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中有一個稍為讀過兩天書的，卻是這一班人的篾片，起來說道：『列位所說的幾個字眼，都是很通的，但是都有點不很對。』眾人忙問何故。那人道：『他因為死了兩個字不好聽，才來和我們商量改個字眼，是嫌那死字的字面不好看之故。諸位所說的，還是不免死啊、歿啊的；至於那孤哀子三個字，也嫌不祥。我倒想了四個字很好的，包你合用。但是古人一字值千金，我雖不及古人，打個對折是要的。』他屈指一算，四個字是二千銀子。便說道：「承你的情，打了對折，卻累我借來的款就打了八折了，如何使得！』於是眾人做好做歹，和他兩個說定，這四個字，一百元一個字，還要那人跟了他去代筆。那人應充了，才說出是『待父天年』四個字。眾人當中還有不懂的，那人早拉了他同去見老西兒了。那人代筆寫了，老西兒又不答應，說一定要親筆寫的，方能作數。他無奈又辛辛苦苦的對臨了一張，簽名畫押，式式齊備。老西兒自己不認得字，一定要拿去給人家看過，方才放心。他又恐怕老西兒拿了借據去，不給他錢，不肯放手。於是又商定了，三人同去。他自己拿著那張借據，走到胡同口，有一個測字的，老西兒叫給他看。測字的看了道：『這是一張寫據。』又顛來倒去看了幾遍，說道：『不通，不通！甚麼父天年！老子年紀和天一般大，也寫在上頭做甚麼！』老西兒聽了，就不答應。那人道：「這測字的不懂，這個你要找讀書人去請教的。』老西兒道：「有了，我們到票號裡去，那裡的先生們，自然都是通通兒的了。』於是一起同行，到得一家票號，各人看了，都是不懂。偏偏那個寫往來書信的先生，又不在家。老西兒便嚷靠不住：『你們這些人串通了，做手腳騙咱老子的錢，那可不行！』其時票號裡有一個來提款子的客人，老西兒覺得票號裡各人都看過了，惟有這個客人沒有看過，何不請教請教他呢。便取了那借據，請那客人看。那客人看了一遍，把借據向桌子上一拍道：『這是那一個沒天理、沒王法、不入人類的混帳畜生忘八旦幹出來的！』老西兒未及開口，票號裡的先生見那客人忽然如此臭罵，當是一張甚麼東西，連忙拿起來再看。一面問道：『到底寫的是甚麼？我們看好像是一張借據啊。』那客人道：「可不是個借據！他卻拿老子的性命抵錢用了，這不是放他媽的狗臭大驢屁！』票號裡的先生不懂道：『是誰的老子，可以把性命抵得錢用？』客人道：『我知道是那個梟獍幹出來的！他這借據上寫著等他老子死了還錢，這不是拿他老子性命抵錢嗎！唉！外國人常說雷打是沒有的，不過偶然觸著電氣罷了，唉！雷神爺爺不打這種人，只怕外國人的話有點意思的。』一席話，當面罵得他置身無地，要走又走不得。幸得老西兒聽了，知道寫的不錯，連忙取回借據，辭了出來，去劃了一萬銀子給他。那人坐地分了四百元。他還問道：『方纔那個客人拿我這樣臭罵，為甚又忽然說我孝敬呢？』那人不懂道：『他幾時說你孝敬？』他道：『他明明說著孝敬兩個字，不過我學不上他那句話罷了。』那人低頭細想，方悟到『梟獍』二字被他誤作『孝敬』，不覺好笑，也不和他多辯，樂得拿了四百元去享用。這個風聲傳了出去，凡是曾經借過錢給他的，一律都拿了票子來，要他改做了待父天年的期，他也無不樂從，免得人家時常向他催討。據說他寫出去的這種票子，已經有七八萬了。」

　　我聽了不禁吐舌道：「他老子有多少錢，禁得他這等胡鬧！」繼之道：「大約分到他名下，幾十萬總還有；然而照他這樣鬧，等他老子死下來，分到他名下的家當，只怕也不夠還債了。」說話時夜色已深，各自安歇。

