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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人把文化和文艺混同为一个，同时，也把恋爱和结婚又相混在一起。没有一个女子谈到恋爱之时不在想到结婚，交际一个男子时候打听他是不是配于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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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有两种：一种是小孩，女子，走卒在账房先生旁边学得几个字。还有一种是上学；上学的里面再有两种：一种是“之乎者也”，一种是“父母兄弟，我的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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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对于文化的素养不同，他们能理解的文艺作品也不同，所以有许多比较高深文体之作品，如需叫大众理解，不得不用浅近文字来写出，那么这就叫通俗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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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往往把文化和文艺混同着。如说文艺先行于文化，而哲学是在后面的，这样说就似乎把文化和文艺的混同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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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现在的文坛正是一个空白时代，那或许也对，因为目下杂志上作品虽多，指导的艺术作品却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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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物，有各种多样，但都可以用文字来表现，所以我们知道，文化可使用文字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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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的苏高子居来了一位宾客，他是一位教育家，他说，他在办一个教育机关，近来发起一个卫生实验模范区，要请我去当主任，本来他先找到一个某医师，某医师从前为他们讲演过医学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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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起时翻个身，也成为痛苦的事体了，平常能够在这小公寓温暖空气之中，模糊地高兴地起来，可是现在就成为一个过分懒惰的身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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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晨七时，听见起床钟，在床中转动一下，跳起，穿衣服。这种宿舍没有洗面间，取出一小管的用剩牙膏，用剪刀剪开，把内容拆出，今天用光后，再没有牙膏用了，坐下来写一封信给广州罗宗洛，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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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还不晓得祖父是属于太平天国而外祖母属于大清帝国少宰之家庭。身体的遗传有红绿色神的异常和轻度鱼鳞症，祖母以为我诞生在冬至前后，被脚炉烘干皮肤之故，色神的异常是后来大学生的时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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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天多雨，街上看见卖菊花者，就出十元买两盆，放在书室后把它忘去了。一个半天，天晴了一刻，看见一半青天，再看见有些菊花，忽地想着葬一个伟人，因为葬他之日，天晴而又菊花香，我不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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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在的文学是否应该大众化大众的文学要从大众产生的，大众是劳苦大众而不是白相大众，可是劳苦大众不识字，又没有工夫弄文学，因此革命文学家要想把文学送进大众而在努力，这便是二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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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同青年接近得多一点了，感觉到我国的封建的遗残还很厉害，且一面有帝国主义的历年的压迫，因此他们对于思想及人物之有名或新生者有恐怖的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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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前期的“大众化问题”大众文艺要在找大众。这岂不是看了题目做文章。原来大众是在找自己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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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听说是指佛教之僧侣团的。后来日本人把几种有闲通俗小说题名为大众小说，不过，我们用不着去把它清算，我们晓得大众乃无产阶级内的大多数人便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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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写这篇东西？今天犹然存在于人们口中和地图上的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乃至唤作新西门的通惠门，唤作新东门的武成门，唤作新南门的复兴门，只是“实”已亡了，而这些“名”，说不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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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都城也有别号一人一名。这是近几年来，因了编制户籍，尤其因了在财货方面的行为，便于法律处理，才用法令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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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题目所标，应该先谈衣，而后才是食，才是住，才是行。但为了暂时躲懒——不！不是躲懒，而是怕热，乃取了一点巧，将一部分陈稿子翻出来加以修改，提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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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渝随笔到重庆，第一使成都人惊异的，倒不是山高水险，也不是爬坡上坎，而是一般人的动态，何以会那么急遽？所以，成都人常常批评重庆人，只一句话：“翘屁股蚂蚁似的，着着急急地跑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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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中华民国十三年秋，小可看了一场西洋镜之后，叶落归根，依然精赤条条跑回这九里三分的成都来时，在前六年与几个朋友共同办理的《川报》，还未被杨督理子惠先生封闭，仍一天两大张的在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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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常喜说一个故事：二十年前有位新到法国的中国学生，住在巴黎近郊某“市镇”，一天，骑了一辆脚踏车在宽阔平坦的人行道上行驰，遇着一个警察把他拦住，指手画脚说了好一会，而这位中国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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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我吗？说老实话！我在你们贵国的四川省住了三十年了。哈哈！说不定比你们的岁数还要多些哩！如其我把衣服换过：照你们一样，穿一件蓝洋布长衫，套一件青呢马褂，再加上一双薄底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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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中国西南部一个古城。还在三千多年前的部落时代，已有相当高的文化。那时部落号为蚕丛氏，国名叫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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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壬寅春节是我国在连续三年大灾害之后，决可转入一个上好年景的年头。为了表达我至诚祝愿，因拟一副春联，安排过春节时，贴在我菱窠的木板门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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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是真热。即以着笔之今日而言，在上午八点钟，平常家用之寒暑表上，水银已上升到八十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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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谓武力民众化杨森先生别无它长，就是喜欢闹点矛盾笑话，一发言，一动作，无一不是新新《笑林广记》上的资料，比如去年乘机溜到宜昌去时，同一天竟会发出两封电报，向武昌说是“恭就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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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的今日，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境内，显然有两种相反的现象表现出来：一是悲哀的，一是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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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的脸最近世的中国人所干出的事，已经很少不是故意在惹人发笑的了，比如袁世凯，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好了，为什么要干着那瞒不着人的选举？又比如张宗昌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也讲起礼义廉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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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位朋友兴兴头头的走来。我刚刚站起来让座，他早狂笑着道：“好机会，今天又无意的听了一回街头讲演！”原来我们成都可不像从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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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容易的过去了。今天是民国九年一月四日，新年的最新的星期日，却正是我们《星期日》周报第二十六期《新年增刊号》发行的时候，又是我们《星期日》在这新年里与诸公第一次的新见面，谨祝诸公
