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裏有兩個必要條件:一要病是小病,並非什麼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於躺一天,就餓一天。
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經愛管閒事,知道過許多人,這些人物,都懷着一個大願。大願,原是每個人都有的,不過有些人卻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說不出。他們中最特別的有兩位:一位是願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願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着,懨懨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這種志向,一看好像離奇,其實卻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幾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卻生了一點點。開初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一禮拜不肯好,只得看醫生。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好罷,就是流行性感冒。但過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熱的時期,我的熱卻還不退。醫生從他那大皮包裏取出玻璃管來,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傷寒病了,自己也有些發愁。然而他第二天對我說,血裏沒有一粒傷寒菌;於是注意的聽肺,平常;聽心,上等。這似乎很使他爲難。我說,也許是疲勞罷;他也不甚反對,只是沉吟着說,但是疲勞的發熱,還應該低一點。……好幾回檢查了全體,沒有死症,不至於嗚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過是每晚發熱,沒有力,不想吃東西而已,這真無異於“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爲既不必寫遺囑,又沒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經書,不管柴米賬,玩他幾天,名稱又好聽,叫作“養病”。從這一天起,我就自己覺得好像有點兒“雅”了;那一位願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時躺着無事,忽然記了起來的。
光是胡思亂想也不是事,不如看點不勞精神的書,要不然,也不成其爲“養病”。像這樣的時候,我贊成中國紙的線裝書,這也就是有點兒“雅”起來了的證據。洋裝書便於插架,便於保存,現在不但有洋裝二十五六史,連《四部備要》也硬領而皮靴了,〔2〕——原是不爲無見的。但看洋裝書要年富力強,正襟危坐,有嚴肅的態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兩隻手捧着一塊大磚頭,不多工夫,就兩臂痠麻,只好嘆一口氣,將它放下。所以,我在嘆氣之後,就去尋線裝書。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面的《世說新語》〔3〕之類一大堆,躺着來看,輕飄飄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灑的風姿,也彷彿在眼前浮動。由此想到阮嗣宗〔4〕的聽到步兵廚善於釀酒,就求爲步兵校尉;陶淵明〔5〕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議,這才種了一點秔。這真是天趣盎然,決非現在的“站在雲端裏吶喊”〔6〕者們所能望其項背。但是,“雅”要想到適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是要地位。“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沒有南山,我們還可以改作“悠然見洋房”或“悠然見煙囪”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元六。近來的文稿又不值錢,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爲是學陶淵明的雅人的稿子,現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罷,但標點,洋文,空白除外。那麼,單單爲了採菊,他就得每月譯作淨五萬三千二百字。吃飯呢?要另外想法子生髮,否則,他只好“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了。“雅”要地位,也要錢,古今並不兩樣的,但古代的買雅,自然比現在便宜;辦法也並不兩樣,書要擺在書架上,或者拋幾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擺在桌子上,但算盤卻要收在抽屜裏,或者最好是在肚子裏。
此之謂“空靈”。
二
爲了“雅”,本來不想說這些話的。後來一想,這於“雅”並無傷,不過是在證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7〕口不言錢,還是一個不乾不淨人物,雅人打算盤,當然也無損其爲雅人。不過他應該有時收起算盤,或者最妙是暫時忘卻算盤,那麼,那時的一言一笑,就都是靈機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間的利害,那可就成爲“杭育杭育派”〔8〕了。這關鍵,只在一者能夠忽而放開,一者卻是永遠執着,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這和時而“敦倫”〔9〕者不失爲聖賢,連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稱爲“登徒子”〔10〕的道理,大概是一樣的。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認“俗”,因爲隨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看過“S塾繚廄*池”〔11〕的時候,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於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費。寫完之後,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面前出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於是另換了幾本書,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時代較近,看起來也許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裏的是《蜀碧》〔12〕。
