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第八章 上回的事情沒有講完

  莫須有先生教國語,第一要學生知道寫什麼,第二要怎麼寫,說起來是兩件事,其實是一件,只要你知道寫什麼,你自然知道怎麼寫,正如光之與熱。所以最要緊的還是寫什麼的問題。這個問題簡直關乎國家民族的存亡。莫須有先生常常這樣發感慨。他說這個問題重要。他說他決不是因爲當了國語教員便這樣說,他是有真知灼見,他不是感得他話裏的意義確實他不說話了。在民國三十五年,莫須有先生尚未坐飛機出來,在黃梅縣看報,有一天看得馮玉祥將軍出國的消息,馮將軍出國考察水利,新聞記者去訪問他,問他對於中國前途的希望,馮將軍說要水利有希望中國纔有希望。莫須有先生當時大笑,這個答話真是幽默得可以了,莫須有先生看了三十年的報紙沒有像今天開口笑過。中國人爲什麼都這樣把國事看得若秦越之不相關呢?這樣肯說官話呢?可見莫須有先生說的話都是向國人垂泣而道之,不是因爲自己當了國語教員便說國語重要。他說中國人沒有語言,中國人的語言是一套官說〔話〕。口號與標語是官話的另一形式。他在抗戰期間把黃梅縣的公私文章拜讀遍了,有時接到縣政府的公文,有時街頭無事看看縣政府的告示,有時親戚家族告狀拿狀子來請莫須有先生修正修正,有時接到人家的訃文,有時接到喜帖,他說他只好學伯夷叔齊餓死,不配作中國的國民!關於這些事情他簡直幹不了。首先還不是他不肯幹,而是他不能幹。私的方面他不會應酬,公的方面他不會起草。既然是讀書人,你不會這些事,那你還做什麼呢?教書也不要你!真的,莫須有先生起先是在小學教國語,不久便改了,在中學裏教英語,教算學,是他知難而退,否則就要受社會的壓迫了。其實在小學教國語壓迫便已來到頭上了。另外有幾個學生始終跟他私讀書,算是行古道,便是上章所說的關於句子喜歡“有朋自遠方來”之徒了。縣政府的公文第一句是“抗戰期間”那是當然的,但件件公文都是這一句,便顯得世間的事情都沒有理由,簡直是不許有理由!這也便是對於國事漠不相關。有一回莫須有先生在鄉下走路,看見一家小鋪子門上貼了兩行字:


石灰出賣


日本必敗



  乍時莫須有先生不知其意義,連忙懂得了,這家小鋪子是賣石灰的,意思是要你買他的石灰。這種人是沒有國家觀念的,他是開玩笑的態度,他的目的只是賣他的石灰罷了。賣石灰本不失爲他的本分,但何必出乎本分之外呢?出乎本分之外便把國家與自己的職業分開了,自己同自己開玩笑了。有一回看見一個小學生的草帽上寫着“抗日”兩個大字,不覺微微一笑,但後來遇見的小學生,草帽上都是“抗日”,莫須有先生便發惱了,原來小孩子都在做八股。他們根本上不是國家的小學生,他們住小學是爲得避免兵役。因爲避免兵役,故各處小學生如雨後春筍了。這意思是說,以前小學不發達,小孩子不住學校。曾有諷刺者曰,黃梅辦大學,他們也便住大學。他們的年齡本來都不小。他們不知道學校的性質,他們的父母只是要送兒子“住學校”,“住學校”便可以避兵役了。有小學便住小學。有中學便住中學。故諷刺者曰有大學便住大學了。所以從父母以至小孩都不知有國,然而他們的草帽上都寫着“抗日”兩個大字了。還有替小孩子起名字叫做“抗日”的,這位做父親的是黃梅縣唯一的前清進士,年近古稀,生了一個兒子更是稀奇,命名“抗日”,一時傳爲美談,兒子的名字同老子的功名說起來一樣的響亮了。因之有兒子命名“必勝”的,一時又傳爲美談,彷彿勝利是屬於他的了,等於中了狀元,比進士還要高一些。莫須有先生看着大家做的事都不對,而名字都要起得對,心裏便很難過,他覺得他在鄉下孤獨了,他是有理說不清了。名字當然要對,但最要緊的是要事做得對,做得對纔有得數,正如小學生做算術題,一步一步的做對了,最後才得數,否則你的結果不錯了嗎?到得結果錯了然後才知道錯了,錯了而不知道錯了的理由,以爲是偶然而已爾,豈知是孔子說的“罔之生也幸而免”!莫須有先生看得自己的國情不對,因之很動了一個到外國去考察的心理,尤其是想到英國去,他想人家一定是要事做得對,不是要題目對,題目是天生的,便是國家民族,各人切實做些忠於國家民族的事罷了。他很想考察英國小學生的作文,就他所讀到的英語讀本看來,他覺得那都很好,夠得上健全二字,即是不亂說話,話都有意義,事都有理由,事是一件一件的事,不是籠統的事。思想健全正同身體健全一樣,以健全的身體執干戈以衛社稷,不是很自然的事嗎?中國則是昏憒,大家都沒有理由,不許有理由。你說這是上頭的愚民政策使之然嗎?未必然。因爲便是愚民也有這個嗜好。有好幾次莫須有先生看了老百姓與老百姓之間告狀的狀子,莫須有先生十分的害怕,這雖然是讀書人寫的,但目不識丁者都有分,他們告狀首先問請誰做狀,請誰作狀了便問“八個字”,這“八個字”不是算命先生問你生下地的“八個字”,而是做狀先生筆下要打倒你的“八個字”,所謂“局語”是也。莫須有先生起初聽錯了以爲是“誅語”,後來聽了一位高明說是“局語”。其實真是“誅語”,惟恐一下誅你不死了。中國人沒有法律,只有八股,大家都喜歡這個東西,到鄉間去查考告人的狀子,你如是愛國者你將不寒而慄。國無事時,自相魚肉罷了,無奈中國偏總有外患,你如是愛國者能不抱杞憂乎?國亡了還在那裏做文章!做了奴隸還正在那裏高興做文章!滿清多爾袞讀了奴隸們恭維天朝罵明朝的話有“人神共憤”四個字,大不懂,說道:“神憤你怎麼知道呢?”這是多爾袞不懂得八股。豈知“人神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向來是好文章。莫須有先生悲憤填胸,他愛國,他教國語,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舉世皆醉而我獨醒,中國的小孩子都不知道寫什麼,中國的語言文字陷溺久矣,教小孩子知道寫什麼,中國始有希望!萬一在這上面他失敗了,舉世攻擊他了,他可以學伯夷叔齊餓死,也可以學屈大夫投江淹死,只要不拿別的空話做他死的理由,只說他是爲反抗中國沒有國語而死,他承認。這本來是他的匹夫之志也。要小孩子知道寫什麼,其實很簡單,只要你自己是小孩子,你能懂得小孩子的歡喜,你便能引得他們寫什麼了。在這個文學革命時期,這個簡單的事當然是最艱難的事,只有莫須有先生勝任愉快,他能如孟子說的“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能知道小孩子。到得革命成功了,真正的兒童文學,國語課本都有了,那又不成問題,並不一定要有莫須有先生這樣的人才才能教國語,凡屬師範生都可以教國語,正如別個國度裏的國語教學一樣。莫須有先生在金家寨小學教國語,有一回出了一個“荷花”的作文題,因爲他小時喜歡鄉下塘裏的荷花,荷葉,藕。凡屬小孩子都應該喜歡,而且曾經有李笠翁關於這個題目寫了一篇很好的散文,可惜被人家認爲非“古文”罷了,即是說不是文章的正宗。牠爲什麼不是文章的正宗呢?文章的正宗者,應該是可以做小孩子的模範的文章,莫須有先生認爲李笠翁的《楊柳》,《竹》,《芙蕖》,是很難得的幾篇模範文。莫須有先生自己的文章還近於詩,詩則有時強人之所不能,若李笠翁的《芙蕖》能說到荷葉的用處,拿到雜貨店裏去包東西,是訓練小孩子作文的好例子,比林黛玉姑娘稱讚“留得殘荷聽雨聲”有意思多了。莫須有先生出了荷花這個題目,心裏便有一種預期,不知有學生能從荷塘說到雜貨店否?結果沒有。莫須有先生頗寂寞。有一學生之所作,篇幅甚短,極饒意趣,他說清早起來看見荷塘裏荷葉上有一小青蛙,青蛙蹲在荷葉上動也不動一動,“像羲皇時代的老百姓”。莫須有先生很佩服他的寫實。不是寫實不能有這樣的想像了,這比陶淵明“自謂是羲皇上人”還要來得古雅而新鮮。有的學生說到荷葉間的魚,但都沒有寫得好,莫須有先生乃替他們描寫一番,而且講這一首古詩歌給他們聽:


江南可採蓮,


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


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


魚戲蓮葉北。



  莫須有先生曰,“這首詩很像你們小孩子寫的,我很喜歡。這樣的寫文章便是寫實,最初看見荷葉間有一尾魚,於是曰‘魚戲蓮葉間’。接着這邊也有魚,那邊也有魚,東西南北四方都看見有魚,於是曰‘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要是你們能寫這一首詩,我一定能賞識,我知道你們是寫實,並不因爲這是一首古詩便附會其說。你們能寫嗎?”臺下乃答曰能寫。莫須有先生很高興了。莫須有先生諄諄教誨總是要他們寫實,只要能夠寫實,便可上與古人齊。若唐以後的中國文章,一言以蔽之曰,是不能夠寫實了。有一學生喜歡捉蟋蟀,莫須有先生有一回出了一個“蟋蟀”題,他預期喜歡捉蟋蟀的學生作“蟋蟀”了,結果失望,這個學生不寫自己的遊戲,他寫的是“過中秋”。莫須有先生在黑板上寫的題目總是很多很多的,任人自由選擇。莫須有先生便看他怎樣寫過中秋。他寫的是:“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了,轉瞬間又到了中秋節,……”莫須有先生便替他大大的改正,而且在課堂上告訴大家,這樣作文是頂要不得的,這樣作文便是做題目,不是寫實了。寫“今天是中秋節”便可以,何須乎說“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了”呢?連忙問該生道:

  “你不是喜歡捉蟋蟀嗎?”

  “喜歡。”

  “你怎麼不作‘蟋蟀’呢?”

  “那怎麼作呢?”

  “你怎麼捉蟋蟀呢?”

  “那怎麼作文章呢?”

  莫須有先生知道同這個學生講話是講不通的,最好是莫須有先生自己作一篇“蟋蟀”給他看。莫須有先生對於別的題目都感到技癢,自己真個的想寫一篇,惟獨對於“蟋蟀”無感情,作不出文章來,因爲莫須有先生從小時便不喜歡捉蟋蟀,他只喜歡看草,看着別的小朋友在草地上捉蟋蟀,他認爲那人同盲人一樣在這青青河畔草上不知看些什麼了。我們在以前說過,莫須有先生小時的草地是河邊綠洲。奇怪,其餘的學生也都沒有作“蟋蟀”的,大約這個題目難作,不比捉蟋蟀容易多了。直到數年之後,純住縣城小學五年級,有一回作“蟋蟀”,莫須有先生趕忙接過來看,是寫實,但寫不出,只是有一句莫須有先生頗能欣賞,純寫他自己捉蟋蟀的事情,他說他捉蟋蟀同做賊一樣,輕輕走到牠的身邊。這位國語教師是青年女子,曾經是莫須有先生的學生,她能夠這樣命題,莫須有先生很是喜悅,而且替純喜悅了。

  莫須有先生當時因爲蟋蟀又講到三百篇上去了,正如前次講關關睢〔雎〕鳩一樣,在黑板上寫了這一句給學生看: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於是把這句詩講給學生聽,而且問捉蟋蟀不能作文的學生道:

  “你爲什麼不寫蟋蟀呢?”

