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國民黨對於共產黨從合作改爲剿滅之後，有人說，國民黨先前原不過利用他們的，北伐將成的時候，要施行剿滅是豫定的計劃。但我以爲這說的並不是真實。國民黨中很有些有權力者，是願意共產的，他們那時爭先恐後的將自己的子女送到蘇聯去學習，便是一個證據，因爲中國的父母，孩子是他們第一等寶貴的人，他們決不至於使他們去練習做剿滅的材料。不過權力者們好像有一種錯誤的思想，他們以爲中國只管共產，但他們自己的權力卻可以更大，財產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總不會比不共產還要壞。

　　我們有一個傳說。大約二千年之前，有一個劉先生，積了許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飛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願意。爲什麼呢？她捨不得住着的老房子，養着的雞和狗。劉先生只好去懇求上帝，設法連老房子，雞，狗，和他們倆全都弄到天上去，這才做成了神仙。〔２〕也就是大大的變化了，其實卻等於並沒有變化。假使共產主義國裏可以毫不改動那些權力者的老樣，或者還要闊，他們是一定贊成的。然而後來的情形證明了共產主義沒有上帝那樣的可以通融辦理，於是才下了剿滅的決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寶貴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寶貴。

　　於是許多青年們，共產主義者及其嫌疑者，左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這些嫌疑者的朋友們，就到處用自己的血來洗自己的錯誤，以及那些權力者們的錯誤。權力者們的先前的錯誤，是受了他們的欺騙的，所以必得用他們的血來洗乾淨。然而另有許多青年們，卻還不知底細，在蘇聯學畢，騎着駱駝高高興興的由蒙古回來了。我記得有一個外國旅行者還曾經看得酸心，她說，他們竟不知道現在在祖國等候他們的，卻已經是絞架。

　　不錯，是絞架。但絞架還不算壞，簡簡單單的只用絞索套住了頸子，這是屬於優待的。而且也並非個個走上了絞架，他們之中的一些人，還有一條路，是使勁的拉住了那頸子套上了絞索的朋友的腳。這就是用事實來證明他內心的懺悔，能懺悔的人，精神是極其崇高的。

　　二

　　從此而不知懺悔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就成了該殺的罪人。而且這罪人，卻又給了別人無窮的便利；他們成爲商品，可以賣錢，給人添出職業來了。而且學校的風潮，戀愛的糾紛，也總有一面被指爲共產黨，就是罪人，因此極容易的得到解決。如果有誰和有錢的詩人辯論，那詩人的最後的結論是：共產黨反對資產階級，我有錢，他反對我，所以他是共產黨。於是詩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車，凱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卻澆灌了革命文學的萌芽，在文學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裏很有些從外國學來，或在本國學得的富於智識的青年，他們自然是覺得的，最先用的是極普通的手段：禁止書報，壓迫作者，終於是殺戮作者，五個左翼青年作家〔３〕就做了這示威的犧牲。然而這事件又並沒有公表，他們很知道，這事是可以做，卻不可以說的。古人也早經說過，“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４〕所以要剿滅革命文學，還得用文學的武器。

　　作爲這武器而出現的，是所謂“民族文學”〔５〕。他們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種的臉色，決定了臉色一致的人種，就得取同一的行爲，所以黃色的無產階級，不該和黃色的有產階級鬥爭，卻該和白色的無產階級鬥爭。他們還想到了成吉思汗，作爲理想的標本，描寫他的孫子拔都汗，怎樣率領了許多黃色的民族，侵入斡羅斯，將他們的文化摧殘，貴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隸。

