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说我们也是到佛子岭去，那小招待员就瞪起圆虎虎的眼睛。一口气不迭地说：“嘿，我们这里到佛子岭去的人可多着呢！从华东来的，从北京来的，全国各地来的，还有过沙漠爬雪山从新疆西藏来的！苏联老大哥和专家们，国际友人不断地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也来过不少。你看，五一劳动节以后，到北京观礼的代表又要来不少！他们都是参观中国第一个连拱坝，这么大的连拱坝，世界上才有三四个嘞！将来梅山水库也是连拱坝，还得从我们这里走，到了六安才转路……”

　　他说得那么熟悉起劲，好像在说他自己家里的珍宝一样，他的小脸上洋溢着骄傲与光荣。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他，他又一个劲地说下去：

　　“你看，那就是才从佛子岭带回来的……”他指着花架上的一盆兰花，那兰花有七八支箭，每支箭上都有十几朵花，这我才找到一进门就闻到的馥郁的幽香的来源。“……这还不算稀奇呢，还有四季香的兰花，一年四季都开花。苏联《真理报》的记者才来，他说佛子岭开着五颜六色的花，真是一个大花园！这还是小事，水库修好了，让水听人的话，不会再为害了，还把电一直送到合肥来。水库也变成一个游览区，到那时候，去的人还要多呢！”

　　听他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抢问他一声：

　　“小同志，那么明天我们的车票买得到么？”

　　“同志，你们放心，我们是一切为佛子岭水库服务！旅客多了就加车，没有问题！”

　　他说得那么肯定，那么有把握，倒显得我们的顾虑是有些多余的了。事实也说明这一点，我们的票子晚上就送到了，第二天清早我们就坐上了到佛子岭去的公路车。蒙蒙的细雨，盖住了尘土，汽车是愉快而迅速地向前飞奔。

　　当汽车在第一个站停下来的时候，坐在最后边的一个乘客大声地说：

　　“司机同志，我们都是到佛子岭去的，沿途用不着停了。”

　　司机转过头来微笑着，轻轻地说：“我们是在办手续。”

　　这时我看到我的身边坐着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抱着一个不满周岁吃奶的孩子，身前偎依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这个女人很健壮，粗胳膊粗腿，一张红润的大脸上生着一对大眼睛，态度很安详，好像坐在自己的屋里一样。孩子闭着眼睛吮吸着奶汁，他的小脚轻轻地蹬在我的腿上。她把孩子的腿拢过去，对我含着歉意的微笑。

　　“不要紧——你是从皖北来的吧？”“不是，我们是从湖南来的。”

　　听说是从湖南来的，我吃了一惊，心里想着她已经走过三省的土地了。我不由得带点惊讶的口气说：

　　“湖南来，走了好远的路咯！”

　　“都还好，只走了七天——”她仍然是平静的回答着，“从湖南到汉口，搭船到了芜湖，又从芜湖坐火车到了合肥，今天又坐上了公路车。”

　　她平心静气地说着，好像是从村前走到村后，一点也不像千里的路途已经在她的脚下跨过去了。

　　“你也是到佛子岭去？”

　　“可不是，孩子的爸爸今年春节就写信来，要我们来，他说：‘来看看吧，我们就要胜利完工了，再过几个月我们又要到别的地方去。’可是那时候田里的活还没有搞好，屋里又没有人手，天气又冷，带着两个孩子上路总归有些不方便，就一直拖到这阵。本来我们不想来了，可是想起他的信里说得那么热闹，那么好，我想还是来看看吧。嘿，春天都快完了，快赶上夏天了！”

　　“他知道你们来么？”

　　她笑了笑，“这回他不知道，——可是我也快走拢了。”

　　“他做什么工作？”

　　“他是起重工人，他的名字叫刘顺起。”

　　这阵不提防坐在前排的一个瘦瘦的工人，扭转头来，好像遇到自己的亲人那么高兴，大声地说：

　　“你就是刘顺起屋里的人，怪不得我看着有点面熟呢，老刘早把你的相片给我们看过了。我们是同组的，我叫杨成金，才回家去看了一下。哎呀，刘大嫂，那阵他等你可等得心焦！当时你不来了，就把屋子让给才结婚的小姚，你们这阵又来了！——怎么搞的，这个孩子没有座，坐到我这里来吧。”

