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總以爲你是新文學家，其實並不然。”
他說話的神氣簡直自認爲莫須有先生的知己了，所以莫須有先生很不便表示意見，不能否認，亦不能承認，也只好自喜，喜於柳下惠之聖和而不同而已。餘校長（校長姓餘）之不喜歡新文學家——其實是不喜歡新文學，新文學家他在鄉間還沒有見過，無從不喜歡，在另一方面攻擊莫須有先生的那腐儒倒是不喜歡新文學家，因爲他認莫須有先生是新文學家，他與他有利害衝突，他以爲黃梅縣的青年不歸揚則歸墨，不從莫須有先生學白話文便從他讀袁了凡《鋼鑑》了。腐儒不喜歡新文學家，但他這樣攻擊莫須有先生：“我並不是不懂新文學，故我攻擊他，冰心女士魯迅文章我都讀過，都是好的，但他能做什麼文章呢？”這個他字是莫須有先生的代詞。莫須有先生因此很動了公憤，他對於人無私怨，故是公憤。他以爲讀書人不應該這樣卑鄙，攻擊人不擇手段。老秀才而攻擊新文學可也，老秀才而說冰心女士魯迅文章都是好的，是迎合青年心理也。鄉間青年《魯迅文選》《冰心文選》人手一冊，都不知是那裏翻印的，也不知從那裏傳來的空氣，只知牠同自來水筆一樣普遍，小學生也胸前佩帶一枝。總之新文學在鄉間有勢力了。夫新文學亦徒爲有勢力的文學而已耳，並不能令人心悅誠服，餘校長無意間向莫須有先生說的話情見乎辭，他同莫須有先生已經很有私交，所以不打官腔，若打官腔則應恭維莫須有先生是新文學家也。若是新文學家，則彼此不能在學校共事，不能有交談之樂也。大約新文學家都不能深入民間，都擺架子。然而莫須有先生不能投朋友之所好，他是新文學家，因爲他觀察得餘校長喜歡韓昌黎，新文學家即別無定義，如因反抗古文而便爲新文學家，則莫須有先生自認爲新文學家不諱。只要使得朋友知道韓昌黎不行便行了，不拒人於千里之外，自己不鼓吹自己是新文學家亦可。所以當下莫須有先生不否認不承認該校長的話，只是覺得自己在鄉間很寂寞，同此人談談天也很快樂，自己亦不欲使人以不樂而已。慢慢地他說一句投機取巧的話：
“我生平很喜歡庾信。”
這一來表示他不是新文學家，因爲他喜歡用典故的六朝文章。這一來於他的新文學定義完全無損，因爲他認庾信的文學是新文學。而最要緊的，這一來他鄙棄韓昌黎，因爲他崇拜庾信。而餘校長不因此不樂。此人的興趣頗廣，鮑照庾信《水滸》《紅樓》都可以一讀，惟獨對於新文學，憑良心說，不懂得。
莫須有先生又說一句投機的話：
“我喜歡庾信是從喜歡莎士比亞來的，我覺得庾信詩賦的表現方法同莎士比亞戲劇的表現方法是一樣。”
餘校長是武昌高等師範英文科出身，讀英文的總承認莎士比亞，故莫須有先生說此投機的話。然而莫須有先生連忙舉了許多例證，加以說明，弄得朋友將信將疑了。
“我是負責任的話，我的話一點也不錯，無論英國的莎士比亞，無論中國的庾子山，詩人自己好比是春天，或者秋天，於是世界便是題材，好比是各樣花木，一碰到春天便開花了，所謂萬紫千紅總是春，或者一葉落知天下秋。我讀莎士比亞，讀庾子山，只認得一個詩人，處處是這個詩人自己表現，不過莎士比亞是以故事人物來表現自己，中國詩人則是以辭藻典故來表現自己，一個表現於生活，一個表現於意境。表現生活也好，表現意境也好，都可以說是用典故，因爲生活不是現實生活，意境不是當前意境，都是詩人的想像。只要看莎士比亞的戲劇都是舊材料的編造，便可以見我的話不錯。中國詩人與英國詩人不同，正如中國畫與西洋畫不同。”
人家聽了他的話，雖然多不可解，但很爲他的說話之誠所感動了，天下事大約是應該抱着謙虛態度，新奇之論或者是切實之言了。於是他乘虛而入，一針見血攻擊韓昌黎：