　　過得幾天，便是那陳稚農開弔之期。我和他雖然沒甚大不了的交情，但是從他到上海以來，我因為買銅的事，也和他混熟了。況且他臨終那天，我還去看過地，所以他訃帖來了，我亦已備了奠禮過去。到了這天，不免也要去磕個頭應酬他，借此也看看他是甚麼場面。吃過點心之後，便換了衣服，坐個馬車，到壽聖庵去。我一徑先到孝堂去行禮。只見那孝帳上面，七長八短，掛滿了輓聯；當中供著一幅電光放大的小照。可是沒個親人，卻由繆法人穿了白衣，束了白帶，戴了摘纓帽子，在旁邊還禮謝奠。我行過禮之後，回轉身，便見計醉公穿了行裝衣服，迎面一揖；我連忙還禮，同到客座裡去。座中先有兩個人，由醉公代通姓名，一個是莫可文，一個是卜子修。這兩位的大名，我是久仰得很的，今日相遇了，真是聞名不如見面。可惜我一枝筆不能敘兩件事，一張嘴不能說兩面話，只能把這開弔的事敘完了，再補敘他們來歷的了。

　　當下計醉公讓坐送茶之後，又說道：「當日我們東家躺了下來，這裡道台知道稚翁在客邊，沒有人照應，就派了卜子翁來幫忙。子翁從那天來了之後，一直到今天，調排一切，都是他一人之力，實在感激得很！」卜子修接口道：「那裡的話！上頭委下來的差事，是應該效力的。」我道：「子翁自然是能者多勞。」醉公又道：「今天開弔，子翁又薦了莫可翁來，同做知客。一時可未想到，今天有好些官場要來的，他二位都是分道差委的人員，上司來起來，他二位招呼，不大便當。閣下來了最好，就奉屈在這邊多坐半天，吃過便飯去，代招呼幾個客。」說罷，連連作揖道：「沒送帖子，不恭得很。」我道：「不敢，不敢。左右我是沒事的人，就在這裡多坐一會，是不要緊的。」卜子修連說：「費心，費心。」我一面和他們周旋，一面叫家人打發馬車先去，下半天再來；一面卸下玄青罩褂，一面端詳這客座。只見四面掛的都是挽幛、輓聯之類，卻有一處牆上，粘著許多五色箋紙。我既在這裡和他做了知客，此刻沒有客的時候，自然隨意起坐。因走到那邊仔細一看，原來都是些輓詩，詩中無非是讚歎他以身殉母的意思。我道：「訃帖散出去沒有幾天，外頭弔挽的倒不少了。」醉公道：「我是初到上海，不懂此地的風土人情。幸得卜子翁指教，略略吹了個風到外面去。如果有人作了輓詩來的，一律從豐送潤筆。這個風聲一出去，便天天有得來，或詩，或詞，或歌，或曲，色色都有。就是所掛的輓聯，多半也是外頭來的，他用詩箋寫了來，我們自備綾綢重寫起來的。」我道：「這件事情辦得好，陳稚翁從此不朽了！」醉公道：「這件事已經由督、撫、學三大憲聯銜出奏，請宣付史館，大約可望准的。」

　　說話之間，外面投進帖子來，是上海縣到了，卜、莫兩個，便連忙跑到門外去站班。我做知客的，自不免代他迎了出去，先讓到客座裡。這位縣尊是穿了補褂來的，便在客座裡罩上玄青外褂，方到靈前行禮。卜、莫兩個，早跑到孝堂裡，筆直的垂手挺腰站著班。上海縣行過禮之後，仍到客座裡，脫去罩褂坐下，才向我招呼，問貴姓台甫。此時我和上海縣對坐在炕上。卜、莫兩個，在下面交椅上，斜簽著身子，把臉兒身子向裡，只坐了半個屁股。上海縣問：「道台來過沒有？」他兩個齊齊回道：「還沒有來。」忽然外面轟轟放了三聲大炮，把雲板聲音都蓋住了，人報淞滬厘捐局總辦周觀察、糖捐局總辦蔡觀察同到了。上海縣便站起來到外頭去站班迎接，卜、莫兩個，更不必說了。這兩位觀察卻是罩了玄青褂來的，逕到孝堂行禮，他三個早在孝帳前站著班了。行禮過後，我招呼著讓到客座升炕；他兩個就在炕上脫去罩褂，自有家人接去。略談了幾句套話，便起身辭去。大家一齊起身相送。到得大門口時，上海縣和卜、莫兩個先跨了出去，垂手站了個出班；等他兩個轎子去後，上海縣也就此上轎去了，卜、莫兩個，仍舊是站班相送。從此接連著是會審委員、海防同知、上海道，及各局總辦、委員等，紛紛來弔。卜、莫兩個，但是遇了州縣班以上的，都是照例站班，計醉公又未免有些瑣事，所以這知客竟是我一個人當了。幸喜來客無多，除了上海幾個官場之外，就沒有甚麼人了。

