓的液体渗透在里面。他的英雄沙宁厌憎他同车的人，他想道：“人是怎样一个卑鄙的东西呀！”他想离开他同车的人，离开火车中愚蒙的空气，只要一瞬间也可以，于是毫不回想的双足站在月台踏板上，跳下车去。火车如雷似的冲过他的身边，他落在柔而湿的地上。他笑着，站了起来，车尾的红灯在远处闪耀着。他满足了，快活地笑叫道：“那是好的！”这是沙宁，是他所创造的英雄！至于阿尔志跋绥夫他自己呢，他是病弱的。他既厌憎他同车的人，他周围的人，却不能如他的英雄沙宁似的自由地跳下车去。这使他更苦闷，同时使他更赞颂、更想慕他的理想的超人。
但在实际生活上，他虽不能追逐于他的英雄沙宁之后，而在他的作品里他却直截叙说出他所信的、他所感的、他所想慕的、他所梦到的一切；他以他的大胆无畏的精神，叙述出他的锐敏的觉感所见到、所想象到的残虐恐怖的影像，叙述出人类的最赤裸的性欲的本能。他运用他的纯熟的文字上的技能表现出他的尖刻的观察与真切的想象。他是第一个用最坦白的态度去描写人的性欲冲动的，又是第一个用最感动人的、真切的文字去描写“革命党”与革命时代的。他的作品的新奇的内容与动人的描写捉住了一切的读者，使他们惊骇得连呼吸都暂住了。他实是最深刻的写实主义的作家。
他如屠格涅夫之写出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的时代思潮，写出了二十世纪最初的革命时代的俄国。他的《革命的故事》《人间之潮流》及《工人绥惠略夫》都是“革命的故事”，而《沙宁》则反映了革命失败后的青年的热烈的个人思想与行动——虽然《沙宁》的写作在革命以前，而这种反映只是偶然的遇合。在这一方面，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在俄国思想史上又有了极大的价值。而《沙宁》的重要尤有超于此者。
《沙宁》的重要在于：它是表现出人间的永久不熄的，且将永久继续的一种情欲的，是代表了永久而且永将占据于人类的心里的强烈的个人思想的。他自己说，《沙宁》不过是一种典型，“这一种典型，在纯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鲜而且稀有，但这精神却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实则这一种精神，岂但“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实乃寄宿在全人类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在这一面，《沙宁》便成了一部最好的表白无政府个人主义的书，而被列到“不朽之作”的里面去了。《沙宁》之能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即在于此。我之所以译此书的大原因，也即在于此。
关于《沙宁》，阿尔志跋绥夫在上举的给他朋友的一封信里也有几段话。作者自己的表白，自然是较别的人的一切批评更可注意：
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在一九〇三年的时候，我写作了《沙宁》。这个事实为俄国的许多批评家顽固地隐蔽着；尤其甚的是，他们想劝诱公众，以为《沙宁》是一九〇七年的反动的出产物，我是跟随了现代俄国文学的流行的趋势的。但在实际上，这部小说早已在一九〇三年的时候给两个杂志的编辑者及许多著名的作家所读过。此书之所以不能在那时出版，又是因为检阅官的权力与出版家的懦怯。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这篇小说，因为它的意义而被Sooreminny Mios月刊所拒绝，而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同一的月刊又要求我把它给他们发表了。这样，《沙宁》的出现，便迟缓了五年。这对于它非常有害：在它出版的时候，文学被淫秽的甚至讲同性爱的作品的川流所泛溢，我的小说不免与这些作品同受评判。
这部小说，被青年人极有趣味地接受了，但许多批评家却反对它。这也许一部分用这部小说的思想趋向可以解释；但无疑的，他们是大大地受了我的扶助我们的文学后进，而同时又离开“文学的司令官们”而独自站立着的情境的影响，于是我渐渐地觉得我自己是反对所有有势力的文学团体的。我是一个顽固的写实主义者，一个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派的信徒，然而今日呢，正是完全不熟悉的，所称为堕废派的在俄国占得了上风，但不是说与我反对。……后来革命终止了。社会冲跑到文学方面，而它，如果不在质上，即在量上，受到了一种新的激动力。那个曾拒绝我的《沙宁》的月刊的编辑者，记忆起它，便第一次把它发表出来。它激起了几乎是空前的辩论，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出版的时候一样。有的人赞赏这部小说远过于它所应得的；有的人却痛斥它，以为它是诬谤青年的。但我可以不夸张地断言：没有一个人在俄国肯真实地去深求这部小说的意义，赞颂者与斥责者都同样地偏于一面。