這是蜀賓〔13〕從成都帶來送我的,還有一部《蜀龜鑑》〔14〕,都是講張獻忠〔15〕禍蜀的書,其實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國人都該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壞,錯字頗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裏看見了這樣的一條——“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還是爲了自己生病的緣故罷,這時就想到了人體解剖。醫術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學和解剖學智識的。中國卻怪得很,固有的醫書上的人身五臟圖,真是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的科學。例如罷,誰都知道從周到漢,有一種施於男子的“宮刑”,也叫“腐刑”,次於“大辟”一等。對於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決非將她關起來,或者將它縫起來。近時好像被我查出一點大概來了,那辦法的兇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吃驚。但婦科的醫書呢?幾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學的構造,他們只將肚子看作一個大口袋,裏面裝着莫名其妙的東西。
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上面所抄的是張獻忠式;還有孫可望〔16〕式,見於屈大均的《安龍逸史》〔17〕,也是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時是永曆六年,即清順治九年,永曆帝已經躲在安隆(那時改爲安龍),秦王孫可望殺了陳邦傳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彈劾他“擅殺勳將,無人臣禮”,皇帝反打瞭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還不能完,又給孫黨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了孫可望。
“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衆。俄縛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於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右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跪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移北城門通衢閣上,懸之。……”
張獻忠的自然是“流賊”式;孫可望雖然也是流賊出身,但這時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爲秦王,後來降了滿洲,還是封爲義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實是官式。明初,永樂皇帝剝那忠於建文帝的景清〔18〕的皮,也就是用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至今在紹興戲文裏和鄉下人的嘴上,還偶然可以聽到“剝皮揎草”的話,那皇澤之長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無怪有些慈悲心腸人不願意看野史,聽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裏受傷,永不全愈的。殘酷的事實盡有,最好莫如不聞,這纔可以保全性靈,也是“是以君子遠庖廚也”〔19〕的意思。比滅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瀟灑小品在現在的盛行,實在也不能說是無緣無故。不過這一種心地晶瑩的雅緻,又必須有一種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臉孔向下,原是一個看書的好姿勢〔20〕,但如果這時給他看袁中郎的《廣莊》〔21〕,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這時他的性靈有些兒不對,不懂得真文藝了。
然而,中國的士大夫是到底有點雅氣的,例如李如月說的“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就很富於詩趣。臨死做詩的,古今來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譚嗣同〔22〕在臨刑之前就做一絕“閉門投轄思張儉”,秋瑾〔23〕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風愁殺人”,然而還雅得不夠格,所以各種詩選裏都不載,也不能賣錢。
三
清朝有滅族,有凌遲,卻沒有剝皮之刑,這是漢人應該慚愧的,但後來膾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獄。雖說文字獄,其實還含着許多複雜的原因,在這裏不能細說;我們現在還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刪改了許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許多明清人的書。
《安龍逸史》大約也是一種禁書,我所得的是吳興劉氏嘉業堂〔24〕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書還不止這一種,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還有蔡顯的《閒漁閒閒錄》〔25〕,是作者因此“斬立決”,還累及門生的,但我細看了一遍,卻又尋不出什麼忌諱。對於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因爲他傳授給我許多知識——雖然從雅人看來,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識。但是到嘉業堂去買書,可真難。我還記得,今年春天的一個下午,好容易在愛文義路找着了,兩扇大鐵門,叩了幾下,門上開了一個小方洞,裏面有中國門房,中國巡捕,白俄鏢師各一位。巡捕問我來幹什麼的。我說買書。他說賬房出去了,沒有人管,明天再來罷。我告訴他我住得遠,可能給我等一會呢?他說,不成!同時也堵住了那個小方洞。過了兩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爲此時賬房也許不至於出去。但這回所得回答卻更其絕望,巡捕曰:“書都沒有了!賣完了!不賣了!”