　　杨成金把站着的孩子拉过去，抱在自己的膝头上坐着。

　　“去吧，去吧，到杨叔叔那里去吧。——”她平静地吩咐那个微微有一点忸怩的孩子，接着又静静地说：“那怕是没有地方住了吧？”

　　“不怕，不怕，总有你们住的地方。真的没有，两三天包给你起一座小房子。到了工地上，还不是和自己的家里一样嘛！”

　　“杨同志，当心点，这孩子坐车坐船还有点不惯，怕有点晕车。”

　　“不要紧，我给她糖吃，她就忘记坐车了。看看外边的景致，多好看啊！到了我们佛子岭，还要好看。单那座连拱坝，就一辈子看不够！佛子岭的春天，真是再漂亮也没有了！”

　　正说着，汽车驶下一个小山坡，孩子哇的一声吐了。

　　“你看，你这孩子，不会忍住点，吐了别人一身，快过来吧！”

　　“不要紧，不要紧，才坐车子，这个汽油味道闻不惯。大人有的也吃不住。”

　　杨成金一面掏出手帕来为孩子抹嘴，一面解说。司机助手把一个水壶送过来，这可使坐在角落上的老太太着急了！

　　“别喝水，喝水还要吐，我这里有晕车的药，吃点就会好的。”

　　说话的老太太总有七八十岁了，穿一身蓝，还包了一块蓝头布，满脸的皱纹好像刻出来的。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由乘客的手上一个一个传过来。

　　“不要紧，吐出来倒舒服些，这阵还用不着吃药，你老人家收起来吧。”

　　“给她吃吧，这是俺孙媳妇给俺的，她说：‘奶奶，从咱山东到佛子岭，又要坐火车又要坐汽车，怕晕，我找点晕车药，是咱村劳模到北京开会时候带来的。’俺揣在怀里，走了几天路也没有用过，怕用不上了。孩子吐，吃下去管保顶事。”

　　“谢谢老奶奶吧，这一路都是大家帮忙，不然的话，拖着两个孩子上路，也真有点淘神。”

　　“可不是，俺一出了家门，倒真的当了老太太，处处搀俺扶俺，在火车上，同志不要俺走上走下，把东西买来俺送到嘴边。毛主席真是领导的好，人人都变好了。坐上汽丰，一位部队同志还把前座让给俺，怕俺坐在后边颠得慌。说真的，俺活了八十一，劳动了七十多年，受了一辈子的苦，俺还硬朗着呢！”

　　她高兴地笑了，她那铺满皱纹的脸就显得短些，皱纹更深了些。

　　“真不容易，就是咱劳动人民才有这身子股儿。你老人家到佛子岭去看谁啊！”

　　“俺去看俺的孙子，他爸爸让国民党杀了那年，他就革了命。前年他到了佛子岭，在水利师当干部。他打信捎钱，要他媳妇带孩子来看看的，说他就要学习去啦，他媳妇也是个党员，村里事忙，来不成，俺就说俺来吧。邻舍的人都说这么大年纪了，又没出过远门，怕呛不住；俺说，怕什么，鬼子敌人咱都不怕，这阵有什么怕的？俺也要开开老眼，看看‘社会’，外边还不和家里一样。没想到，外边比家里还强！”

　　“老奶奶，你老人家姓啥？”

　　“俺姓李，俺孙子是李贵样，——”

　　“原来是我们教导员的奶奶！”

　　坐在最后边的战士听到了，很兴奋，生怕她看不到，就在他的座位上勉强站起来。论年岁，论辈分，她都该是他的祖奶奶了。

　　“李教导员就是我们区队的，我是张金明，他是我的老上级，你老人家有事尽管让我干吧。”

　　“噢，原来就是你！”她擦了擦眼睛望望说，“就是你把好座位让给俺的，倒让你坐到后边去了。”

　　“那不算事，不要说是教导员的老奶奶，就是老百姓的老大爷老大娘，我们也该让的。”

　　正在这时候，杨成全手里抱着的孩子又吐了，他的手帕已经不中用，他就用手揩抹，一个挂着大学校徽的乘客，递过去两张报纸。

　　“谢谢你，不要紧，前边就要停车吃饭，休息一下就会好。”