你也许很有兴趣知道我自己对于《沙宁》的意见，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以它为一部伦理的小说或一部青年时代的毁谤作品。《沙宁》是个人主义的辩解；小说中的这个英雄是一种典型，这一种典型，在纯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鲜而且稀有，但这精神却寄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许多的模仿者并没有领会了我的意义，急急地把《沙宁》的成功，转成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大大地侮害我，他们充满文学界以淫秽的、龌龊的作品，因此，在读者的眼中，贬落我所要在《沙宁》中表白的意义。
许多批评家硬要把我列在一班《沙宁》的第二等的模仿者之流——他们陈列了他们在市场上畅销的货物——说尽了一切的侮辱的话。直到了近来，《沙宁》越过战线，而被译成德国、法国、意大利、捷克、保加利亚、丹麦的文字（日本也译了一部分），于是在批评家中才能听到别的声音。俄国常常是屈服于外国的意见之前的。
《沙宁》的重要的内容是如此，书中的英雄沙宁，青年时代就离了家庭而出与世界及人类相接触。没有一个人保护他或指导他，于是他的灵魂便完全自由、完全独立地发展起来，正如田野中一株树一样。他的嘴角现着微微的讥笑的表现，对于一切人都以冷酷的、讥嘲的、淡漠的态度，无论是对于他母亲与他妹妹的热烈的欢迎，或是对于世俗以为任何重大的事，都是以这个态度与他们相周旋，使受之者莫知所措。他的美貌的妹妹名丽达，被一个庸俗的军官所毁坏。后来她发现她自己的怀孕，便羞愤不堪，想要自杀。这是世间一般妇女的最通行的处置这事的方法。但她哥哥沙宁讥笑地劝她道：“但是你死了又有什么用呢？世界上繁华满目，阳光是普照的，逝去的水是长流的。你死了以后，世上人知道你怀孕，便与你不相干了吗？可见你不是为怀孕而死，乃是为怕世人的嘲辱而死。……且你所怕也不过是几个亲近的人罢了，你所不认识的人，你不见得怕他。和你亲近的人听见这事，自然是要惊疑的。但他们说什么，不过是说你没有正式结婚就有了性交罢了……你要知道，这班奴才们都是毫无知识的，只有贪酷卑污的心思……”于是她的生命便被他救了回来。沙宁对于这事，并不如世俗之人一样，因此便去恨那个官吏。他看得这种事很轻。世俗的议论、道德的束缚、社会的制裁又算得了什么！性交不过是人类的最自然的本性之一，无所谓耻辱。至于与何人性交，更没有什么干系。于是他便想也与他妹妹相爱，他爱悦她的美丽。但是她始终是一个世俗的人，没有沙宁那样的勇气去把她自己在习惯道德的束缚底下解放了。后来，沙宁对于那个毁坏他妹妹的官吏，处处表示轻蔑。——这要再声明一下，他的轻蔑，乃由是看这军官为一个庸愚的俗人，并不因他妹妹的受侮之故——这位军官，受了他的这样的轻蔑，便要与他决斗。这也是世俗处置这事的最流行的方法。两个军官受委托到沙宁那里，告诉他要求决斗的话。在沙宁的人生哲学里，决斗也与宗教、道德或其他坏的习惯一样的无聊的。于是他以坚决的冷淡的态度，拒绝这个要求。这样的拒绝决斗的事，是世俗所最以为不齿的，所最以为惊骇的。这两个使者惊异得无法可想。他们愤怒了，想对待他如一个无赖的人，但又无用。沙宁告诉他们说，他不欲决斗，因为他不愿取那位军官的性命，并且他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冒险；但如果那位军官要在街上对他行一点身体上的袭击时，他便要当场痛打他一顿。于是这两个使者被沙宁的“非习俗”的态度所迷惑，只得取消了决斗之约而回。其后，那位军官在街上遇见了沙宁，被沙宁冷静而轻蔑的眼光所激怒，伸出鞭子打过去，立刻，他脸上受到沙宁的有力的可怕的打击。一个朋友把他送到他的寓所里，他在那里自杀了。从世俗的见解上看来，只有这条路是留给这位军官走的了。