我就沒有第三次再去買,因爲實在回覆的斬釘截鐵。現在所有的幾種,是託朋友去輾轉買來的,好像必須是熟人或走熟的書店,這纔買得到。
每種書的末尾,都有嘉業堂主人劉承幹先生的跋文,他對於明季的遺老很有同情,對於清初的文禍也頗不滿。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卻滿是前清遺老的口風;書是民國刻的,“儀”字還缺着末筆〔26〕。我想,試看明朝遺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異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換朝代,倒還在其次。所以要頂禮明末的遺民,必須接受他的民族思想,這纔可以心心相印。現在以明遺老之仇的滿清的遺老自居,卻又引明遺老爲同調,只着重在“遺老”兩個字,而毫不問遺於何族,遺在何時,這真可以說是“爲遺老而遺老”,和現在文壇上的“爲藝術而藝術”,成爲一副絕好的對子了。
倘以爲這是因爲“食古不化”的緣故,那可也並不然。中國的士大夫,該化的時候,就未必決不化。就如上面說過的《蜀龜鑑》,原是一部筆法都仿《春秋》的書,但寫到“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贊”道:“……明季之亂甚矣!風終幽,雅終《召癋》,〔27〕託亂極思治之隱憂而無其實事,孰若臣祖親見之,臣身親被之乎?是編以元年正月終者,非徒謂體元表正〔28〕,蔑以加茲;生逢盛世,蕩蕩難名,一以寄沒世不忘之恩,一以見太平之業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沒有這種筆法的。滿洲的肅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張獻忠〔29〕,也感化了許多讀書人,而且改變了“春秋筆法”〔30〕了。
四
病中來看這些書,歸根結蒂,也還是令人氣悶。但又開始知道了有些聰明的士大夫,依然會從血泊裏尋出閒適來。例如《蜀碧》,總可以說是夠慘的書了,然而序文後面卻刻着一位樂齋先生的批語道:“古穆有魏晉間人筆意。”
這真是天大的本領!那死似的鎮靜,又將我的氣悶打破了。
我放下書,合了眼睛,躺着想想學這本領的方法,以爲這和“君子遠庖廚也”的法子是大兩樣的,因爲這時是君子自己也親到了庖廚裏。瞑想的結果,擬定了兩手太極拳。一,是對於世事要“浮光掠影”,隨時忘卻,不甚瞭然,彷彿有些關心,卻又並不懇切;二,是對於現實要“蔽聰塞明”,麻木冷靜,不受感觸,先由努力,後成自然。第一種的名稱不大好聽,第二種卻也是卻病延年的要訣,連古之儒者也並不諱言的。這都是大道。還有一種輕捷的小道,是:彼此說謊,自欺欺人。
有些事情,換一句話說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惡俗人的“道破”。其實,“君子遠庖廚也”就是自欺欺人的辦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見牛的臨死的觳觫,於是走開,等到燒成牛排,然後慢慢的來咀嚼。牛排是決不會“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衝突,於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齒,摸摸肚子,“萬物皆備於我矣”〔31〕了。彼此說謊也決不是傷雅的事情,東坡先生在黃州,有客來,就要客談鬼,客說沒有,東坡道:“姑妄言之!”〔32〕至今還算是一件韻事。
撒一點小謊,可以解無聊,也可以消悶氣;到後來,忘卻了真,相信了謊。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來。永樂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頗以爲不大好的。尤其是對於他的慘殺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殺的還有鐵鉉〔33〕,景清剝皮,鐵鉉油炸,他的兩個女兒則發付了教坊,叫她們做婊子。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說,後來二女獻詩於原問官,被永樂所知,赦出,嫁給士人了。〔34〕這真是“曲終奏雅”〔35〕,令人如釋重負,覺得天皇畢竟聖明,好人也終於得救。她雖然做過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詩的才女,她父親又是大忠臣,爲夫的士人,當然也不算辱沒。但是,必須“浮光掠影”到這裏爲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樂的上諭〔36〕,有些是兇殘猥褻,將張獻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咱老子和你聯了宗罷。尚饗!”的名文〔37〕,和他的比起來,真是高華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雜誌,那就會覺得永樂皇帝決不像一位愛才憐弱的明君。況且那時的教坊是怎樣的處所?罪人的妻女在那裏是並非靜候嫖客的,據永樂定法,還要她們“轉營”,這就是每座兵營裏都去幾天,目的是在使她們爲多數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龜子”和“淫賤材兒”來!所以,現在成了問題的“守節”,在那時,其實是隻準“良民”專利的特典。在這樣的治下,這樣的地獄裏,做一首詩就能超生的麼?