“你想韓文裏有什麼呢？只是腔調而已。外國文學裏有這樣的文章嗎？人家的文章裏都有材料。”
餘校長不能答，他確實答不出韓文裏有什麼來。外國文章裏，以餘校長之所知，確實有材料。
“我知道你喜歡韓愈的《送董邵南序》，這真是古今的笑話，這怎能算是一篇文章呢？裏面沒有感情，沒有意思，只同唱舊戲一樣裝模作樣。我更舉一個例子你聽，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沒有感情，沒有意思，不能給讀者一點好處，只叫人胡塗，叫人荒唐，叫人成爲白癡。雞鳴狗盜之士本來是雞鳴狗盜之士，公子們家裏所養的正是這些食客，你爲什麼認着一個‘士’字做文章呢？可見你完全不知道什麼叫做文章，你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學問，你只是無病呻吟罷了。這樣的文章都是學司馬遷《史記》每篇傳記後面的那點兒小文章做的，須知司馬遷每每是言有盡而意無窮，寫完一篇傳記又再寫一點文章，只看《孔子世家贊》便可知道，這是第一篇佩服孔子的文章，寫得很別緻，有感情，有意思，而且文體也是司馬遷創造的，正因爲他的心裏有文章。而韓愈王安石則是心裏沒有文章，學人家的形似搖頭唱催眠調而已。我的話一點也不錯。”
莫須有先生說完之後，他知道他的目的完全達到了，他覺得他勝任愉快。但事實上這樣的播種子一點效果也沒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餘校長到底有餘校長之樂，其樂尚不在乎韓文，凡屬抽象問題都與快樂無關，快樂還在乎貪瞋癡，有一天餘校長當面向莫須有先生承認了，因爲莫須有先生這樣同他說：
“先生，我覺得你這個人甚寬容，方面也很廣，但我所說的話對於你一點好處沒有，你別有所樂。”
“是呀！你以爲我所樂是什麼？我還是喜歡錢！可笑我一生也總沒有發財。”
言至此，說話人確是自恨沒有發財，莫須有先生很爲之同情了，然而莫須有先生說話的興會忽然中斷了。餘校長又悔自己失言，一時便很懊喪，莫須有先生則又鼓起勇氣，人生只貴學問，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一切過失都沒有關係，不必掩蓋，便這樣提起他的興會道：
“我知道先生有一個快樂，喜歡算術難題。”
莫須有先生真個把他的樂處尋着了，於是他很是得意，這個快樂同愛錢財應該不同罷，是屬於學問的，趣味的罷，總之是雅不是俗罷。而莫須有先生則又不然。莫須有先生笑道：
“先生的此快樂我也想表示反對。我看見學校編級試驗出的算術文字題都很難，我知道是先生出的，而且我看見學生算不對，先生便很高興，證明這個題目真個是難。倘若學生做對了，我想先生心裏一定有點失望，對不對？”
“是的，這個確有此情。”
“我認爲這是先生教學上的大失敗！倘若要我出算術題，我要忖度兒童心理，怎樣他們便算得對，使他們能得到算對的歡喜。這樣他們慢慢地都對了。先生則是教他們錯，萬一他們對了，又養成他們的好奇心，不是正當的理智的發展。再說算術文字題都與算術這個學科本身無關，完全是日常生活上的經驗。算術本身只有加減乘除，亦即和差與倍，不論整數也好，小數也好，分數也好，原則一貫，而在小學生，整數的乘除他們能懂得，分數與小數的乘除每每發生疑惑。‘整數是積大商小，分數小數何以積小商大呢？’這是我自己做小學生時常發生的問題，因此應用分數乘除的文字題我總做不了，即做得了亦無非記得一個死法子而已，毫無意義。