　　忙到十二點鐘之後，差不多客都到過了。開上飯來，醉公便抬呼升冠升珠，於是大眾換過小帽，脫去外褂，法人也脫去白袍。因為人少，只開了一個方桌，我和卜、莫兩個各坐了一面，繆、計二人同坐了一面。醉公起身把酒。我正和莫可文對坐著，忽見他襟頭上垂下了一個二寸來長的紙條兒，上頭還好像有字，因為近視眼，看不清楚，故意帶上眼鏡，仔細一看，上頭確是有字的，並且有小小的一個紅字，像是木頭戳子印上去的。我心中莫名其妙，只是不便做聲。席間談起來，才知道莫可文現在新得了貨捐局稽查委員的差使。卜子修是城裡東局保甲委員，這是我知道的。大家因是午飯，只喝了幾杯酒就算了。

　　吃過飯後，莫可文先辭了去。我便向卜子修問道：「方纔可翁那件袍子襟上，拴著一個紙條兒，上頭還有幾個字，不知是甚道理？」卜子修愕然，稜了一稜，才笑道：「我倒不留神，他把那個東西露出來了。」醉公道：「正是。我也不懂，正要請教呢。那紙條兒上的字，都是不可解的，末末了還有個甚麼四十八兩五錢的碼子。」卜子修只是笑。我此時倒省悟過來了。禁不住醉公釘著要問，卜子修道：「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來了，每有應酬，都是到兄弟那邊借衣服用。今天的事，兄弟自己也要用，怎麼能夠再借給他呢。兄弟除了這一身灰鼠之外，便是羔皮的。褂子是個小羔，還可以將就用得，就借給了他。那件袍子，可是毛頭太大了，這個天氣穿不住。叫他到別處去借罷，他偏又交遊極少，借不出來。幸得兄弟在東局多年，綵衣街一帶的衣莊都認得的，同他出法子，昨天去拿了兩件灰鼠袍子來，說是代朋友買的，先要拿去看過，看對了才要；可是這個朋友在吳淞，要送到吳淞去看，今天來不及送回來，要耽擱一天的。那衣莊上看兄弟的面子，自然無有不肯的；不過交代說，鈕絆上的碼子是不能解下來的，解了下來，是一定要買的。其實解了下來，穿過之後，仍舊替他拴上，有甚要緊。這位莫可翁太老實了，恐怕他們拴的有暗記，便不敢解下來。大約因為有外褂罩住，想不到要寬衣吃飯，穿衣時又不曾掖進去，就露了人眼。真是笑話！」醉公聽了方才明白。