我這回從杭世駿的《訂訛類編》〔38〕(續補捲上)裏,這才確切的知道了這佳話的欺騙。他說:“……考鐵長女詩,乃吳人範昌期《題老妓卷》作也。詩云:‘教坊落籍洗鉛華,一片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空有恨,故園歸去卻無家。雲鬟半馨臨青鏡,雨淚頻彈溼絳紗。安得江州司馬在,尊前重爲賦琵琶。’昌期,字鳴鳳;詩見張士瀹《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題曰《無題》,則其非鐵氏作明矣。次女詩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其論尤爲不倫。宗正睦木挈論革除事,謂建文流落西南諸詩,皆好事僞作,則鐵女之詩可知。……”
《國朝文纂》〔39〕我沒有見過,鐵氏次女的詩,杭世駿也並未尋出根底,但我以爲他的話是可信的,——雖然他敗壞了口口相傳的韻事。況且一則他也是一個認真的考證學者,二則我覺得凡是得到大殺風景的結果的考證,往往比表面說得好聽,玩得有趣的東西近真。
首先將範昌期的詩嫁給鐵氏長女,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誰呢?我也不知道。但“浮光掠影”的一看,倒也罷了,一經杭世駿道破,再去看時,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確是詠老妓之作,那第一句就不像現任官妓的口吻。不過中國的有一些士大夫,總愛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來,他們不但歌頌昇平,還粉飾黑暗。關於鐵氏二女的撒謊,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殺掠,滿清焚屠之際,也還會有人單單捧出什麼烈女絕命,難婦題壁的詩詞來,這個豔傳,那個步韻,比對於華屋丘墟,生民塗炭之慘的大事情還起勁。到底是刻了一本集,連自己們都附進去,而韻事也就完結了。
我在寫着這些的時候,病是要算已經好了的了,用不着寫遺書。但我想在這裏趁便拜託我的相識的朋友,將來我死掉之後,即使在中國還有追悼的可能,也千萬不要給我開追悼會或者出什麼記念冊。因爲這不過是活人的講演或輓聯的鬥法場,爲了造語驚人,對仗工穩起見,有些文豪們是簡直不恤於胡說八道的。結果至多也不過印成一本書,即使有誰看了,於我死人,於讀者活人,都無益處,就是對於作者,其實也並無益處,輓聯做得好,也不過輓聯做得好而已。
現在的意見,我以爲倘有購買那些紙墨白布的閒錢,還不如選幾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筆記來印印,倒是於大家很有益處的。但是要認真,用點工夫,標點不要錯。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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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第一節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二月《文學》月刊第四卷第二號,其他三節都被國民黨檢查官刪去,參看本書《附記》。〔2〕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二十五史》(即原來的《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共精裝九大冊;上海書報合作社出版的《二十六史》(上述的《二十五史》加上《清史稿》),共精裝二十大冊。又上海中華書局印行的《四部備要》(經、史、子、集四部古籍三三六種)原訂二千五百冊,也有精裝本,合訂一百冊。
〔3〕《世說新語》南朝宋劉義慶撰,共三卷。內容是記述東漢至東晉間一般文士名流的言談、風貌、軼事等。
〔4〕阮嗣宗(210—263)名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三國魏詩人,曾爲從事中郎。《晉書·阮籍傳》載:“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三國志·魏書·阮籍傳》注引《魏氏春秋》:“(籍)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爲校尉。”《世說新語·任誕》也有類此記載。〔5〕陶淵明(約372—427)一名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晉代詩人。《晉書·陶潛傳》載:“陶潛……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谷,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按《宋書·隱逸傳》及《南史·隱逸傳》,“一頃五十畝”均作“二頃五十畝”。下文提到的“採菊東籬下”“飢來驅我去”等詩句,分別見於陶潛的《飲酒》、《乞食》兩詩。〔6〕“站在雲端裏吶喊”這原是林語堂說的話,他在《人間世》半月刊第十三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怎樣洗煉白話入文》一文中說:“今日既無人能用一二十字說明大衆語是何物,又無人能寫一二百字模範大衆語,給我們見識見識,只管在雲端吶喊,宜乎其爲大衆之謎也”。