我想這是發展學生理智作用的最好的練習，當教師的要使得他們懂得加減乘除的原則是一貫的，如以1爲本數，本數的2倍，3倍，4倍……寫在左邊，本數的1/2，1/3，1/4，……寫在右邊，知道本數求左右是用乘法，知道左右求本數是用除法，那麼學生不容易懂得道理是一個嗎？即是理智是一個。沒有疑惑的地方。再說，我小時算年齡問題最令我糊塗，其實我想這應該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先問學生，知道二數的倍與差求二數應該用什麼方法，學生一定答曰以倍之差除二數之差，那麼年齡問題正是倍差算法，用事實告訴他們這裏的差是一定的，今年之差與去年之差與明年之差是一個數目，於是學生懂得算術本來簡單，把經驗上的事實加進去乃有許多好玩的題目，所以數學簡單得有趣，事實複雜得有趣。我覺得這樣纔算得算術教學，練習以簡馭繁。若專門出難題目，便等於猜謎，與數學的意義恰恰相反。”
這一番話餘校長甚爲感動，他在學校裏帶了六年級算術功課，從此大大的採取莫須有先生的教法了，確是很收效果。同事中還有一位先生，也想在此留個紀念。這是教務主任汪先生，其人有讀書人風度，平常不大言語，不輕易同人來往，但不拘謹，而幽默。有一回，黃梅縣長來校視察，戰時當縣長的多是軍人，加之這個縣長爲人能幹，具戡亂之才，且有戡亂之事實，威風甚大，先聲奪人，人人都怕他，餘校長不知爲什麼也怕他了，其實大可不必，而校長怕他，因之做先生的有點爲難，縣太爺來了，學校空氣緊張起來了，餘校長首先自己發現學校門口牆壁上沒有“國民公約”！這是臨時補寫不了的！看了餘校長倉皇失措，汪主任也確是發愁道：
“這真是一個大缺憾，但不是污點，沒有關係。”
因爲他的話空氣忽然緩和了，大家都笑了，莫須有先生實在佩服他的態度，漸近自然。
餘校長等於發命令，又等於哀求，覺得要做到故有命令之意，恐怕做不到故有哀求之情，他請諸位先生出大門——大約要走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迎接縣長。其時同人集於校政廳，將服從命令，將出校政廳，校長前行，已出門檻，汪主任次之，尚未出門檻，而汪主任忽然站在門檻以內，向校長道：
“教員等就在這裏迎接縣長可以。”
汪先生的話是來得那麼自然，其態度是那麼和平，而其面上的幽默之情近乎憂愁之色，使得餘校長忽然自告奮勇，他一個人趕快迎接縣長去了，留了諸位先生在校政廳。從此懦弱的餘校長也同“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一樣，他同縣太爺談話旁若無人了。莫須有先生真真的佩服汪主任君子愛人以德，不陷朋友于不義。以後每逢跨這校政廳的門檻便感激汪先生，——感激者何？莫須有先生的傳記裏頭沒有迎接縣長之污點也。兩年之後，莫須有先生曾訪汪先生於其家，至今尚記得那個招待的殷勤，汪先生亦曾在莫須有先生之家小酌，那時縣中學恢復，餘校長同莫須有先生都換到中學當教員去了，汪先生則由主任遷爲金家寨小學校長。不久汪校長受了地方強豪的壓迫，縣政府將其校長撤職，因而憂憤成疾，戰亂之中死於家，生後蕭條，孤兒寡婦無以爲生，莫須有先生每一念及爲之悽然。
莫須有先生專任的功課是五六年級國語。照學校習慣，一門主科，是不夠一個教師應教的鐘點數目的，故於主科之外得任一門或兩門輔科。在定功課的時候，不是汪教務主任同莫須有先生接洽，是餘校長親自同莫須有先生接洽，所以莫須有先生與汪先生相見甚晚，起初莫須有先生簡直不知道學校有教務主任，以爲諸事由校長一人包辦。餘校長替莫須有先生擬定的輔科是歷史或地理，他以爲這是決不成問題的，由文學家而照顧一下歷史或地理有什麼問題呢？太史公不就是文學家遊過名山大川的嗎？中國的歷史不都是文學家做的嗎？只不過莫須有先生是新文學家，（此時餘校長尚未與莫須有先生認熟，故理想上以爲如此）而邏輯上新文學家是文學家，故新文學家亦必擔任歷史或地理，總之餘校長的意思以國文（他的國語的意思即國文）史地爲一家子的事情，歷任教員都是教國語兼教歷史或地理，在定功課的時候他便這樣同莫須有先生說明：