　　中國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實是不能算中國民族的光榮的，但爲了撲滅斡羅斯，他們不能不這樣做，因爲我們的權力者，現在已經明白了古之斡羅斯，即今之蘇聯，他們的主義，是決不能增加自己的權力，財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現在的拔都汗是誰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佔據了東三省，這確是中國人將要跟着別人去毀壞蘇聯的序曲，民族主義文學家們可以滿足的了。但一般的民衆卻以爲目前的失去東三省，比將來的毀壞蘇聯還緊要，他們激昂了起來。於是民族主義文學家也只好順風轉舵，改爲對於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許多熱心的青年們往南京去請願，要求出兵；然而這須經過極辛苦的試驗，火車不準坐，露宿了幾日，纔給他們坐到南京，有許多是隻好用自己的腳走。到得南京，卻不料就遇到一大隊曾經訓練過的“民衆”，手裏是棍子，皮鞭，手槍，迎頭一頓打，使他們只好臉上或身上腫起幾塊，當作結果，垂頭喪氣的回家，有些人還從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裏淹死了，據報上說，那是他們自己掉下去的。〔６〕民族主義文學家們的啼哭也從此收了場，他們的影子也看不見了，他們已經完成了送喪的任務。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樣的，出去的時候，有雜亂的樂隊，有唱歌似的哭聲，但那目的是在將悲哀埋掉，不再記憶起來；目的一達，大家走散，再也不會成什麼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學是沒有動搖的，還發達起來，讀者們也更加相信了。

　　於是別一方面，就出現了所謂“第三種人”，是當然決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於左右之外的人物。他們以爲文學是永久的，政治的現象是暫時的，所以文學不能和政治相關，一相關，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國將從此沒有偉大的作品。不過他們，忠實於文學的“第三種人”，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爲什麼呢？是因爲左翼批評家不懂得文學，爲邪說所迷，對於他們的好作品，都加以嚴酷而不正確的批評，打擊得他們寫不出來了。所以左翼批評家，是中國文學的劊子手。〔７〕

　　至於對於政府的禁止刊物，殺戮作家呢，他們不談，因爲這是屬於政治的，一談，就失去他們的作品的永久性了；況且禁壓，或殺戮“中國文學的劊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種人”的永久的文學，偉大的作品的保護者。

　　這一種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訴，雖然也是一種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學並不爲它所擊退。“民族主義文學”已經自滅，“第三種文學”又站不起來，這時候，只好又來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藝華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羣人們所襲擊，搗毀得一塌胡塗了。他們是極有組織的，吹一聲哨，動手，又一聲哨，停止，又一聲哨，散開。臨走還留下了傳單，說他們的所以征伐，是爲了這公司爲共產黨所利用。〔８〕而且所征伐的還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書店方面去，大則一羣人闖進去搗毀一切，小則不知從那裏飛來一塊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爲這書店爲共產黨所利用。高價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書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幾天之後，就有“文學家”將自己的“好作品”來賣給他了，他知道印出來是沒有人看的，但得買下，因爲價錢不過和一塊窗玻璃相當，而可以免去第二塊石子，省了修理窗門的工作。

　　四

　　壓迫書店，真成爲最好的戰略了。

　　但是，幾塊石子是還嫌不夠的。中央宣傳委員會也查禁了一大批書，計一百四十九種，凡是銷行較多的，幾乎都包括在裏面。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譯本。要舉出幾個作者來，那就是高爾基（Ｇｏｒｋｙ），盧那卡爾斯基（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斐定（Ｆｅｄｉｎ），法捷耶夫（Ｆａｄｅｅｖ），綏拉斐摩維支（Ｓｅｒａｆｉｍｏｖｉｃｈ），辛克萊（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甚而至於梅迪林克（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梭羅古勃（Ｓｏｌｏｇｕｂ），斯忒林培克（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９〕這真使出版家很爲難，他們有的是立刻將書繳出，燒燬了，有的卻還想補救，和官廳去商量，結果是免除了一部分。爲減少將來的出版的困難起見，官員和出版家還開了一個會議。在這會議上，有幾個“第三種人”因爲要保護好的文學和出版家的資本，便以雜誌編輯者的資格提議，請採用日本的辦法，在付印之前，先將原稿審查，加以刪改，以免別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連累而禁止，或印出後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虧。這提議很爲各方面所滿足，當即被採用了，〔１０〕雖然並不是光榮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開始了實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設立了書籍雜誌檢查處〔１１〕，許多“文學家”的失業問題消失了，還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們，反對文學和政治相關的“第三種人”們，也都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他們是很熟悉文壇情形的；頭腦沒有純粹官僚的胡塗，一點諷刺，一句反語，他們都比較的懂得所含的意義，而且用文學的筆來塗抹，無論如何總沒有創作的煩難，於是那成績，聽說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們的引日本爲榜樣，是錯誤的。日本固然不準談階級鬥爭，卻並不說世界上並無階級鬥爭，而中國則說世界上其實無所謂階級鬥爭，都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所以這不準談，爲的是守護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刪削書籍雜誌，但在被刪削之處，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讀者一看就明白這地方是受了刪削，而中國卻不準留空白，必須連起來，在讀者眼前好像還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說着意思不明的昏話。這種在現在的中國讀者面前說昏話，是弗理契（Ｆｒｉｃｈｅ）〔１２〕，盧那卡爾斯基他們也在所不免的。