　　坐了一會，家人來說馬車來了，我也辭了回去。換過衣服，說起今天的情形，又提到陳稚農要宣付史館一節，不禁歎道：「從此是連正史都不足信的了！」繼之道：「你這樣說，可當《二十四史》都是信史了？」我道：「除他之外，難道還有比他可信的麼？」繼之道：「你只要去檢出《南北史》來看便知，盡有一個人的列傳，在這一朝是老早死了，在那一朝卻又壽登耄耋的，你信那一面的好？就舉此一端，已可概其餘了。後人每每白費精神，往往引經注史，引史證經，生在幾千年之後，瞎論幾千年以前的事，還以為我說得比古人的確。其實極顯淺的史事，隨便一個小學生都知道的，倒沒有人肯去考正他。」我道：「是一件甚麼史事？」繼之道：「天下最可信的書莫如經。《禮記》上載的：『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這可是讀過《禮記》的小孩子都知道的，武王十三年伐紂，十九年崩；文王是九十七歲死的，再加十九年，是一百十六歲；以此算去，文王二十三歲就生武王的了。《通鑒》卻載武王生於帝乙二十三祀，計算起來，這一年文王六十三歲。請教依那一說的好？還有一層：依了《通鑒》，武王十九年崩，那年才得五十四歲；那又列入六經的《禮記》，反以不足信了。有一說，說是五十四歲是依《竹書紀年》的。《竹書紀年》托稱晉太康二年，發魏襄王墓所得的，其書未經秦火，自是可信。然而我看了幾部版子的《竹書紀年》，都載的是武王九十四歲，並無五十四歲之說。據此看來，九十三、九十四，差得一年，似是可信的了，似乎可以印證《禮記》的了；然而武王死了下來，他的長子成王，何以又只得十三歲？難道武王八十一歲才生長子的麼？你只管拿這個翻來覆去的去反覆印證，看可能尋得出一個可信之說來？這還是上古的事。最近的莫如明朝，並且明朝遺老，國初尚不乏人，只一個建文皇帝的蹤跡，你從那裡去尋得出信史來！再近點的，莫如明末，只一個弘光皇帝，就有人說他是個假的，說是張獻忠捉住了老福王宰了，和鹿肉一起煮了下酒，叫做『福祿酒』；那時候福王世子，亦已被害了，家散人亡，庫藏亦已散失，這廝在冷攤上買著了福王那顆印，便冒起福王來。亦有人說，是福王府中奴僕等輩冒的。但是當時南都許多人，難道竟沒有一個人認得他的，貿貿然推戴他起來，要我們後人瞎議論，瞎猜摩？但是看他童妃一案，始終未曾當面，又令人不能不生疑心。像這麼種種的事情，又從那裡去尋一個信據？」我道：「據此看來，經史都不能信的了？」繼之道：「這又不然。總而言之，不能泥信的就是了。大凡有一篇本紀，或世家，或列傳的，總有這個人；但不過有這個人就是了，至於那本紀、世家、列傳所說的事跡，只能當小說看，何必去問他真假。他那內中或有裝點出來的，或有傳聞失實的，或有故為隱諱的，怎麼能信呢。譬如陳稚農宣付史館，將來一定入《孝子傳》的了。你生在今日，自然知道他不是孝子；百年以後的人，那就都當他孝子了。就如我們今日看古史，那些《孝子傳》，誰敢保他那裡頭沒有陳稚農其人呢。」

　　說話之間，外面有人來請繼之去有事。繼之去了，我又和金子安們說起今天莫可文袍子上帶著紙條兒的事，大家說笑一番。我又道：「這兩個人，我都是久仰大名的，今日見了，真是聞名不如見面！」子安道：「據此說來，那兩個人又是一定有甚故事的。你每每叫人家說故事，今天你何妨說點給我們聽呢。」我道。「說是可以，叫我先說那一個呢？」德泉道：「你愛先說誰就說誰，何必問我們呢。」

　　我道：「我頭一次到杭州，就聽得這莫可文的故事。原來他不叫莫可文，叫莫可基。十八歲上便進了學，一直不得中舉；保過兩回廩，都被革了。他的行為，便不必說了。一向以訓蒙為業；但是訓蒙不過是個名色，骨子裡頭，唆攬詞訟，魚肉鄉民，大約無所不為的了。到三十歲頭上，又死了個老婆，便又藉著死老婆為名，硬派人家送奠分，撈了幾十吊錢。可巧出了那莫可文的事。可文是可基的嫡堂兄弟。可文的老子，是一個江西候補縣丞，候了不知若干年，得著過兩次尋常保舉；好容易捱得過了班，滿指望署缺抓印把子，誰知得了一病，就此嗚呼了。可文年紀尚輕，等到三年服滿之後，才得二十歲左右，一面娶親，一面想克承父志，便寫信到京城，托人代捐了一個巡檢，並代辦驗看，指省江蘇，到部領憑。領到之後，便寄到杭州來。誰知可文連一個巡檢都消受不起！部憑寄到後，正要商量動身到省稟到，不料得了個急痧症死了。可基是嫡堂哥哥，至親骨肉無多，不免要過來幫忙，料理喪事。虧得他足智多謀，見景生情，便想出一個法子來，去和弟婦商量說：此刻兄弟已經死了，又沒留下一男半女，弟婦將來的事，我做大伯子的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我只靠著教幾個小學生度日，如何來得及呢。兄弟捐官的憑照，放在家裡，左右是沒用的，白糟蹋了；不如拿來給我，等我拿了他去到省，弄個把差使，也可以雇家，總比在家裡坐蒙館好上幾倍。他弟婦見人已死了，果然留著也沒用，又不能抵錢用的，就拿來給了他。他得了這個，便馬上收拾趁船，到蘇州冒了莫可文名字去稟到。」

　　正是：源流雖一派，涇渭竟難分。未知假莫可文稟到之後，尚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