“我們想請先生教五六年級國語，另外教一班歷史或地理。”
“歷史地理我不能教。”
餘校長聽了這話，頓時感得新文學家真是名不虛傳，即是說新文學家要擺架子，諸事要有否決權，不好惹，這麼一個簡單的事情爲什麼竟遭拒絕呢？後來莫須有先生卻是替他解決了困難，因爲自然一科諸教師都在謙遜之中，而莫須有先生肯擔任了，他所不能教的歷史地理旁人認爲是一樁好交易，搶去了。這樣功課表順利地通過了，只是給餘校長留了一個問號，“他肯教自然？”這個他字代表新文學家，即莫須有先生。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了，莫須有先生之爲人餘校長一天一天地認識了，他懂得莫須有先生肯擔任自然之故，也懂得莫須有先生不能教歷史地理之故，理由均甚正確，而且關係重大，關乎一個學問的前途，關乎國家的命運，簡直使餘校長感到慚愧，他深知自己是一個世俗之人了，對於真理是道聽塗說態度，有時在莫須有先生面前學莫須有先生說話而已。
莫須有先生擔任自然，因爲他喜歡這門功課，即是喜歡常識。莫須有先生後來成爲空前的一個大佛教徒，於儒家思想數學習慣而外便因爲他喜歡常識。他喜歡常識是從他做中學生時候喜歡實驗來的。他記得他旋轉七色板因而呈現一個白色的輪子，在透鏡的焦點上放着的紙片因而燒着了，輕養化合而成水，水分解仍是輕養，其他如觀察動植物標本，對於他都有不可磨滅的印象，產生了不可度量的影響。他常說，“人生如夢”，不是說人生如夢一樣是假的，是說人生如夢一樣是真的，正如深山迴響同你親口說話的聲音一樣是物理學的真實。鏡花水月你以爲是假的，其實鏡花水月同你拿來有功用的火一樣是光學上的焦點，爲什麼是假的呢？你認火是真的，故鏡花水月是真的。世人不知道佛教的真實，佛教的真實是示人以“相對論”。不過這個相對論是說世界是相對的，有五官世界，亦有非五官世界，五官世界的真實都可以作其他世界真實的比喻，因爲都是因果法則。而世人則是絕對觀非相對觀，是迷信非理性，因爲他們只相信五官世界，只承認五官世界的事實。須知絕對的事實便非事實，據物理學不能有此事實。物理學不能有絕對的事實，即物理學不能成立，因爲“物”字是絕對的。“物”字不能成立，則“心”字成立，因爲必有事實，正如不是黑暗必是光明。“心”字成立，則不能以“生”爲絕對，因爲世人“生”的觀念是“形”的觀念。“形”滅而“心”不能說是沒有。“心”不能說是沒有，正如“夢”不能說是沒有，“夢”只是沒有“形”而已。那麼“死”亦只是沒有“形”而已。據莫須有先生的經驗，學問之道最難的是知有心而不執着物。知有心便知死生是一物，這個物便是心。於是生的道理就是死的道理，而生的事實異於死的事實，正如夢的事實異於覺，而夢是事實。莫須有先生生平用功是克己復禮，而他做中學生的時候科學實驗室的習慣使得他悟得宗教，即是世界是相對的。由相對自然懂得絕對，於是莫須有先生成爲空前的大乘佛教徒了。但莫須有先生教小學生常識功課，決不是傳教，他具有科學與藝術的修養，只有客觀沒有主觀了。他認他是最好的小學自然教師，得暇自己到野外去替學生找標本，卻是沒有一個學生肯陪同莫須有先生去，有時純同爸爸去。
莫須有先生不肯擔任地理，理由很簡單，因爲他不會繪圖。