〔7〕王夷甫(256—311)名衍,晉代琅琊臨沂(今屬山東)人。《晉書·王戎傳》:“衍疾郭(按即王衍妻郭氏)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卻!’”又說:“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牆填殺之。”〔8〕“杭育杭育派”參看本卷第107頁注〔33〕。〔9〕“敦倫”意即性交。清代袁枚在《答楊笠湖書》中說:“李剛主自負不欺之學,日記雲: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至今傳爲笑談。”按李塨e(1659—1733)字剛主,清*Ъ搖〔10〕“登徒子”宋玉曾作有《登徒子好色賦》,後來就稱好色的人爲登徒子。按宋玉文中所說的登徒子,是楚國的一個大夫,姓登徒。
〔11〕“S塾繚廄宄亍薄妒浪敵掠鎩づ諾鰲吩兀骸昂侶∥腹ò醇椿肝攏┠*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雲:‘S塾繚廄宄亍!肝剩骸甋塾縭嗆撾錚俊鷦唬骸鬮猄塾紜!腹唬骸魘*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12〕《蜀碧》清代彭遵泗著,共四卷。內容是記述張獻忠在四川時的事蹟,書前有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作的自序,說明全書是他根據幼年所聞張獻忠遺事及雜採他人的記載而成。〔13〕蜀賓許欽文的筆名。據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魯迅日記》:“晚欽文來,並贈《蜀碧》一部二本。”
〔14〕《蜀龜鑑》清代劉景伯著,共八卷。內容雜錄明季遺聞,與《蜀碧》大致相似。
〔15〕張獻忠(1606—1646)延安柳樹澗(今陝西定邊東)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崇禎三年(1630)起義,轉戰陝西、河南等地。崇禎十七年(1644)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國。清順治三年(1646)出川途中,在川北鹽亭界爲清兵所害。舊史書中常有關於他殺人的誇大記載。
〔16〕孫可望(?—1660)陝西米脂人,張獻忠的養子及部將。張敗死後,他率部從四川轉往貴州、雲南。永曆五年(1651)他向南明永曆帝求封爲秦王,後遣兵送永曆帝到貴州安隆所(改名爲安龍府),自己則駐在貴陽,定朝儀,設官制;最後投降清朝。〔17〕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廣東番禺人,明末文學家,清兵入廣州前後曾參加抗清活動,失敗後一度削髮爲僧。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詩外》、《廣東新語》等。《安龍逸史》,清朝禁燬書籍之一,作者署名滄洲漁隱(據《禁書總目》,又一本署名溪上樵隱),被列入“軍機處奉準全毀書”中。一九一六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本《安龍逸史》,分上下二卷,題屈大均撰;但內容與《殘明紀事》(不署作者,也是軍機處奉準全毀書之一)相同,字句小異。〔18〕景清真寧(今甘肅正寧)人,建文帝(朱允吧)時官御史大夫。據《明史·景清傳》載,成祖(朱棣)登位,他佯爲歸順,後以謀刺成祖,磔死。他被剝皮事,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壬午殉難》:“八月望日早朝,清緋衣入。……朝畢,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e御袍。乃命剝其皮,草櫝之,械繫長安門。”
〔19〕“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語見《孟子·梁惠王》。〔20〕看書的好姿勢《論語》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載有黃嘉音作的一組畫,題爲《介紹幾個讀論語的好姿勢》,共六圖,其中之一爲“遊蛟伏地式”,畫的是一人伏在地上看書。作者在這裏順筆給以諷刺。
〔21〕袁中郎(1568—1610)名宏道,字中郎,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明代文學家。他與兄宗道,弟中道,反對文學上的擬古主義,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世稱“公安派”。當時林語堂、周作人等提倡“公安派”文章,借明人小品以宣揚所謂“閒適”、“性靈”。《廣莊》是袁中郎仿《莊子》文體談道家思想的作品,並七篇,後收入《袁中郎全集》。
〔22〕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湖南瀏陽人,清末維新運動的重要人物,戊戌政變中犧牲的“六君子”之一。“閉門投轄思張儉”,原作“望門投止思張儉”,是他被害前所作七絕《獄中題壁》的第一句。張儉,後漢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靈帝時官東部督郵。《後漢書·黨錮列傳》載:他的仇家“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閉門投轄”是漢代陳遵好客的故事,見《漢書·遊俠列傳》。)
〔23〕秋瑾(1879?—1907)字璇卿,號競雄,別署鑑湖女俠,浙江紹興人,反清革命團體光復會主要人物之一。一九○七年七月,她因籌劃起義事泄,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夏曆六月初六)被害於紹興城內軒亭口。陳去病在《鑑湖女俠秋瑾傳》中敘述秋瑾受審時的情形說:“有見之者,謂初終無所供,惟於刑庭書‘秋雨秋風愁殺人’句而已。”