　　於是出版家的資本安全了，“第三種人”的旗子不見了，他們也在暗地裏使勁的拉那上了絞架的同業的腳，而沒有一種刊物可以描出他們的原形，因爲他們正握着塗抹的筆尖，生殺的權力。在讀者，只看見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國一向有名的前進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變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實際上，文學界的陣線卻更加分明瞭。矇蔽是不能長久的，接着起來的又將是一場血腥的戰鬥。

　　十一月二十一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英文刊物《現代中國》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參看本書《附記》。

　　〔２〕東晉葛洪《神仙傳》卷四載：西漢淮南王劉安吃了仙藥成仙，“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全後漢文·仙人唐公房碑》也有唐公房得仙藥後與他的妻子、房屋、六畜一起昇天的故事。

　　〔３〕五個左翼青年作家指李偉森、柔石、胡也頻、馮鏗和白莽（殷夫）。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們被國民黨反動派祕密殺害於上海龍華。參看《南腔北調集·爲了忘卻的記念》。

　　〔４〕“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語出《史記·陸賈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５〕“民族文學”即“民族主義文學”，一九三○年六月由國民黨當局策劃的御用文學。發起人爲潘公展、範爭波、朱應鵬、傅彥長、王平陵等。下文所說對拔都西侵的讚美，見《前鋒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一年四月）黃震遐所作的詩劇《黃人之血》。參看《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各地學生奮起抗議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紛紛到南京請願，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舉行總示威，遭到軍警的逮捕和屠殺，有的學生被刺傷後又被扔進河裏。次日，南京衛戍當局對記者談話，詭稱死難學生是“失足落水”。〔７〕這裏所引“第三種人”的一些論調，見蘇汶發表在《現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和第一卷第六期的《“第三種人”的出路》（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月）等文。參看《南腔北調集·論“第三種人”》。

　　〔８〕關於藝華影片公司和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等書店被搗毀的事，參看《準風月談·後記》。

　　〔９〕關於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查禁書籍一百四十九種，參看《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被禁的作者和書籍中有：蘇聯高爾基（１８６８—１９３６）的《高爾基文集》、《我的童年》等，盧那卡爾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３３）的《文藝與批評》、《浮士德與城》，斐定（１８９２—１９７７）等的《果樹園》，法捷耶夫（１９０１—１９５６）的《毀滅》，綏拉菲摩維支（１８６３—１９４９）的《鐵流》，美國辛克萊（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的《屠場》、《石炭王》等，比利時梅迪林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的《檀泰琪兒之死》等，俄國梭羅古勃（１８６３—１９２７）等的《飢餓的光芒》，瑞典斯忒林培克（１８４９—１９１２，通譯斯特林堡）的《結婚集》等。

　　〔１０〕關於官員和出版家開會的事，參看作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１１〕書籍雜誌檢查處指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一九三四年五月在上海設立。

　　〔１２〕弗理契（ＢＭd\MZJ，１８７０—１９２７）蘇聯文藝評論家、窩芳搖Ｖ*作有《藝術社會學》、《二十世紀歐洲文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