莫須有先生不肯擔任歷史，因爲他是一個佛教徒的原故。歷史無須乎寫在紙上的，寫在紙上的本也正是歷史，因爲正是業，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中國的歷史最難講，當然要懂得科學方法，最要緊的還是要有哲學眼光。中國民族產生了儒家哲學，儒家哲學可以救世界，但不能救中國，因爲其惡業普遍於家族社會，其善業反無益於世道人心。孔子說“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但驥不是無力，是不稱其力，儒家應以二帝三王爲代表，最顯明的例子莫如禹治水，禹治水以四海爲壑，是何等力量！這個力量不以力稱以德稱。三代以下中國則無力可稱，而其德乃表現在做奴隸方面。百姓奴於官，漢族奴於夷狄，這個奴隸性不是絕對的弱點，因爲是求生存。夷狄征服中國之後，便來施行奴化教育，而中國民族從來沒有奴化，有豪傑興起，“黃帝子孫”最足以號召人心，以前如此，以後也永遠如此，而夷狄也永遠侵入中國！而夷狄之侵入中國是因爲暴君來的，而暴君是儒家之徒擁護起來的，因爲重君權。而暴民又正是暴君。於是中國之禍不在外患在內憂，中國國民不怕奴於夷狄，而確實是奴於政府。向夷狄求生存是生存，向政府求生存則永無民權。宋儒能懂得二帝三王的哲學，但他不能懂得二帝三王的事功，於是宋儒有功於哲學，有害於國家民族，說宋明以來中國的歷史是宋儒製造的亦無不可。中國的命脈還存之於其民族精神，即求生存不做奴隸，如果說奴隸是官的奴隸不是異族的奴隸。宋儒是孔子的功臣，而他不知他迫害了這個民族精神。中國的歷史都是歪曲的，歪曲的都是大家所承認的，故莫須有先生不敢爲小學生講歷史，倒是喜歡向大學生講宋儒的心性之學。
再說莫須有先生教國語。名義上莫須有先生教的是小學五六年級國語，應是十二歲以下的兒童，實際上則是十五歲至二十歲的大孩子不等。這些大孩子大半是在私塾裏讀過《四書》同《詩經》《左傳》的，同時讀《論說文範》，買《魯迅文選》《冰心文選》。其平日作文則莫須有先生偶爾抽出一李姓學生在私塾裏的作文本一看，開首是一篇《張良辟穀論》，這個私塾的老師便是攻擊莫須有先生的那腐儒。要教這些小學生，大孩子，讀國語，寫國語，不是一件順利的事，但莫須有先生他說他有把握。他把小學的國語課本從第一年級至第六年級統統蒐集來一看，都是戰前編的，教育部審定的，他甚是喜悅，這些課本都編的很好，社會真是進步了，女子的天足同小學生的課本是最明顯的例子，就這兩件事看，中國很有希望。這都是爲都會上的小學生用的，對於鄉村社會的小學生，對於金家寨的大孩子，則不適宜。此時，民國二十八年，教科書也沒有得買，莫須有先生所蒐集的都是荒貨，於是莫須有先生不用教科書，由自己來選擇教材了。這裏莫須有先生想附帶說一句話，關於中國文化是否應該全盤西化的問題，莫須有先生認爲是淺識之人的問題，而中國教國語的方法則完全應學西人之教其國語，這是毫無疑問的。中國的小學教科書便是全盤西化。獨是中學教科書又漸漸地走入《古文觀止》的路上去了，這是很可惜的事。莫須有先生因爲教小學國語而參考到中學國文教科書，於是又受了一個大大的打擊，覺得世事總不能讓人滿足了。他雖不以他所蒐集的國語教科書做教材，他卻把這些戰前的教科書都保存起來，各書局出版的都有，各年級的也都有，他預備將來拿此來教純了。莫須有先生如果有珍本書，這些教科書便是莫須有先生的珍本書。純後來果然從一年級的貓狗讀到三年級的瓦特四年級的哥倫布了，而日本乃投降。莫須有先生教金家寨的大孩子到底拿什麼教呢？他教“人之初”，教“子曰學而”，教“關關睢〔雎〕鳩”。然而首先是來一個考試。這個考試是一場翻譯，教學生翻譯《論語》一章。莫須有先生用粉筆將這一章書寫在黑板上：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大孩子們便一齊用黃梅縣的方言質問莫須有先生，用國語替他們翻譯出來是這樣：