〔24〕吳興劉氏嘉業堂我國著名的私人藏書樓,在浙江吳興南潯鎮,藏書達六十萬卷,並自行雕版印書,刻有《嘉業堂叢書》、《求恕齋叢書》等。創辦人劉承幹(1882—1963),字貞一,號翰怡,浙江吳興人。
〔25〕蔡顯(約1697—1767)字笠夫,江蘇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清代文字獄檔》第二輯收有“蔡顯《閒漁閒閒錄》案”,此案發生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據當時的奏摺稱:蔡顯系雍正時舉人,年七十一歲,自號閒漁;所著《閒閒錄》一書,語含誹謗,意多悖逆。後來的結果是蔡顯被“斬決”,他的兒子“斬監候秋後處決”,門人等分別“杖流”及“發伊犁等處充當苦差”。《閒漁閒閒錄》,九卷,是一部雜錄朝典、時事、詩句的雜記,劉氏嘉業堂刻本於一九一五年印行。〔26〕缺着末筆從唐代開始的一種避諱方法,即在書寫或鐫刻本朝皇帝或尊長的名字時省略最末一筆。劉承幹對“儀”字缺末筆,是避清廢帝溥儀的諱。
〔27〕風終幽,雅終《召癋》《詩經》計分“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類。《豳》列於“國風”的最後,共七篇。據《詩序》稱:這些都是關於周公“遭變故”、“救亂”、“東征”的詩。《召癋》是“大雅”的最後一篇,據《詩序》稱:“《召癋》,凡伯(周大夫)刺幽王大壞也。”
〔28〕體元表正“體元”,見《春秋》隱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晉代杜預注:“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據唐代孔穎達疏:“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人君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年。”“表正”,見《書經·仲虺之誥》:“表正萬邦。”漢代孔安國注:“儀表天下,法正萬國。”
〔29〕關於張獻忠之死,史書上的說法不一。據《明史·張獻忠傳》載:清順治三年(1646)清肅親王豪格進兵四川,“獻忠盡焚成都宮殿廬舍,夷其城,率衆出川北,……會我大清兵至漢中,……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我兵於鳳凰坡,中矢墜馬,蒲伏積薪下。於是我兵擒獻忠出,斬之。”但《明史紀事本末·張獻忠之亂》說他是“以病死於蜀中”。
〔30〕“春秋筆法”《春秋》是春秋時期魯國的編年史,相傳爲孔丘所修。過去的經學家認爲它每用一字,都隱含“褒”“貶”的“微言大義”,稱爲“春秋筆法”。
〔31〕“萬物皆備於我矣”孟軻的話。語見《孟子·盡心》。〔32〕東坡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屬四川)人,宋代文學家。神宗初年曾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被貶黃州。他要客談鬼的事,見宋代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卷一:“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遊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去。”
〔33〕鐵鉉(1366—1402)字鼎石,河南鄧州(今鄧縣)人。明建文帝時任山東參政,燕王朱棣(即後來的永樂帝)起兵奪位,他在濟南屢破燕王兵,升兵部尚書。燕王登位後被處死。據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壬午殉難》載:“鐵鉉被執至京陛見,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文皇(永樂)乃令舁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
〔34〕關於鐵鉉兩個女兒入教坊的事,據明代王鏊的《震澤紀聞》載:“鉉有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爲詩以獻。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教坊,唐代開始設立的掌管教練女樂的機構。後來封建統治者常把罪犯的妻女罰入教坊,實際上是一種官妓。
〔35〕“曲終奏雅”語見《漢書·司馬相如傳》:“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36〕永樂的上諭參看本書《病後雜談之餘》第一節。〔37〕張獻忠祭梓潼神文見於《蜀碧》卷三和《蜀龜鑑》卷三,原文如下:“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爲甚嚇咱老子?咱與你聯了宗罷。尚享。”(兩書中個別字稍有不同)梓潼神,據《明史·禮志四》,梓潼帝君姓張名亞子,晉時人。
〔38〕杭世駿(1696—1773)字大宗,浙江仁和(今餘杭)人,清代考據家。乾隆時官御史。著有《訂訛類編》、《道古堂詩文集》等。《訂訛類編》,六卷,又《續補》二卷,是一部考訂古籍真僞異同的書。下面的引文是杭世駿照錄錢謙益《列朝詩集》閏集卷四中的話。據《列朝詩集》:“其論”作“其語”,“好事”作“好事者”。〔39〕《國朝文纂》明代詩文的彙編。據《明史·藝文志》“集類”三“總集類”載:“王棟《國朝文纂》四十卷”,又“張士瀹《明文纂》五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