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说起草于一九三二年的九月，到十二月的初旬写成，然而我起意写这样材料的长篇却在下笔的前一年。记得一九三一年的八月由杭州回到上海，一个星期日下午，叶圣陶兄约我在江湾某园闲谈。我们踏着绿草地上夕阳的淡影，谈着文艺界的种种情形与怎样创作的话。我说打算写两个长篇：一个是以济南五三惨案为背景，描写帝国主义下的日本兵士心理的矛盾，再加上革命青年与痛苦妇女的觉悟，以人类的伟大同情与恶势力相抗争作归结。另一个就是《山雨》，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这两种题材圣陶都极赞同，希望我早日完成。但到九月中我离开上海后，便发生了九一八的事变！那时我已经开始写头一篇了。十月末写成九万字左右，那时中日的冲突日甚，接着便是淞沪的抗日战争。我正写到一个日本兵士的心理变化，当前的情形使我不愿继续写下去（自己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心理），从此便把这本未完的稿子丢在一边。直到今年的暑天过后，我想还是写第二篇吧。费时三月余写成这本《山雨》，虽然大概的构图是经过几番寻思，而调制材料也还费过相当的时间，不过写完之后总感到不满，尤其是后半部结束得太匆忙了，事实的描写太少，时间又隔离的太久。原想安排五六个重要人物，都有他们的各个故事的发展，并不偏重一两个主角，在写作中终于没有办到，所以内容还是太单调了。这是我觉得脱懒与不安的！

小说中的事实并没有什么夸张，——我觉得一点没有，像这样的农村与其中的人物在中国太平常了，并不稀奇。我在文字中没曾用上过分夸大的刺激力。

末后得谢谢圣陶！因为《山雨》在开明印刷时，圣陶兄自愿替我校对，这不但作者应该十分感谢，而且是这本小说的光荣。

统　照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