“先生，你寫這個給我們看做什麼呢？這是上論上面的，我們都讀過。”
“你們都讀過，你們知道這句話怎麼講嗎？你們各人把這句話的意思用白話寫在紙上，然後交給我看。”
“這樣做，爲什麼呢？有什麼用處呢？”
“你們給我看，我給你們打分數。”
大孩子是私塾出身，向來雖愛好虛榮，卻無所謂得失，現在聽說“打分數”，彷彿知道這是法律的賞罰，不是道義的褒貶，一齊都噤若寒蟬，低頭在紙上寫了，有的瞪目四面望。這使得莫須有先生甚有感觸，便是，人生在世善業與惡業很難分，換一句話說，中國的儒家有時是理想，而法家是事實，即如此時做教師的要答覆學生的質問，以道理來答覆是沒有用的，“打分數”馬上便鎮壓下去，天下太平了。而這一個效果，對於教育的根本意義，又算不算得效果呢？可笑的，莫須有先生一旦當權，也不知不覺地做起法家來了。
孩子們的試卷，莫須有先生一個一個的看了下去，給了他甚大的修養，想起孔子“學不厭誨不倦”以及“有教無類”的話，——孔子的這個精神，莫須有先生在故鄉教學期間，分外地懂得，衆生品類不齊，不厭不倦，正是“不亦悅乎”“不亦樂乎”了。有時又曰“後生可畏”，老則不足畏。由這些孩子們寫在紙上的字句，使人想到有口能說話已是人類之可貴，何況文字呢？那麼作文不能達意，同時無意可達，應不足異了。莫須有先生考慮到以後的教學方法，首先要他們有意思，即作文的內容；再要他們知道什麼叫做“一個句子”。在第二次上課的時候，莫須有先生是最好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的榜樣，和顏悅色，低聲下氣，而胸中抱着一個整個的真理的過程，這個過程便是空空如也，他以這個態度，把學生們的翻譯卷一個一個的發下去了，告訴他們道：
“你們的卷子我都沒有打分數，你們是第一回寫白話，還不知道什麼叫做一句話，慢慢地我要教給你們，等你們進步之後，我再給你們定分數。昨天的試題應該這樣做：孔子說道，‘誰說微生高直呢？有人向他討一點兒醋，他自己家裏沒有，卻要向他的鄰家討了來給人家。’”
莫須有先生把這句翻譯在黑板上寫了出來，班上有一個頂小的孩子發問道：
“先生，孔子的話就是這個意思嗎？這不就是我們做菜要用醬油醋的醋嗎？”
“是的，孔子的話就是這個意思，孔子的書上都是我們平常過日子的話，好比你是我的學生，有人向你借東西，你有這個東西就借給人，沒有便說沒有，這是很坦直的，爲什麼一定要向鄰人去借來給人呢？這不反而不坦直嗎？你如這樣做，我必告訴你不必如此。微生高大家都說是魯國的直人，孔子不以爲然，故批評他。”
“那麼孔子的話我爲什麼都不懂呢？”
“我剛纔講的話你不是懂得嗎？孔子的話你都懂得，你長大了更懂得，只是私塾教書的先生都不懂得。我教你們做這個翻譯，還不是要你們懂孔子，是告訴你們作文要寫自己生活上的事情，你們在私塾裏所讀的《論語》正是孔子同他的學生們平常說的話作的事，同我同你們在學校裏說的話作的事一樣。”
莫須有先生的門弟子當中大約也有猶大，這一番話怎麼的拿出去向私塾先生告密了，一時輿論大譁，在縣督學面前（縣督學姓陶，恰好是金家寨附近的人）對莫須有先生大肆攻擊。同時有些父老，他們是相信新教育的，失了好些期待心，也便是對於大學教員莫須有先生懷疑，孔子的書上難道真個講醬油嗎？