　　他对这条路很熟悉，果然不久汽车就在官亭停住了。

　　大家一个一个地下去，坐在后边的战士，跑到前边来，把老太太也搀下去了。

　　“这小伙子，真结实，就像俺贵祥年青的时候一样，还没有娶媳妇吧？”

　　“没有，”他还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着，“我们还谈不到这个问题。老奶奶，你要吃什么，我给你去办。”

　　“我不吃什么，我还带有干粮呢，都是俺那孙媳妇给备好的，弄点稀的喝就成啦。”

　　当我走下车的时候，车里已经没有人了。我捡了一个茅棚边的长凳坐下，摆摊的人为我送来一碗鸡汤，一盘咸鹅两个馍。我想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到佛子岭来，看到一路都有鸡吃，还以为特意为了欢迎他们才杀这许多鸡的，他想不到我们广大的土地是这么丰富，什么都生长得又多又好。

　　那个戴大学校徽的人，正坐在我身边，我看清了，是四川大学的。这着实使我又吃一惊。

　　“噢。你们是从四川来约！”

　　“就是，我们是从成都来的，还有一位同志是陕西咸阳西北工学院的，我们都称得上是‘远客’! ”他很健谈，跟着他就说出来他姓李，那个姓赵，他们都是“先头部队”，学校里的同学和教授跟着就要来，一共有三百多人。

　　“——我们都是水利系的，到佛子岭来实习，这是再好也没有的实际大学了！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真幸福！说老实话，过去我们的理论与实际脱节，还不是反动派搞的。他们不干，也不让我们干；只好闷在教室里读死书，闹得读完了书，就只有书本一套，连个小零件也认不得！出了学校什么都做不起。今天人民政府什么都想到了，跑上几千里路到这技术性最高的连拱坝实习。将来毕了业，立刻就可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正在这时候，又来了一辆中型卡车，走下来十几个人，都挂着医学院的校徽，恰巧有的坐到我们这里，谈过两句，知道他们是上海的医务工作者，做好预防和医疗的工作。

　　“你看，政府对于工地的工人是多么关心，派这么多人来！”

　　摆摊的汉子却接了腔：

　　“这阵人还来的少多了，因为工程差不多就要完了，一两年前，成天不断地跑大卡车：运工人，运机器，运材料……我们这里可热闹哩！东西赶不上卖，同志们来了有时连座位也找不到！——同志们，你们该上车了，车站在吹哨子。”

　　我们付了钱，又上了车。这时，天放晴了，阳光把山野、树林、房舍照得发亮，雪白的鹭鸶一只脚独立在水田中央，傲岸地偏扬着头东望一眼西望一眼，等到我们的汽车一发动，它一惊就飞上了天。

　　车窗外的景物，不断地从眼角溜过去，我由于饭后的慵懒和赶早得疲乏，汽车的声音渐渐小下去，物景也逐渐模糊，终于什么都看不见也听不见了。可是司机同志兀自保持着高度的清醒，稳妥地掌握着驾驶盘，把我们迅速而安全地载向佛子岭去。

　　一直过了霍山，大家又都紧张起来。来过的人，知道没有好远就到了；没有来过的人，以为就要到了。有的人甚至心急地自语着：

　　“怎么还望不到佛子岭呢？”

　　一个来过的人答腔着：

　　“不要急呵，不是山挡住了么！要说心急，我们该比你们更急，离开了佛子岭就想回来，一天望不见连拱坝，就好像要害病似的，这个味道，简直说不上来！”

　　“那你将来就在佛子岭安家好了。”

　　“在这里安家？祖国到处都是家。再有几个月，工程完了，我们要转到别的地方去。治好了淮河以后，我们还要参加修黄河，让那条老龙也乖乖地为人民服务。——不管怎么说，眼前佛子岭总是一个好地方。”

　　这时，另外有人指点着窗外的山坡，大声地说：

　　“你看，你看，那红的是杜鹃，紫的是藤萝，黄的——黄的叫什么，我说不上来，和杜鹃一个样，就是花朵大些，不好放在鼻子上嗅，说是有毒的，就叫它黄杜鹃吧！白的是野蔷薇白绣球，兰花一眼可看不见，只闻得出它的香气。这些花，我们佛子岭都有。顶出名的是春兰秋桂，到了秋天，遍山遍野多的是桂花呢。那香味呵，——真是又香又甜！”