  那學生還是不能答。有一年齡最大的學生從旁答道:

  “先生,這是《詩經》,不是文章。”

  “你說《詩經》是什麼呢?”

  “《詩經》是詩,不是文。”

  莫須有先生頗讚美這學生,他能知道《詩經》是詩了。於是莫須有先生告訴他道;

  “作文應該同作詩一樣,詩寫蟋蟀,文也可以作蟋蟀。詩寫‘清明時節雨紛紛’,寫九月九日‘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文也可以寫清明,寫九月九日登高。但中國的文章裏頭你們讀過這樣的文章嗎?一篇也沒有讀過!這原故便因爲以前的文章都不是寫實,而詩則還是寫實的。我現在教你們作文,便同以前作詩是一樣,一切的事情都可以寫的。以前的文章則是一切的事情都不能寫,寫的都是與生活沒有關係的事情。正同女人裹腳一樣,不能走路,不能操作。同唱舊戲一樣,不是說話是腔調,不是走路是臺步,除了唱戲還有什麼用處?世上那有這樣說話的方法?”

  莫須有先生話還沒有說得盡興,忽然又注意自己在黑板上寫的一句《詩經》,於是暗自讚歎,《詩經》的句子真是歐化得可以,即是說蹩扭得可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誦起來好像是公安派,清新自然,其實是竟陵派的句法。(公安竟陵雲者,中國的文體確是有容易與蹩扭之分,故戲言之。即《論語》亦屬於竟陵一派。)他指着問學生道:

  “這句話的主詞是那一個字?”

  全場鴉雀無聲。慢慢地有一極細微的聲音答着“蟋蟀”。莫須有先生很是高興。於是又提高學生的興會,增加大家的注意,大聲說道:

  “不錯,這句話的主詞蟋蟀,是說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到了十月入我牀下。我們這樣說文章便不好。《詩經》的文章真是好得很。你們同意否?”

  “同意。”

  有幾個學生連忙答着。接着全場歡聲一片了。

  有一次作文莫須有先生出的題目有“楓樹”一題,閱卷時碰着“楓樹”的卷子,第一句是,“我家門前有兩株樹,一株是楓樹,還有一株,也是楓樹。”莫須有先生甚喜,覺得此人將來可是一個文學家,能夠將平凡的事情寫得很不平凡,顯出作者的個性,莫須有先生簡直知道這個人一定是很蹩扭的。但碰到又一本“楓樹”卷子時,又是這樣的句子:“我的院子裏有兩株樹,一株是楓樹,還有一株,也是楓樹。”莫須有先生便有點奇怪了,剛纔的歡喜都失掉了。接着還有三本四本卷子都是如此起頭,莫須有先生知道事情不妙,他們一定是抄襲,於是去翻書,結果在魯迅的《秋夜》裏有這樣的句子:“我的後院裏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莫須有先生得了這個發見時,一則以喜,一則以怒。喜者看了魯迅的文章如聞其語,如見其人,莫須有先生很懷念他,雖然他到後來流弊甚大。怒者,怒中國的小學生比賈寶玉還要令人生厭了!夫賈寶玉並不一定討厭,只是因爲他將女人比作水做的,於是個個人崇拜女子,有些肉麻,故賈寶玉令人生厭了。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了,轉瞬間又到了髮捲子的時候,——話這樣說,決不是模仿,凡屬改作文的教師們一定同情,只有改卷子最覺得日子過得快,上一次剛完,下一次又來了。偉大的莫須有先生亦有此同感,然而莫須有先生確是不厭不倦的時候多,他見了學生總是很高興的,出題高興,自己總是技癢,碰得一本好卷子高興,善如己出,碰得一本極壞極壞的卷子雖是十分的感得混飯吃無意義,一個人難於人有益,但慢慢地也慣了,人生在世是如此,反而不急急於要向人傳道,還是孔子學不厭誨不倦真是可愛的態度了,於是碰了一本極壞的卷子亦等於開卷有得,是高興的。到了髮捲子的時候,特別將“楓樹”提出來,大發雷霆道:

  “你們爲什麼總是模仿呢?一個人爲什麼這樣不能自立呢?我總是教你們寫實,作文能寫實,也便是自立。你們模仿魯迅,你們知道魯迅作文是寫實嗎?他家後院裏確是有兩株棗樹,這一說我也記起那個院子了,他的《秋夜》的背景,你們糊糊塗塗的兩株樹的來源,我清楚的記得了。魯迅其實是很孤獨的,可惜在於愛名譽,也便是要人恭維了,本來也很可同情的,但你們不該模仿他了。他寫《秋夜》時是很寂寞的,《秋夜》是一篇散文,他寫散文是很隨便的,不比寫小說十分用心,用心故不免做作的痕跡,隨便則能自然流露,他說他的院子裏有兩株樹,再要說這兩株樹是什麼樹,一株是棗樹,再想那一株也是棗樹,如是他便寫作文章了。本是心理的過程,而結果成爲句子的不平庸,也便是他的人不平庸。然而如果要他寫小說,他一定沒有這樣的不在乎,首先便把那個事情想清楚,即是把兩株樹記清楚,要來極力描寫一番,何致於連樹的名字都不記得呢?寫起散文來,則行雲流水,一切都不在意中,言之有物而已。方法是寫實,具體的寫自己的事情。你們只可謂之醜婦效顰而已。”

  人都是虛榮心用事,學生們聽了莫須有先生這番話,心想,你同魯迅是朋友嗎?至於話裏的教訓,反而不暇理會了。莫須有先生則確乎是思慕魯迅,雖然他現在已經不是文學家,他是小學生的教師。

  黃梅有“放猖”“送油”的風俗,莫須有先生小時頂喜歡看“放猖”,看“送油”,現在在鄉下住着,這些事情真是“樂與數晨夕”了,頗想記錄下來,卻是少暇,因之拿來出題給學生作文,看他們能寫生否,他們能將“放猖”“送油”寫在紙上,國語教育可算成功了。說至此,莫須有先生想略略說及散文與小說的利弊得失,——在前段談魯迅的文章時,莫須有先生已微露其偏袒散文之意了。他自己向來是以寫小說著名,他曾經將“送油”改裝了一下,寫了一篇《送路燈》,即是小時看“送油”所留下的印象,因爲求普遍起見故題曰“送路燈”,而在黃梅另外有“送路燭”,與“送油”是兩件事。莫須有先生現在所喜歡的文學要具有教育的意義,即是喜歡散文,不喜歡小說,散文注重事實,注重生活,不求安排佈置,只求寫得有趣,讀之可以興觀,可以羣,能夠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更好,小說則注重情節,注重結構,因之不自然,可以見作者個人的理想,是詩,是心理,不是人情風俗。必於人情風俗方面有所記錄乃多有教育的意義。最要緊的是寫得自然,不在乎結構,此莫須有先生之所以喜歡散文。他簡直還有心將以前所寫的小說都給還原,即是不假裝,事實都恢復原狀,那便成了散文,不過此事已是有志未逮了。在他出“送油”與“放猖”給學生作文時,他總想自己也各寫一篇,結果非不爲也,是不能也。我們應同情於他,他實在太忙了,孩子們的卷子都改完,則已無餘力了。作這兩個題目的學生佔多數,但都不能寫得清楚明白,令異鄉人讀之如身臨其境一目瞭然,可見文字非易事,單是知道寫什麼也還是不行的。小孩子都喜歡“放猖”,喜歡“送油”,然而他們寫不出,他們的文字等於做手勢而已。等於啞子吃黃連對你說不得。這些小門徒,徒徒苦了老師大匠莫須有先生,替他們斧削斧削,莫須有先生認爲徒勞而無功也。莫須有先生髮卷子時,簡直生氣道:

  “你們的文章難道都是預備自己看的嗎?難道簡直沒有傳之天下後世的意思嗎?作文是不應該要人作註解的,如果需要註解那就非自己註解不可,到得要旁人註解便不成其爲文章了。你們寫‘送油’,首先就應該把‘送油’這個風俗介紹給讀者,因爲別的地方未必有這個風俗,或有類似者,未必就是‘送油’,你們彷彿天下後世都同你們黃梅縣人一樣,個個都知道清楚‘送油’是怎麼一回事了,完全沒有一點介紹的意思,這便是自己的思想不清楚,談不上著作。我作文向來不需要註解,若說旁人看不懂,那是旁人的事,不干我事。可笑有許多人要我替我自己的詩作註解,那簡直是侮辱我了,那我豈不同你們一樣了嗎?”

  這卻有點近乎《莫須有先生傳》的作風,宣傳自己,莫須有先生又好笑了。《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則要具有教育的意義,不是爲己,要爲人。連忙拿着幾本“送油”的卷子指示給作者們看,笑道:

  “你們看,我替你們都改正了,首先是替你們作註解。”

  事過數年之後,因爲純也總是喜歡看“送油”,那時純也是莫須有先生的門徒之一,應是小學三年級生了,有一回純也作了一篇《送油》,他的第一句文章是:“我們中國,家裏死了人,都舉行‘送油’。”莫須有先生看了大悅,這個註解雖不算完全,但純知道註解的意義了,莫須有先生愈是知道他是經驗派。

  再事過數年之後,即是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已經重來北京大學執教鞭了,莫須有先生又開始有閒作文章,乃居然寫了一篇《放猖》,此事令他很愉快,好像是一種補過的快樂。這篇《放猖》同上回所說的寫小時讀《四書》的文章都是爲南昌一家報紙寫的,因爲那裏離莫須有先生故鄉甚近,有許多舊日同學且在江西住高中,可以見得到。我們現在把這篇《放猖》完全抄在這裏:


故鄉到處有五猖廟,其規模比土地廟還要小得多,土地廟好比是一乘轎子,與之比例則五猖廟等於一個火柴匣子而已。猖神一共有五個,大約都是士兵階級,在春秋佳日,常把他們放出去“猖”一下,所以驅疫也。“猖”的意思就是各處亂跑一陣,故做母親的見了自己的孩子應歸家時未歸家,歸家了乃責備他道:“你在那裏‘猖’了回來呢?”猖神例以壯丁扮之,都是自願的,不但自願而已,還要拿出誠敬來“許願”,願做三年猖兵,即接連要扮三年。有時又由小孩子扮之,這便等於額外兵,是父母替他許願,當了猖兵便可以沒有災難,身體健康。我當時非常之羨慕這種小猖兵,心想我家大人何以不讓我也來做一個呢?猖兵赤膊,着黃布背心,這算是制服,公備的。另外誰做猖誰自己得去借一件女褲穿着,而且必須是紅的。我當時跟着已報名而尚未入伍的猖兵沿家逐戶借褲,因爲是紅褲,故必借之於青年女子,我略略知道他和她在那裏說笑話了,近於講愛情了,不避我小孩子。裝束好了以後,即是黃背心,紅褲,紮裹腿,草鞋,然後再來“打臉”。打臉即是畫花臉,這是我最感興趣的,看着他們打臉,羨慕已極,其中有小猖兵,更覺得天下只有他們有地位了,可以自豪了,像我這天生的,本來如此的臉面,算什麼呢?打臉之後,再來“練猖”,即由道士率領着在神前(在鄉各村,在城各門,各有其所祀之神,不一其名)畫符唸咒,然後便是猖神了,他們再沒有人間的自由,即是不准他們說話,一說話便要肚子痛的。這也是我最感興趣的,人間的自由本來莫過於說話,而現在不准他們說話,沒有比這個更顯得他們已經是神了。他們不說話,他們已經同我們隔得很遠,他們顯得是神,我們是人是小孩子,我們可以淘氣,可以嘻笑着逗他們,逗得他們說話,而一看他們是花臉,這其間便無可奈何似的,我們只有退避三舍了,我們簡直已經不認得他們了。何況他們這時手上已經拿着叉,拿着叉郎當郎當的響,真是天兵天將的模樣了。說到叉,是我小時最喜歡的武器,叉上串有幾個鐵輪,拿着把柄一上一下郎當着,那個聲音把小孩子的什麼話都說出了,便是小孩子的歡喜。我最不會做手工,我記得我曾做過叉,以吃飯的筷子做把柄,其不講究可知,然而是我的創作了。我的叉的鐵輪是在城裏一個高坡上(我家住在城裏)拾得的洋鐵屑片剪成的。在練猖一幕之後,纔是名副其實的放猖,即由一個凡人(同我們一樣別無打扮,又可以自由說話,故我認他是凡人)拿了一面大鑼敲着,在前面率領着,拚命地跑着,五猖在後面跟着拚命地跑着,沿家逐戶地跑着,每家都得升堂入室,被爆竹歡迎着,跑進去,又跑出來,不大的工夫在鄉一村在城一門家家跑遍了。我則跟在後面喝采。其實是心裏羨慕,這時是羨慕天地間唯一的自由似的。羨慕他們跑,羨慕他們的花臉,羨慕他們的叉響。不覺之間彷彿又替他們寂寞——他們不說話!其實我何嘗說一句話呢?然而我的世界熱鬧極了。放猖的時間總在午後,到了夜間則是“遊猖”,這時不是跑,是擡出神來,由五猖護着,沿村或沿街巡視一遍,燈燭輝煌,打鑼打鼓還要吹喇叭,我的心裏卻寂寞之至,正如過年到了元夜的寂寞,因爲遊猖接着就是“收猖”了,今年的已經完了。


到了第二天,遇見昨日的猖兵時,我每每把他從頭至腳打量一番,彷彿一朵花已經謝了,他的奇蹟都到那裏去了呢?尤其是看着他說話,他說話的語言太是貧窮了,遠不如不說話。



  莫須有先生看了自己現在的作文,自認爲比以前進步些。以前是立志做著作家,現在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了。莫須有先生又記起當時有一姓魯的學生寫了一篇《放猖》,其描寫正在放猖的一段,頗見精彩,有五猖之一的爸爸也在羣衆當中看放猖,背景是在野外,五個猖神,一個領帶。百千萬看客,拚命的跑,鑼聲震天地,而爸爸看見自己的兒子跌了一交了,一時竟站腳不起來,遠遠地破口大罵一聲:

  “你這個不中用的傢伙!”

  更令爸爸生氣的,孩子忘記自己的地位了,自己的地位是神,不能開口說話了,而他回頭回答爸爸:

  “我再不跑!”

  羣衆的嘲笑,爸爸的失體面,孩子的無勇氣,都給魯生寫得可以了。

  莫須有先生還想附說一事,中國的國語文學是很有希望的,大家真應該努力,新文學運動初期很有一番朝氣,莫須有先生爲得選文給學生讀,曾翻了好些初期作品看,有陳學昭的一篇《雪地裏》,令人不相信中國曾經有古文了,新鮮文字如小兒初生下地了。別的文章都可以不提起,這一篇《雪地裏》是應該提起的,牠表示無限的希望。只可惜國事日非,而國語之事亦日非,大家都已失了誠意,在文壇上八股又已經佔勢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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