莫須有先生第一訓練學生作文要寫什麼。第二，知道寫什麼，再訓練怎麼寫，即是如何叫做一個句子。爲得要使得學生知道如何叫做一個句子，莫須有先生在黑板上寫三字經給他們看，問他們道：
“這是什麼？”
“《三字經》。”
學生有點不屑於的神氣。
“那裏算做一句呢？”
“人之初。”
“不對，——我且問你們，‘子曰學而’算不算得一句呢？”
“子曰學而是一句。”
“不對，——‘子曰學而’怎麼講呢？凡屬一句話總有一個完全的意思，好比你們喜歡在人家的背上寫字，我親自看見一個人寫‘我是而子’，‘而子’雖然錯寫了，應該是‘兒子’，然而‘我是而子’四個字有一完全的意思，字寫白了，意思不錯。‘子曰學而’有什麼意思呢？‘子曰’是‘孔子說’，‘學’就是求學，‘而’是‘而且’，那麼‘子曰學而’如果是一句，豈不是‘孔子說求學而且’嗎？所以‘子曰學而’決不是一句，只是鄉下先生那麼讀罷了，要‘子曰學而時習之’纔有意義可講，是不是？”
“是，——先生，我知道，‘人之初’不能算一句，要‘人之初性本善’算一句。”
“是的。”
莫須有先生說着把那說話的學生一看，又是首先發問的那個頂小的孩子了。於是學生都改變了剛纔不屑於《三字經》的神氣，同輩中也有人聽來津津有味了。
莫須有先生接着在黑板上寫四個字——
關關雎鳩
連忙問他們道：
“這四個字你們讀過嗎？”
“讀過，《詩經》第一句。”
“這四個字算得一句嗎？”
學生都不敢回答了，都怕答錯了。慢慢地那頂小的孩子道：
“先生，我說這四個字算得一句。”
莫須有先生連忙回答他道：
“我說這四個字算不得一句，要‘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八個字纔算一句。凡屬一句話總有一個主詞，一個謂語，好比‘我說話’是一句話，‘我’是主詞，‘說話’是謂語。‘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雎鳩’是主詞，‘在河之洲’是謂語，意思是說有一雎鳩在河洲上，‘關關’則是形容那個雎鳩。故單有‘關關雎鳩’不能算一句話，必要‘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纔是一句話了。”
關於關關雎鳩不能算一句的消息傳佈出去之後，社會上簡直以爲了不得，連一位不愛說話的秀才也堅決地表示反對了，他說，“關關雎鳩不能算一句書，什麼算一句書呢？世上沒有這樣不說理的事情！我不怕人！你去說，關關雎鳩是一句書！”秀才的話是向他的侄兒說的，他的侄兒在金家寨上學。莫須有先生不暇於同人爭是非，倒是因爲這個句子問題默默地感得三百篇文章好，即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這一句，完全像外國句法，而人不覺其“歐化”！“在河之洲”四個字寫得如何的沒有障礙，清淨自然了。而“關關雎鳩”這個主詞來得非常之有場面似的。莫須有先生的城內之家，城外是一小河，是綠洲，那上面偶有小鳥，莫須有先生想極力描寫一番，覺得很費氣力了。而“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這一句話，直勝過莫須有先生的一部傑作。秀才的話，殆亦螳臂當車耳。而最大的勝利自然還是學生的成績，有一個學生，由小學生後來做了大學生，他說“有朋自遠方來”這個句子寫得別緻；又有一個學生，也是由小學生後來做了大學生，他喜歡陶詩“有風自南，翼彼新苗”，都是受了莫須有先生的影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