《沙宁》中除了这一位英雄以外，最可注意的人物便是犹里。他是一位典型的俄国人，受到高等教育而缺乏意志的青年。他同一切的俄国人一样，犹疑不决。他想从书本中寻找出一种人生的哲学，一种指导的原理，但是无效。他对于宗教已经没有信仰了，他的以前的对于政治自由的热忱是冷却了，但是他没有一种指导的思想又不能生活。他的身体又虚弱。他妒忌，同时又轻蔑沙宁的喜悦的力量。最后，他不能逃出他自己思想的困惑，便自杀了。他的朋友们在他墓上举行葬礼，其中的一人蠢蠢地去请沙宁说几句话。沙宁呢，他是常常直说他所想到的话的，这时便走了出来，废去一切演说的俗例，只说了下面的一句话：“现在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庸愚的人了。”于是那些朋友们大怒，沙宁遂离了城市，坐了火车到乡间去。他在火车上，又厌憎同车的人，便走到月台（车上的月台），立在脚踏板上，跳下车去。现在围绕他的一切是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广漠。沙宁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于是他举步向曙光所出处前进。当东方的光明第一次射到他的视线上时，沙宁觉得他是在向前转运，向前去迎朝阳。
《沙宁》在此便告终止了。
《沙宁》的艺术，是很可赞美的，它可以代表阿尔志跋绥夫的艺术的成绩。在他平平淡淡地率直地写出的文字中，我们读到却感到一种婉曲的秀美的动人的描写。他是无所讳忌地描写人间的兽的方面的丑恶，却一点也不使读者起一种无理之感，读来极为自然。
大约是六点钟，太阳仍旧是煌耀地照射着，但在花园中，已经有微弱的绿影了。空气中充满了光明，与温暖，与和平。……
西米诺夫扬起他的帽子，开了门。他的足声与他的咳嗽声渐渐地隐弱了，然后一切都沉静。犹里转身回家。所有他在短短的半个钟头以前觉得光明、美丽、静谧的——那月光、那繁星的天空、那接触着银色的美的白杨树、那神秘的影子——所有这一切，现在都死了，冷而可怕，如一个广漠的、惊人的坟墓。
到了家，他轻轻地走到自己房里，开了窗向花园中望去。在他生平的第一次，他回想到所有占据他的一切，回想到他曾为之表现出如此的热诚，如此的不自私的，实在乃非正当的重要的东西。于是他想，如果他有一天，像西米诺夫一样，快要死了，他对于人类并没有因他的努力而变为更快乐的事必不觉得忧闷，对于他一生的理想并不曾实现过的事，必不觉得悲苦。唯一的忧苦就是他必须死去，必须丧失了视觉、意识与听觉，在有时间去尝尝生命所能产出的一切愉乐之前。……
在河上的清凉的空气中，猎枪的烟有一种奇异的愉快的气味儿，而在逐渐黑暗下来的景色中，快活的枪击，也以悦人的效力放射出来。受伤的野禽，当它们落下时，在灰白的绿天中，画成了一痕美丽的曲线；在天上，现在最早出来的微弱的星光已在熠熠地发亮了。犹里觉得异常得有力与愉快。似乎他从不曾参加过那么有趣或那么快乐的事情。鸟只现在飞出来的更为稀少了，更黑暗下来的夜色使他更难于瞄准。
在以上随意举出的几个例里，我们已可看出阿尔志跋绥夫的描写的能力。
有许多人说，这部小说中的英雄沙宁，不过是一种主义的“人格化”，不过是一种“典型”，正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的巴札洛甫一样，并不是一个生人，在这一方面，未免缺乏“真实”的精神。这一层缺陷，我们是不必为阿尔志跋绥夫讳言的。凡一切宣传什么理想、什么主义的文艺作品，差不多都有此病，固不仅《沙宁》为然。不过《沙宁》的叙写的艺术的精练，却能使我们忘记了这一个缺陷。读《沙宁》正如读阿尔志跋绥夫的其他的纯粹客观的写实作品《朝影》《医生》等一样，固毫不觉得它的人物的牵强与不真实，其全部的叙写，更带着极深刻的写实精神。在这一方面，《沙宁》之介绍，对于现在中国的文艺界便又有了一层的必要。现在我们的文艺界正泛溢了无数的矫揉的非真实的叙写的作品，尖锐的写实作品的介绍实为这个病象的最好的药治品。
我所译的这部小说，是根据Percy Pinkerton的英译本重译的，我的俄文程度几等于零，所以不能直接从阿尔志跋绥夫所写的原文译出。这对于《沙宁》的艺术上的好处，也许是很有损害的。但我已请了耿济之先生来担负用俄文原本校改我的译文的责任。因此，我的译文，想不至与原文相差很远。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作本文时，曾参考了下面的几篇文字：
一、Gilbert Cannan's Preface to Percy Pinkerton's Translation of Sanine.
二、Moissoye J. Olgin's A Guide to Russian Literature，pp. 265-269.
三、M. Artzibashef's Autobiographical Letter，Introduction of Percy Pinkerton's Translation of "The Millionaire.
四、William Lyon Phelp's Essays on Russia Novelists，pp. 248-261.
五、升曙梦的《露国现代的思潮与文艺》，pp. 337-388.
六、D. S. Mirsky's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pp. 139-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