　　汽车三转五转，闯进了一个小小的市街，西边是一派新茅草房，还没有走尽，汽车就停了。我看了看，原来是梁家滩。看到我们迟疑的样子，一位同志就说：

　　“佛子岭离这里还有三公里，汽车原来到打鱼冲，就是连拱坝的脚下，现在只开到此地为止了。”

　　“那我们怎么走呢？”

　　“只有大路一条，大家都走这一条路，不会错的。”

　　我们下了车，松松身腿，背起简单的行装。那个杨成金，吆喝，叫来了几个在街上买东西的同队工人，不但背上了母子们的行李，把四五岁的女孩子背到身上，连她手里的孩子也抱过去了。那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由那个军工搀扶着，慢慢地行走。他的身上背的行李像一座小山，手里还拎了一个花包袱。

　　我们初来的人，无形中就跟定了杨成金和他的同伴们，杨成金好像回到了老家，他显得像孩子过节般的高兴，不断地指手划脚地说着。才走出市街，他就指着面前的一条河说：

　　“这就是淠河，你们看，这阵它的水又清又浅，发起水来可吓死人，——”他又指点着河边停着的狭长的、两端翘起的黑竹筏和我们说：“不要看这些竹筏，当初公路没有建起，我们的机器和器材就是它拉上来的。现在到梅山去，他们还要拉一部分器材。”

　　“现在大水也不怕，我们的坝把它挡住了。你看那边不是两座桥，一座浮桥过人，一座木桥过斗车，水大了，浮桥就拉开，木桥可没不了。我们的沙石要从这里运上去，一刻也断不得——”

　　正说着，身后有汽车的声音响，我们侧身一让，看到原来是那些医务工作者的包车过去了。

　　“你们看，那下边的许多妇女，就是搞沙石的，都是些工人眷属，她们是我们的沙石队，也是参加连拱坝工作。刘大嫂，你安了家，孩子有人带，也可以来，看你的身体是一个好劳动。”

　　刘大嫂笑笑，低低地说：“我怕住不长呢。”

　　“住不长？到了我们佛子岭的人都舍不得走，就是走了也还是要转回来的。要走，大家一道走。再说，老刘也不会放你走。你看，这边是小学，那边是医院……”

　　杨成金不但随时介绍情况，还不断地和相识的人打招呼，忘不了说一声：“这是咱们队的刘大嫂，刘顺起屋里的人。”

　　转过一个山头，他兴奋地说：

　　“瞧，那就是咱们的连拱坝，你们看，多么气派！几天不见，又高了好多哩！你看那上面飘着小红旗，就是说已经提前到了顶。——小朱，咱们的拱到顶没有？”

　　他把话头转问他的同伴，二十岁不到的小朱，开玩笑似的说：

　　“你真老糊涂了，才走不到五六天，就到顶，照你这样想法，老早就完工了！”

　　“你这个小家伙，一点也摸不透别人的心，——”他转过来又向我们说：“同志们，你们到指挥部去，朝直走。只有一条大路，那里有招待所，我们要从这里下坡过河了。我们住在河东。到这里来，咱们就是一家人，没有事到我们队里来玩。我们是起重队的，我们一天不在工地就在宿舍，就找我杨成金好了。”

　　我们望着连接着两座山的一面高坝，像许多巨人紧挽着膀子矗立着，苍鹰在那周围盘旋；那上面蠕动着细小的人形，就是他们日日夜夜不管大雨大雪把这庞大的连拱坝从河底几十公尺的花岗石上造起来的。被管住了的水闸门流出来发出的怒吼，盖不住钢铁机器的有节奏的巨响。在河的两岸，不断地上下跑着斗车，轰轰的声音，从铁轨上一直送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好像面对着一个虽然陌生而一直热望着的亲人，他们已经站在那里迎接我们，不但是今天，就是千百年后，它们也一样挺立着，挡住背后五亿立方公尺的水湖，迎接着到佛子岭来的人。

　　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惊奇、喜悦和幸福，毕竟在我们的眼前看到了万人的伟大的创造；战士、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共同劳动的成果。我们不由自主地和所有的人，加紧了脚步，沿着傍山的大路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